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恰同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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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恰同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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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你。”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
而我,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导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在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我一向认为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是客观公正的。
树起又说:“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个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
我问:“讲什么啊?”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我答应了他。
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
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先是志松调到团报导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调往其他师的化工厂去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集体演戏”。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九九藏书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志松也来过我家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属。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当年的我们,不过都是贫家子弟,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太多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偶有反抗的意图,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了。没我们在身边,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可能是一个大西红柿,或者一条黄瓜。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总是惦记着。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这可是我小时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九*九*藏*书*网到不久就要分别,我跟他们四个更加依依不舍,他们几乎天天都来我家。没什么事也来,没什么话说就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愧对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又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那样美好的时光,仅仅两年多就结束了。
但我们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之后。
那两年我像有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安慰和劝解我,偶尔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亲了,他们都主动问我打算给家里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亲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志松乐了,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我这么劝慰,他们也就释然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很难做到视而不见,若是发现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
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并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一个人将当初与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几乎逐一视为敌人了,并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我对这样的领袖是没法崇敬的。我还指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语录”是“荒唐”的……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99lib.net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这是鲁迅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
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
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走得从容多了,我们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还有20分钟左右的路。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条小街街口,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见,一块儿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家还小,简直不成样子。现在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见了,肯定要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地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60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拉铁架子车。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难找到那样的车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一种主要的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他的父亲刚一解放就是拉那种车的车夫了,那种车对于他的父亲犹如黄包车之于祥子。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
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
99lib.net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之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同学朝夕相处,日子虽艰苦,却也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如一盆炭火,温暖着我们。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
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有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
我对80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当下,往往也生出“离奇”的想法,又往往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亦觉“心里是这么芜杂”。并且呢,同样常被回忆所纠缠,还同样时觉无聊。我怕那无聊的腐蚀,故在几乎“只剩回忆”的日子,也会索性靠了回忆姑且抵挡一下无聊的。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1927年的5月,在广州。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仍有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
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他边说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可就严重了!”
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
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云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志松的父亲和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60岁了。志松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儿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18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考虑全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下乡了。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
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
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他家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门前还有木板的台阶,冬天一向扫得很干净,夏99lib.net天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了吧。那时候的哈尔滨,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是从小挑水的,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都没穿过皮鞋,但徐彦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连地上也都铺着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过他大声说话。要是他生气了,反而会不说话。他的性格更像沉静的女孩子。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显示。
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2011年6月12日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有显然的侮辱性,他就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删除,若对方不删除,他就不签名。他绝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一个公认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利侵犯对方。他对做过那样的事的人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
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学生,我们班就我们俩。
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那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与之为伍了。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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