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上了梁山的《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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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荒唐与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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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与中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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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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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梁山的《苏报》
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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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千“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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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99lib•net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提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九*九*藏*书*网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滞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99lib•net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九-九-藏-书-网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千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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