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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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行政权力发挥到极致,所有的这些评比名堂,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哪个学校卷进评比的争夺战中,胜也罢败也罢,都意味着永无宁日。学校的行政部门加上各个院系的领导,从此不仅要保持善于编故事的本领,推陈出新,还要永不间断地催促老师和学生,产生出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数字。在大家竞相拼数字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只能越编越多,气泡越吹越大。本来各个学校的科研都是教师的事情,但自从南方某大学发明硬性规定博士生非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的高招之后,各大学纷纷效尤,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了1958年师生共同大跃进的争高产步调。跟当年的大跃进不同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使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而是远了。大家都陷在拼数字的旋涡里,结果只是让“核心期刊”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面费,而高校科研的质量却一滑再滑。面对这严酷的事实,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高校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难免两腿泥)。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厕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唯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城狐社鼠99lib•net,人们投鼠忌器,所忧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门的超级权力,就是在这种忧虑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以高校为例,可以稍微有点儿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导。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小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得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儿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而且幅度还挺大。素质教育也鼓吹并推行着,至少高校里多开了些音乐美术的欣赏课,中小学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门编的素质教育的新教材。甚至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不仅有民办学校,而且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领域,也聚着成堆的书商。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之为改革的话,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威风八面,对教育界中人的驱使更有力度。事实上,只有当民营资本可以为教育行政权力具体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时候,它才能在教育领域生存,否则,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只好选择夹皮包走人,民营学校如此,书商也是如此。
我认九_九_藏_书_网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这个重跟经济无关,而是一种无形却分量特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育背负着这个东西,才踉踉跄跄,总是走不好,学生的书包也才会在推行素质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差五地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入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大小,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在那个时代,学校不仅是个教书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所在,而且负载着教化百姓,传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恰是在后面的意义上,它才变得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说,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说是沾了以孔夫子名义传承的儒家伦理的光,这个本来没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www.99lib.net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圣洁光环。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却依然如故。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但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强化对学校、学生的管理。在这个大目标下,所有的行政强化都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强化教学管理是担心教师对学生放水,或者教学的时候自由化;直接控制文凭是担心高校滥发那劳什子;科研项目控制是使学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几个方面出的问题,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强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动就说,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国的官员们不是不知道,在教育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校拆烂污,等于是自我毁灭,即使在欧美先进国家,像钱锺书所描绘的“克莱登大学”,也依然存在,但它们除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及蒙骗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之外,谁把它们当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装着不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借口,而心里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级的权力。
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唯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权力从来没有今日的含金量,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好过,态度也从来没有如今日之牛气,而教育的效果,却也从来没有http://www.99lib.net如今日般的低劣。中小学陷在应试的泥潭里,而高校则在大跃进的虚骄和浮夸中狂欢。教育这块计划体制的绿洲,繁荣茂盛的底下,是根烂水枯的内囊。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即使我们肯定我们现行教育目标的正当性,我们靠“灌输”和“管束”两个法宝,能否实现之?现实告诉我们,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输”不行, “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为“管束”背后,是一系列的不合理收费,一系列蛮横的强加于人,一系列低效高热闹的行政运作,长此以往,不仅最终会将学生逼上绝路,甚至连老师也要选择逃亡(不少有志为学的教师已经在议论另择职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多数人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不逃亡,行政强化的结果,也只能使教育事业步步走向窒息。
眼下,尽管人们在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面对缩水的服务,付费者一方还不能提出一丁点儿的异议,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门还要厉害几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欺负,虽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拿行政诉讼法去告状,而学校违法,连告都找不到门口。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儿常识的人都99lib•net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某个学科该由谁来研究,需要国家权力来确定吗?要的,我们不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哪个大学哪个学科是重点学科,而且还要评出若干个研究基地,好像学术研究可以由某些官老爷们钦定赋予某些学校以垄断似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始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 “211”刚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意思是再选一些大学,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有什么名堂。不过,所有的大名堂小名堂不大不小的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于是大家拼了命挖门盗洞往里挤,争相对主管者献媚,甚至集体出动,四处运动,至于运动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健将们自己知道。大家如此卖力,如此豁出脸皮,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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