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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我从冯沅君处多明白了些这两人从青岛逃出山东的原委,我当时可胡涂了。两人虽同当时左冀作家中态度极诚实的姚蓬子相识,同另外一个×也常见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是不会同某方面组织接头的。并且稍前一时作家的露面,已因为,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冀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两人文章不能多写,性情也仿佛有了些变迁。平时生活虽拮据万分,却有说有笑,精神身体,亦极其健康。从济南回来便沉静了些,不必说一方面自然是过去一切不坚实的感情和观念,皆得在两个人一种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使他们沉默了。
每次我到他们那里,海军学生有事必须出门时,那个正蹲在地板上浣洗手巾或做别的事情的丁玲女士,必带着担心又带着关切神气,说着“又要去吗?”“准备好了吗?”“还无结果吗?”海军学生一句话不说走过来吻吻她的额部,或微带庄严如一个作爸爸的神气,拉拉蹲在地板上的一个,便橐橐橐的走下楼梯了。
海军学生过济南时,两人原已约定,教书的应认真教书,不许成天写信,做文章的也应好好作文章,不许成天写信,必需半年后教书的赚了一笔钱,写文章的积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见面,再来讨论新的生活方法。这种计划当然极好,因为也只有这种计划,两人方能把生活展开,基础稳固。要作事顺手一点,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商量结果结论也就只这样。但假若一个去外省做事,另一个又怎么办?便成为新的应当好好处置的问题。当时海军学生可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山东高级中学,一是河南某中学,应去的地方既一时还不能决定,故丁玲如何也难于决定。后来海军学生已决定去济南,地方离上海不远,为了一个人教书方便,一个人写作方便,故两人就暂时分住两地。海军学生独去
九九藏书网
教书;丁玲女士则留在上海,仍然写她值三块钱千字的小说。萨坡赛路一九六号换了个二房东,仍然贴了招租条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楼。
我应当说:“我并不同你讨论这问题”,但我并不开口。
一月里武汉大学放了寒假,我便过了上海。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我过吴淞中公教书约一个月后,适之先生听说海军学生夫妇,皆因为写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找他问是不是想作点事情,海军学生回家时,便从吴淞邀我过上海去商量,还是“死守残垒,在上海支持下去”较好?还是“暂变计划,向外省过些日子”较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海军学生是时大致已参加了某种活动,人更瘦了些,也更匆忙了些,走到任何处去总把眉毛凝聚成一条线,把手节骨捏得剥剥地响,且忽然又握紧了拳头,向空挥击。他似乎很容易生气,但所受的气来源却很远。好像这个人的理想有了一种事业把它凝固了,他实际上快乐而且健康,不过表面上看来与过去稍稍不同罢了。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
海军学生抱了满腔希望一脑子计划上火车后,为了实行两人计划,丁玲女士也当真写了些文章。海军学生则一到济南不久,就代理了高中部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两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会有成绩。但两人似乎还像年青了一点,从上海过济南的信,九-九-藏-书-网大约总只说上海如何沉闷,如何无聊,从济南过上海的信,大约也总只说济南如何无朋友可以谈话,事又如何忙,学生又如何好。这样一来,济南的这一个既不能过上海,却已无理由不让上海那一个过济南了。
但同样是这个人,在北方却已十分著名。在北方,丁玲及《莎菲》《梦珂》,正成为大学生人人耳所熟习的名字。北方朋友来信时,总常常谈到关于她一本书在北方的种种影响,以及各样传说。在北方她成功了。但成功却不能使她的手不接近抹桌布。尽管有多少读者皆需要读她的新作,在上海方面,她却无从找寻一个发表她新作的杂志。北方她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南方的商人视线却已注意到《小学儿童故事》《呆女婿》《三国演义连环画》等等书籍编纂上,不再理会小说,更不愿印有被禁被罚的小说了。
编者语
我因此另外听到了些关于两人态度转变的说明,这说明当然是荒谬的,极不得体的。因为关于这转变,海军学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谈过了的。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他们不欲明白这问题适不适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塌于官能感情的歌诵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出各种可以使这刊物出世的打算。又希望来办个刊物,不需要什么报酬来作这件事。一切计划自然皆只证明我们依然还是小孩子,但凭了一点单纯的信仰,只想把一个刊物来逼我们努力,在努力中把我们文章写好,却毫不知道写文章以外尚有若干事情我们全不明白,若不明白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章,我们的理想,也就永远皆无出路。
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
“原来就想作事,既有了九-九-藏-书-网作事机会,当然还是作事!”
好在上海不比济南,既然回来了,在租界上是不会被捉的。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处置总还不很费事。两人就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发下去,也许比教书还可以弄出点好成绩来。
丁玲女士又应当自己来作娘姨厨子的工作,抹地板,洗衣,烧炉子,煮饭,为了经济,样样事情皆派在头上来了。
我到武昌了后,来信问他们生活还有意思没有,海军学生回信常极简单,总是说“过得去”,“忙得很”,“妈妈虎虎”,一类话语,此后就说一点旁的几人所习惯的笑话。丁玲女士来信则只说信由什么转较好,同时问点武昌方面地方情形。从两人信上看来我总觉得两人皆强悍了许多。正譬如两人成天在注意那些粗暴人物的性情,粗暴人物的行为,粗暴人物的思想,自己也不由得不弄粗暴了似的。一份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这两个人灵魂上占了优势,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以洗涤,加以澄清,两人渐渐的变得单纯起来了。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就需要这种单纯,且必需把理想培养到这种单纯里,方能见出眩目的光辉。但这种性格,于海军学生方面,则毫无可疑可以作许多事情,发展他处置事务的长处,若影响于感情繁复的丁玲女士,则丁玲女士是不是还适宜于执笔握管有所写作?当时想来我就觉得十分可疑。因为我觉得海军学生生活方式有些方面应同丁玲女士取径不同,我就写信去上海告给他们一些意见。海军学生材能与勇气皆适宜于在事业上发展,丁玲女士却很明显可以看出“写作的天分”胜过“办事的材具”。两人若想把自己一点长处用到最适当的方面去,海军学生可以去作实际工作,丁玲女士则似乎只宜于作文化工作。我的意见所得的回答很好,海军学生有信说:“休,你来信说得是,不尽只那一个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正当办法经验,再来从事写作。”我很相信他的话,我觉得这才是事。不过这海军学生,注意那些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东西接近,来从其中弄明白改造他们的方式,假若自己九九藏书网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先就为他们毁坏了自己,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海军学生很显然的,还是个理性难于驾驭自己感情的人,对历史智识又稍少了些,勇敢处使他可以作出分事业,那是毫无可疑的,不过同时这种勇敢处,也就可以成为疏忽,将他自己带入面前深阱里去。并且我很担心在那分生活里,丁玲的一切是会牺牲在意料中的。我将我的感想告给他们时,丁玲来信就说:“……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个分作计较。”
两人初回来时,光华方面似乎还可从蓬子处接洽,卖些文章给登在《萌芽》杂志上,或将旧稿交给书店印书,但另外方面如《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文章就已生了问题。过不久,《萌芽》停了,书店又太穷,两人已不能按时拿钱,海军学生的稿件给《小说月报》的,给《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过《妇女》杂志的,也有了不能载出的问题。究竟为甚么呢?当时的各个编者是不说及的。照我想来则不外乎一,作者的作品切实了点,二,已到了不许商人从普罗作品赚钱的时节,因此两人文章便无法出脱了。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商人所支配的各杂志,皆不愿再接收这种作家的作品,书店也毫无印行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成的文章不能卖出,已成集的文章更无主顾可寻,故两人不久就陷入非常穷困里去。
两人为了一点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学问了,便很努力来阅读新出书籍,且重新预备要习英文日文。见了他们时,问他们“是什么一种计划,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总只是笑着,把一本日文读本向身后抛去,“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从你知道什么,我会自己跑到徐家汇杨树浦去。”我问她:“你是不是研究妇女劳工问题?”她就说:“这要研究吗?我才不必明白这些!我要学好日本文,看他们好翻译好著作。理论是告给大学生中学生的东西,作品方是真正大众的东西!”我或者问海军学生:“你呢,你难道也……”那藏书网海军学生最欢喜在人说话中间说话,我话还不说完他就说:“我不满意目下人做的理论,我不欢喜那种理论。”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秋天十月,过了年,他们搬了两回家,再到第二年八月我过武昌时,他们一共搬了四次。他们正在逃避什么,只想把家搬到一个无多几人知道的隐僻住处去。他们为什么必需如此不怕麻烦的搬来搬去,我并曾细究问过,却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从他屡迁住处的情形想来,这海军学生是逐渐将为人所注意,故不得不谨慎机警如山狐,避开他的敌人的。
“山东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观,也许因为风潮扩大,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谁比武,记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即早跑开吧。”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的两人。)
可是总共不到一百天,两人又从青岛回到上海了。两人一来住在环龙路某同三十三号,一见面问他为甚么又跑回来,就说济南不是教书的地方,风潮闹得不成样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们,海军学生方独自告我,他们回来简直逃脱的。只说省政府要捉他们两人,为闹风潮还是另外为别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说我也就不详细去问。照我估计则实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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