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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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荒唐与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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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与中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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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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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媒体不这么对着干,当时山西人在北京办很多报,也经常鼓吹革命。山西的辛亥起义是最痛快的,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他们利用媒体搞出一个事件,就把1910年山西的丁保全搞掉,然后换人。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活动,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但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认为喊没有用,就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成功。
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做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www•99lib.net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他们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这九九藏书个报纸当时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的文章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这样做当时也不是没有事,他们报纸也被关过,那两个主笔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俩声色俱厉,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99lib.net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同样在武汉,前面所提的《大江报》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了,而且军阀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99lib•net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但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但记者普遍的都很牛。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媒体只得频繁开天窗。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www.99lib.net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有报纸第一天就发出一张报道起义消息的号外。警察说这样不行,你鼓吹起义,以后不能报。于是第二天该报纸又来开一个天窗,整个一版都空着,后面来一行小字:“本报获得武昌起义消息甚多,但是警察不让报”,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只能让报。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但基本上没有媒体参与。辛亥革命的时候媒体已经起来了,革命党人办报,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报。但需强调的是,实际上辛亥革命,媒体人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力量,无论媒体当时是如何的强盛。比如武昌起义时,各地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起义,基本消息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蔓延不是因媒体人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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