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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的九月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
夕阳
夕阳
昔日的女王
昔日的女王
红叶
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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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一个向导。”多恩说,“他的妻子戴着一顶巴黎买的帽子,身穿一件价值四万法郎的裘皮大衣。他坠崖的时候,她也在登山的现场。我也听说过向导坠崖的事儿,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向导工作时还要带着老婆,和付费的客户一道登山。因为市长说了,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第四个人也是一个向导——”
“——姨妈的女儿和丈夫。也许牧师了解情况。当天下午,她和大富豪离开的时候,牧师就在车站。也许她的表姐和表姐夫把这事交给牧师了。也许又是钱。也许她只是听不到牧师在说什么。那天下午上火车时,她似乎既听不见,又看不见了。”
“什么,爸爸?”孩子问,“你刚才说什么?”
“黑啤还是黄啤,先生们?”
“他们把她带上了。按照原定计划,那天早上他们是要举办婚礼的。布瑞克斯接到客户的电报后,就推迟了婚礼。他和席勒原打算陪客户登到他想去的地方,然后把他带回来送上火车。但是客户一下火车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婚礼,所以他就负责主持了这场婚礼——”
“他们等了二十四个小时。大富豪推迟了一整天。席勒那天下午把他们送回伯尔纳丁山,一早就让他们沿着小路下山。当天晚上,席勒和一个弟兄又去了一趟格莱西,试图再找一找布瑞克斯。但是雪太厚了,所以席勒只好回到村里求助。(大富豪对此也是有贡献的。他拿出很大一笔钱雇人去找布瑞克斯。)天亮后,席勒和几位弟兄想从谷底爬上去。但是雪太厚,只能等春天雪化了才行。最后连席勒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得等,于是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太太乘火车走了。过了一阵子,雪——”
“还有那个新娘?”多恩问。
“也许他待她很好。”多恩说,“即使他是意大利人,外国人——”
“他说他们俩都是向导,一个是刚才出来拿走冰镐的那个,另一个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他们三个都是村里的人,那个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她和棺材里的那个男的是夫妻。去年秋天,他们四个人一道去登山——”
“很高兴回来了。”我说。
“好了。你们想吃点什么?”
本报贝尔格莱德消息
“没错。 昨晚乘火车回来的。上个月雪开始融化,上周席勒给大富豪拍了个电报。他觉得现在可以去找了。所以她昨天午夜下了火车,把包寄存在那儿,一直坐在车站里等,直到席勒早上来接她。他们一起出去,找到了布瑞克斯的尸体,把他抬了回来。要是今晚她在教堂觉得很冷的话,她可以随时去车站,坐在那儿等明天的火车。你们想吃点什么?”
“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说,“他抽出胳膊后说了些什么?”
“她的姨妈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侍者说,“她和她们住在一起,可是一个人的表姐夫,也许不是既有钱又对钱很大方的人,不是该花钱就花钱的人。所以大富豪在证书上签了字,牧师也为攀登伯尔纳丁山祈了福。大富豪打算爬到那儿后主持婚宴,第二天回家,乘火车去米兰,再合并一个公司什么的。如果天气不尽人意的话,一个孩子登山也会感到孤零零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富豪张罗了他们的婚宴。第二天早晨,他们到了格莱西地区。布瑞克斯原本没想过要去那儿。也许是哪儿出了状况吧,也许是因为糟糕的天气——他们总把‘天气很糟’挂在嘴边。他们本应该在伯尔纳丁的山洞里过夜。也许是因为大富豪要赶火车,大家不想让他费劲地拖着行李上山下山,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也许布瑞克斯应该把他的妻子留在伯尔纳丁山上。其实每个人都不想结婚,也没打算结婚。无论怎样,布瑞克斯不该带大富豪去那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事儿,布瑞克斯和席勒早该知道的。大富豪从悬崖上滑倒了,连累了布瑞克斯太太,他们俩又带倒了布瑞克斯。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席勒将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悬崖上,布瑞克斯太太、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吊在绳子的另一端,悬荡在结冰的山崖上。不过,至少富豪把他的斧头及时扔掉了,幸好没有砸到布瑞克斯。这确实很幸运,因为布瑞克斯用自己的斧藏书网头是够不着这根悬空的绳子的。没人能把不停晃荡的三个人一下子拉上来,至少这附近没人能做到。这次登山之旅,全程都是大富豪买单,布瑞克斯自然不会要他把绳子砍断。那样的话,席勒就只能把向导的妻子拉上去,而他的妻子只是个摆设,在那儿也出不上什么力。所以布瑞克斯把他和大富豪之间的绳子砍断了,随后席勒把剩下的两个人拉了上去。第二天下午,布瑞克斯太太和大富豪乘火车走了,过了一阵子,雪——”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问。
“黄啤,夫人,我们还要住宿。”
“也许她现在很爱他。”多恩说。
“是的,”多恩说,“我也会问的。他们去登山。倒不常听说职业向导坠崖的事儿,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向导身上了。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时,他的尸体才被找到。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把尸体抬到这儿,他的妻子随时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车。我们可以用她的事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所以晚安啦,先生们。”
“等等。”多恩说,“那个新娘?那个寡妇?”
接着,我注意到了,有那么五六秒、然后八秒、十秒左右的时间,多恩都没有动望远镜了。我觉得我的眼珠子仿佛也在经历那种难以忍受的时刻,热辣辣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很快就要迸发并喷涌而下了。这时多恩放下望远镜,扭过头,眼里泪汪汪的。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的时候,他微微低下头,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他们抬着一个人呢。”他说。
“那位死者,”多恩说,“村子里坠崖的那位——”
“是的。”多恩说,“我再也不想雪了。从此以后,我也不想看雪了。”
“他很有钱。”侍者说。他一直没再动,甚至也没再擦桌子,我们觉得桌子也不需要擦。他就站在那儿。“他是个大富豪。在过去四五年里,布瑞克斯和席勒总是带他一起攀登附近好爬点儿的山。那几年里,他合并个公司什么的就能赚上两百万克朗、法郎或里拉。要不是那样的话,他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他的年纪比你稍大些,但是大得不多。他并不是真的来登山的。他把登山当作度假,也许只是来拍几张照片登到老家的报纸上。一般情况下,人们登山可不是度假。人们给自己找个放假的借口,然后就外出度假。那登山的钱本来应该花在老婆的吃喝上的。布瑞克斯觉得这次能赚到一笔钱,一笔额外的钱。也许就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零花钱了。于是,大富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亲手把新娘交给布瑞克斯,在证书上签字——”
“你刚才说的是奥地利语吧。”我说。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问。
男子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整个人被摊开的报纸遮住了,只能看到镶边卡其布衣袖里露出的双手、下身浅色无翻边的华达呢裤子和脚上的系带军用鞋。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天,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一个丈夫和父亲,年纪尚未到四十。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读军校时的旧档案。如今他可是一名专业技术中尉了,刚学完进修课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还不知道被派到哪儿去服役。
德国佐德尼亚州州长,冯·普鲁科纳将军,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个法国女人刺死。
“好吧。”我说,“假如他——”这会儿,教堂已近在咫尺了。至少在我们去过的欧洲几个地方,你永远无法知道一个人讲什么语言,或者不常讲哪些语言。我们继续朝那座看似空荡荡的教堂走去,因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纷纷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好!”过了片刻,有一个人应声道。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五十来岁,样子不讨人喜欢,凭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邮差,就像那天等在亚拉巴马州的监狱外、身背皮革邮袋的那个邮差一样。其余的人仍然扭头注视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到他们当中时,他们才收回目光。站在人群中,我们也看到了教堂的里面——一间石头砌的小房间,不比一个岗亭藏书网大多少,里面微弱的、冷冷的烛光向上弥漫开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围,变得暗淡了。烛光似乎加重了我们离开积雪后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气。我们看见了蜡烛、石棺,还有一个妇女跪在石棺旁。她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从瑞士的某个城市买的。牧师正在后面忙着,神态颇像一位忙乱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妇。另外一个男子,一个村民,正站在过道中段的长椅旁。也许他不是早出晚归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我们朝教堂里望去,只见牧师从石棺后面走过,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他的教袍静寂无声,偶尔发出嘶嘶声,仿佛弥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烛光发出的声音。牧师就像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一样,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就往后面或旁边走开了。另一个人从长椅那儿起身,沿着过道向我们走过来。我没有看到,但是能感觉到他在走动。这个男子出门离去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多恩和那个瘦小的邮差。男子弯腰捡起了一把冰镐,上面镶有五六颗钢锥,然后瞧都没瞧我们一眼,就从我们身边走开了。邮差之所以还在那儿,是因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我想起离开巴黎前曾有人叮嘱过我们,你可以对欧洲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决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毫无疑问,这人也许是一名政府职员,那么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宪兵或车站站长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看不见其他人,只能隐约感到他们正从黑暗中窥视着我们,而多恩在门口抓着那个邮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个正在偷苹果的小孩一样。从敞开的大门看过去,只见那个身穿裘皮大衣、戴着巴黎帽子的妇女仍旧跪在那儿,前额贴在石棺上,仿佛睡着了似的。多恩的法语还说得过去,虽然经常词不达意,可别人还能听得懂。
“对,”侍者说,“那又怎么样?”
“先生们好!”多恩打招呼,“女士们好!”
“兴许他不是坠崖死的呢,”多恩说,“兴许是一个朋友把他推下去的,兴许是因为打赌跳下去的。我们到欧洲来了,也应该考察一下风俗民情嘛。即使在亚拉巴马州,你也绝对见不到这样的葬礼的。”
“是的,”侍者说,“布瑞克斯和他的妻子,还有艾米尔·席勒和那个客户。那天是布瑞克斯和妻子订婚的日子。去年,他们本来定好了,布瑞克斯过了秋天后尽力赚够钱,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冬天正式结婚。可就在婚礼的前一晚,布瑞克斯接到了客户的电报,说自己已经到了苏黎世,打算明天早晨去见他。所以布瑞克斯把婚礼推迟了,他和席勒去火车站接了客户。客户下车时,带着价值八千到一万法郎的登山装备。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五年中布瑞克斯和席勒帮他购置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第二天——”
“前面那个人是位牧师。”多恩说,“把望远镜给我。”我们两个轮流看着,但是每次都没能从他们的身后发现什么,只能看到山脚下有一堆岩石,他们刚才就是从岩石背后走出来的。附近没有停放尸体的房子或小屋,那儿只有杂乱的岩石和无声咆哮着的、甚至都不会结冰的悬崖。再往上看,高耸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细长得像一根线似的。随后,我又注意到了蠕动着的黑点踩出来的那道雪沟,不仅身后有,而且身前也有。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脸。“他们是去那儿寻尸的,眼下正往回抬。”多恩说,“他坠崖了。”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是她的丈夫。那顶帽子是在巴黎买的。我敢打赌,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万法郎呢。”
我们走进酒吧。“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又有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我们喝着金黄色的啤酒,晨曦仿佛被盛在了杯子中。要是在美国,中午前喝酒,热天喝酒,就像做礼拜时端盆豆子剥壳一样,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不过,驻扎在蒂罗尔期间,我们吃早餐时也喝过酒。火车进站了,多恩说:“你们好,先生们!”同样又有人回应了他一下。我们出了酒吧,明亮刺眼的雪光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沿着站台朝三等车厢走去,转身九_九_藏_书_网往回看,除了雪和太阳外,那情形仿佛又回到了昨晚:山村农民一张张平静的脸,只不过人不如昨晚多,眼下全都是男人。他们也许早就在那儿了,就像美国小镇上的人那样,都是乘火车出门的。那个叫席勒的向导——就是昨晚从教堂里走出来的那位,正站在一等车厢的台阶上,旁边是那个戴着巴黎帽子、身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女人的脸曾经也是一张山野村民的脸。然而,只需六个月的时间,就足以抹去那高山幽谷、乡野村妇的痕迹,以及其他各种痕迹,如春天绿草坪上举办的节日狂欢(如果那里有绿草坪的话,如果瑞士人在春天举办节日狂欢的话),把奶牛从高山牧场上赶去赶回,用挤出的鲜奶做奶酪、牛奶巧克力或瑞士姑娘喜欢做的任何点心。
啤酒端上来了,金灿灿的。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兹堡、阿克伦或印第安纳波利斯出产的。这些人好像知道我们迟早会到那儿,我们刚点完,啤酒就送到我们眼前。服务生在围裙外套了一件餐服,这或许是洛桑和平宫外的第一件餐服。他面色英俊,可嘴里长着几颗坏牙,像个贪吃的马夫。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钟,我们发现他不仅英语讲得比我们好,而且当他忘了使劲发音时,美语也讲得比我们好。
“那么她的亲戚呢?”多恩问,“那个——”
“两杯啤酒, 夫人。”多恩说。
“是的,”多恩说,“我们出来走走。我们喜欢这样。那个人坠崖了。”
“我明白了。”多恩说,“一个陌生人。一个想要登山的客户。一个有钱的法国人。也许是一个常到巴黎为妻子买衣服的英国富豪。”
侍者甚至瞥都没瞥我一眼。“你们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说,“你们以为这儿是好莱坞啊。这可是瑞士。”他也没朝我们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他本来可以长篇大论一番的,但是并没有多说。
“是的,”多恩说,“我也纳闷。咱们去找个小旅馆吧。”
“刚才就是你们俩拽住格里格伦先生不放?”侍者问。
“那位正在哀悼的女人是谁?就是那位从巴黎来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吗?”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我不是说那个从教堂里走出来、手拿冰镐和首饰的向导。是另外一个,没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经死去的那位丈夫。”
旅馆可能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街,而我们就走在这条街上。很快,我们看见了那家小旅馆。在深夜刺骨的空气中,我们的鞋钉当当作响,山上的空气像冰水一样冷飕飕的。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在生机盎然的初春里,四下散落的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沿着山坡一层一层无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远,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现,闪烁不定。从街道走下两个台阶就是旅馆的大门了。多恩拉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温馨,也很干净。那儿摆放着一个火炉,还有几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一个妇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后面织着毛衣。我们走进酒吧时,这些山里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来。
“抬着一个人?”我问。我拿过望远镜,切身体验到了那种难受的感觉:一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窝里被拽了出来,还把另一颗眼珠子给牵扯动了,仿佛要越过鼻梁去填补那个空缺出来的眼窝似的。我来回转动着望远镜,也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正在山谷下蠕动着,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团,正往村子走去,蠕动着的长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首先是一个黑点,然后是两组黑点抬着尸体,后面跟着一个黑点,还有一行黑点。紧跟在尸体后面的那个黑点穿着裙子。
“市长啊。就在教堂门口那儿。”
“要不塞一块牛排吧。”他说。
“我在美国待过。在芝加哥。待了十六年。你们想吃点什么?”
“她可不是法国人。”男子说,“她是瑞士人。”
我们吃好饭。这顿饭菜在欧洲任何地方或任何讲法语的地方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登上干净的楼梯,走进屋檐陡峭的干净的小房间,躺在洁净、冰冷、散发着雪气的床单上。早晨,太阳从对面的山峦上升起来,斜长的光线照进山谷,后来又慢慢变短。阳光不是慢慢驱走了群山的阴影,而是像涨起的潮水99lib•net吞噬沙滩一样,把阴影瞬间抹去。我们离开旅馆时,山谷又沐浴在阳光中。我又想到这个国家若是水平的,肯定一马平川,只不过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因为我们从车站回头看过去,山村又位于我们的下方了。我们从早先误认为是山谷的地方往下眺望那真正的山谷。我们又站在雪地中,两侧沟槽内是铲雪机铲雪时形成的一道道邋遢的雪墙。漏斗状的雪墙下,闪亮的铁轨伸进隧道,明晃晃的阳光也照亮了黑漆漆的隧道口。过不了多久,在强光的照射下,山上的积雪就会融化,满溢的雪水就会流进隧道。
“难道她没什么亲戚吗?”多恩问。
多恩接过望远镜,把带子套到头上。当铺的伙计始终没能找到望远镜的包装盒。说不定是他收了别人五十里拉的钱把盒子给卖了。“他坠崖了。”多恩说,“你不想看看吗?”
“塞雪也许对望远镜有好处。”我说。
“等一等。”我说,“就算他坠崖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走吧。我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
“爸爸,”孩子问,“欧洲人还没有仇视和害怕德国佬的时候,欧洲是什么样子?”
这时,我们看到了葬礼。多恩在脏兮兮、坍塌的护墙处停下来,举起蔡斯单筒望远镜朝山谷里眺望。望远镜是他用五十里拉的价钱从米兰的一家当铺买来的,虽然只有一个透镜。但是多恩说,买它只不过花了两美元四十几美分,一个无透镜的蔡斯望远镜也值这些钱呢,印有蔡斯签名的两罐番茄酱也值这个价了。但在那个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制造的上等望远镜了。不过眼下,在当你强忍着用一只眼往里看,而另一只眼无处可望时,你会感到眼珠子仿佛要从眼窝中被拽出来似的,就像从磁铁上拔掉一粒钢珠球。不过,我们很快发现,每隔几秒,将望远镜换到另一只眼,就不至于太累。多恩叉开双腿,靠在脏兮兮的护墙后面,就像一位站在轮船桥楼上的海军军官。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块头身体好似一台谷物升降机。“我喜欢雪。”他边说边转一下望远镜,“在我们老家,除了好莱坞,别的地方都见不到雪。明天我们离开瑞士时,我要把望远镜的那头塞满雪,也好记住你。”
“等一等,”多恩说,“等一等。”
“嗯,她还能走路。”侍者说,“你们想吃什么?蔬菜炖肉?要不要来点火腿蛋?”
“你的美语讲得很好。”多恩说。
“也许他们俩现在结婚了。”多恩说。
“是的,先生。”邮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她的亲戚呢?”多恩问。“你刚才说她有几个亲戚。那个——”
“是的,先生。”邮差说。
过了极短暂的片刻,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
“我这会儿又不太想了。”多恩说。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总是要快些。他先进了山谷,山峦就像雪一样渐渐从视线中消失了,山谷出现了。几乎就在一瞬间,山谷变成了整个村庄,道路变成了上坡的鹅卵石街道。他也是第一个到那儿的。“他们正在教堂里,”他说,“有好几个人去那儿了。肯定有一、两个人还在那儿。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这时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来可以追溯到伦巴第国王的年代。烛光透过敞开的门扉照了出来,一群人静静地围在门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两个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一座小监狱的空墙外,等着观看一场即将实施的绞刑。我们脚下的鞋钉走在鹅卵石的路上咣当作响,听起来就像是山区货运马车的马蹄声。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过去。
“蔬菜炖肉。”多恩说。
“你可不会说奥地利语。”多恩说。我们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时,那个妇女说话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还在飞快地织着毛衣,金色卷发的脑袋埋在织物上,甚至都没抬头瞥上一眼。
“四个人?”我问。
随后,他的语速太快,我根本听不懂了。邮差终于挣脱了胳膊。有那么一会儿,多恩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装满了水或碎石子的筒仓一样。邮差甩了甩手,也离开了。只有多恩站在那儿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www.99lib.net蔡斯单筒望远镜,看起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就那么回事吧。”我说,“我们走吧。你没看太阳吗?”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太阳早已离开了山谷,只有山顶的积雪还残存着阳光,犹如云彩一般颜色绯红,虚若缥缈,蔚蓝的天空也开始泛起了紫色。我们继续往前走,脚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渐渐笼罩在暮色中。山村里已亮起了灯光,光线从水面掠过或从水下泛起时,忽隐忽现,闪烁不定。这时,雪突然消失了。我们把雪留在身后,从积雪中走来,此刻的空气顿时冰冷了许多,刚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丝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现在只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气。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发现整个村庄往一边倾斜着。我再一次想起这个国家没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里的村庄也只是从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从空中往地面坠落时,整个地球看起来也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不敢往下看,也许忍不住想往下看。“你还喜欢雪吗?”我问,“也许我们现在该把望远镜塞上雪,要不然一会儿就没雪了。”
这时邮差又在试图挣脱胳膊:“不!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都是这个村里的人!够了,先生!够了,好吧,所以——”
“那位死者,”他问,“他是摔死的吗?是他自己跌下去的吗?”
“他是德国人。”侍者说,“在这个国家,人们都不喜欢德国人。你们想吃点什么?”
“好的,先生们。”
我们走到大半山腰时,又能见到太阳了。越过铲雪机堆起来的一道弯弯曲曲、污浊不堪的雪墙,放眼望去,我们脚下的整个山谷都沐浴在阳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层静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静止不动,那摇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积雪似乎悬浮了起来,教堂的尖顶、高耸的烟囱,还有群山的侧翼,都笼罩在慢慢退却的最后一抹暮色中。寂静无声的塔顶、烟囱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顶上常年不化的积雪闪烁着玫瑰花、藏红花和丁香花的色泽,而山谷中已经是春天了,远在巴黎的栗子树也早已鲜花绽放。
他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甚至连手里的报纸也没动一下。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页中的专栏标题,而是一个图片标题:纳粹州长佐德尼亚被伴侣杀害。标题下方有两张模糊不清的远距离照片:一张是阴冷、油光满面、英俊的普鲁士人的脸。他从来没见过这张脸,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张是女人的脸,他曾见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想见它了。女人的脸比他十五年前见到的时候略显苍老,如今看起来不再是乡下人的脸了。四五年过去了,经过权力、毁灭、苦难和鲜血等盛典成功洗礼后,脸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经被永远地抹去了,那张脸已不再是一张乡下人的脸。在两张脸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则讣告:
“她从哪儿来的?”我问,“再回到哪儿去?”
“什么都不能?”多恩问。“什么都不能吗?”
“不过她回来了,”多恩说,“至少她回来了。”
“拽住谁?”多恩反问。
这时,我们听到了一声声凄厉、狂乱的汽笛声。她从钱包里取出了什么递给向导,然后上了火车。我们也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火车经过向导时已经提速了。向导翻了翻亮闪闪的硬币,随即把它掷了出去。火车在铲雪机堆成的雪墙间开过,速度越来越快,轰隆隆地驶进了黑漆漆的隧道。雪后的隧道仿佛是双眼被打了一拳似的,火车穿过黑暗驶入刺目亮光时,仿佛又被打了一拳。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拐弯时歪斜着摇晃着,不停地穿梭在亮光和黑暗之间。两侧连绵不断的山峰在刺目的强光下呈现出层次不同的颜色,火车伴随着这些沉思默想、来自天界的庞然大物而摇晃着,从旭日东升的清晨驶入了阳光灿烂的正午。火车一路开了过去,做了最后一次软弱无力的俯冲,连我们都能感觉到是在不断地下行。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科多尔长长的斜坡,那是欧洲大陆倾斜的屋顶,一直延伸到昏昏欲睡、薄雾弥漫的巴黎。最后一座白色山峰慢慢地从窗外滑过,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还以为他是个邮差呢。”我说。
“也许那儿有一条小道。一条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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