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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代币?咳,那什么,我不相信金属代币。”
“可是你去了哪里?”
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应该让警察介入吗?要是他正躺在某家医院里,但愿不要这样,或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是我们没有照顾他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打电话通知警察,而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来了,我们怎么能够面对他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我们犹豫了一天一夜后决定,要是爷爷星期五下午不回来,我们就得给警察打电话。别无选择。
他停下来思索片刻,也许在脑海里编织出一组意象,脸上漾出孩子般的微笑,他这样结束他的教诲:“可是你知道吗?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咳,”他从椅子上起身,总结说,“我依然在探讨。”
他咯咯一笑,又纠正自己:
“你至少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吧?我们就用不着为你担心了。”
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爷爷微笑着的面颊逐渐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粉红,总是显得很快乐。尽管直到生命尽头,他也保持着特别整洁的习惯,保持活泼敏捷的天性,然而暴力离他而去:不再狂暴地击打,不再发疯似的喷洒来苏尔水或氯液。奶奶死后几个月,他的爱情生活开始以迅猛奇妙之势绽放花蕾。几乎与此同时,我觉得七十七岁的爷爷找到了性的欢愉。
“打公用电话的代币。”
相信我爷爷二者都喜欢。
“代币,代币,咳,代币是什么玩意?”
他喜欢让她拉住自己的手,领他去她的所在,她自己的所在。他喜欢做她的陪伴者。
爷爷魅力之谜究竟何在?这一点我大概过了多年后才开始理解。他拥有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对许多女人来说,那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
他不是一味有礼貌地佯装倾听,不耐烦地等待她把话说完,闭上嘴巴。
他在本-耶胡达街阿塔拉咖啡馆不显眼的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穿海军蓝西装,系着圆点花纹领带,模样粉嘟嘟的,微九*九*藏*书*网笑,容光焕发,打扮得整整齐齐,浑身散发着洗发水、爽身粉和剃须水的气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那浆洗过的白衬衣,塞在胸前口袋里耀眼的白手帕,银光闪闪的袖扣,总是让一群五六十岁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包围着——身穿紧身胸衣和后接缝尼龙长袜的寡妇,浓妆艳抹的离婚女子,戴着许多戒指、耳环和手镯,指甲、玉足修整得恰到好处,烫着头发,有身份的已婚妇女,希伯来语中夹杂着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或保加利亚语。爷爷喜欢让她们陪伴,她们为他的魅力着迷。他是个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健谈者,一个具有19世纪作风的绅士,他亲吻女士的手背,急急忙忙前去给她们开门,上台阶或上坡时伸出自己的胳膊,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生日,送去一束束鲜花或一盒盒糖果,留意甚至会稍许赞美一下衣服的剪裁、新换的发型、雅致的鞋子和新式手提包,玩笑开得颇有品位,适时引用一首诗,聊天时热情而幽默。一次我打开屋门,看见我九十二岁的爷爷正跪在一个兴高采烈、身材矮胖、头发皮肤均为褐色、某位公证人的遗孀面前。女士隔着陷于迷恋中的爷爷的脑袋,朝我挤挤眼睛,喜气洋洋地微笑,露出两排完美得有些发假的牙齿。我在爷爷尚未意识到我的存在之前走了出去,轻轻关上屋门。
他喜欢认识她。喜欢理解她,了解她,抵达她的内心深处,再多一些。
他九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认定,和我进行坦诚交谈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我召唤到他的小屋,关上窗子,锁上房门,庄严而正式地坐在他的书桌旁,示意我坐到书桌另一侧,面对着他。他没有叫我“尿床的小家伙”,他双腿交叉,双手托着下颚,沉吟片刻说:“是我们该说说女人的时候了。”
他在奶奶死后二十年间的甜蜜岁月中,从他七十七岁起到生命的终结,有许许多多浪漫故事。他会隔三岔五和这个或那个女朋友到太巴列某家旅舍,盖戴拉的某家客房,或是纳塔尼亚海边的“假日圣地”住上几天。www.99lib.net(“假日圣地”一词,显然是爷爷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某个短语,暗示着契诃夫笔下克里米亚海岸的夏日别墅。)有一两次,我看见他和某女士手挽着手,走在阿格里帕或者是贝茨阿勒尔大街,我没有走上前去。他既没有刻意向我们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也不大吹大擂。他从来没带女朋友来我们家里,或是把她们介绍给我们,他很少提及她们。但有时,他爱得像十几岁孩子那样可笑,眼神扑朔迷离,喃喃自语,嘴唇上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有时他把脸一沉,孩子般的粉红从脸上消失,像阴沉的秋日,他会愤怒地站在房间里,一件接一件地熨烫衬衫,甚至熨烫内衣,拿着一个小瓶子冲自己喷洒香水,偶尔他会用俄语半严厉半温柔地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哼唱某个悲戚的乌克兰小调,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大概某扇门冲他关闭了,或者截然相反,像那次去美国的奇妙旅行一样,他又一次陷于同时爱上两人的极度痛苦之中。
他不是装出饶有兴趣或感到愉悦的样子,而是真的这样。咳,有什么呀,他有用之不竭的好奇心。
他不是没有耐心。他没有尝试着把谈话从她那微不足道的小事转向自己的重要话题。
他不慌不忙,也不催促她。他将等着她结束,即使她结束了,他也不会猛然抓住话题,而是喜欢等候,以防再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万一她要发表另一通感慨呢。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币都给你了。”
相反,他喜欢她谈的小事。他总是喜欢等着她,要是她需要慢吞吞的,他以此为乐。
“咳。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我说了。可说了又怎么样?咳,我和赫尔斯考维茨太太一起去的,我们在那里很开心,没有意识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施罗密特奶奶在洗澡时死去后,爷爷又活了二十年。
(我那时三十六岁,我已经结婚有十五年之久,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爷爷叹了口气,手捂嘴轻轻咳嗽了一下,正正领带,清了两下嗓子,说:“咳,那什么,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也就是说藏书网,一向。你不会把这理解为有什么不好吧!我说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咳,我只是说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不,不是‘女人’问题!是作为人的女人。”
他在星期五下午出现,比最后期限提前了半个小时,粉嘟嘟的脸上挂着满足,人非常幽默、有趣、热情,像个小孩子。
“咳,在任何方面都让我感兴趣。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女人,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咳,不,不,我从来没有像某种流氓那样看女人,不,只是深怀敬意地看着她。边看边学。咳,我以前所学到的,现在也想从你这里学到。所以你会知道。所以你现在,请仔细听我说,是这样的。”
他不让他的谈话人跟空气说话,进而在脑海里盘算为她说完后自己如何作答。
他立刻又解释说:
他九十三岁了,他也许会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直至生命终结。我自己也还在探讨这一问题。
“在拉马特甘那边山上。”
“你去哪儿了,爷爷?”
“噢,你那些金属代币。在这儿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家伙,把你的金属代币连同它们中间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数一数。永远不要不仔细清点就接受别人的东西。”
这里有许多男人,喜欢性,但憎恨女人。
有那么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他继续黎明即起,把床垫和床罩拖到阳台的栏杆上,狠狠地击打它们,打碎夜里潜到寝具里的细菌或小妖怪。也许他感到难以打破自己的习惯,也许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逝者致敬,也许他是在对他的女王表达思念,也许他怕一旦自己停下来,就会招致她的报复。
“咳,那什么,我旅游去了。”
咳,那什么,她们不住地向他诉说心灵絮语,甚至诉说最不易公开、最为隐秘、最为敏感的事,而他则坐在那里倾听,明智,温柔,满怀同情和耐心。
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次,他向我讲起他的死:“倘若,但愿不要这样,一些年轻的士兵战死在疆场,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咳,那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不是一场悲剧。在我这个年龄上死去……那是场悲剧!像我这样的人,九十五岁,快一百99lib•net了,多少年总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冲冷水澡,做了快一百年,即便在俄国也在早晨冲冷水澡,即便在维尔纳也冲,一百年来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吃夹咸鲱鱼面包片,喝茶,天天早晨天天早晨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在大街上溜达半个小时,无论冬夏,清晨漫步,这是为了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得这么好!天天在这之后立即回到家里,稍稍读读报纸,与此同时,再喝另一杯茶,咳,总之,就是这样,亲爱的孩子,这是19世纪的习惯,要是他被杀死,但愿不要这样,他尚未来得及拥有各式各样的正常习惯。他什么时候才会拥有呢?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很难停止了,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早晨在街上漫步……对我来说是积习了。冲冷水澡……也是习惯。甚至连活着……对我来说也是种习惯,咳,有什么呀,谁可以在过了一百年后突然改变所有这些习惯呢?不再早晨五点钟起床?不再清洗,不再吃夹鲱鱼面包片?不再看报不再漫步不再喝杯热茶?这是悲剧!”
历山大爷爷的希伯来语别具一格,拒绝接受别人的纠正。他总是坚持管理发师叫水手,管理发店叫船坞。精确地说,这个勇敢的水手每月一次阔步走向本-亚卡尔兄弟的船坞,坐在船长的位置上,提交详尽、严格的下次航海规程和指示。他有时这样告诉我:“咳,你该出去航海了,那将是什么样子!海盗!”他总是把架子一词的复数形式说错,尽管他说单数时非常准确。他从来不叫开罗的希伯来文叫法,而总是叫开罗的俄语叫法;总是用俄语叫我“好孩子”,或者是“你这个笨蛋”;管汉堡包叫干堡包;说“习惯”一词时总用复数;要是问他睡得怎么样,爷爷总是回答“好极了”,因为他并不完全信任希伯来语,会欣欣然用俄语加上“好,很好!”
他注意倾听。
八十九岁那年,他有一次竟向我们宣布,他正想着做一两天九*九*藏*书*网“重要的旅行”,我们绝对不会担心。但是一星期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忧心忡忡。他去哪儿了?他怎么没有打电话?倘若出事,但愿不要这样,可怎么办?毕竟,他是那把年纪的人了……
“我说过了,我们去散了散心。我们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馆,一家非常文化气的旅馆,像瑞士的家庭旅馆。”
“我们在房间里没找到电话。咳,那什么,那家家庭旅馆有很棒的文化气息!”
他喜欢奉献自己。他喜欢把自己奉献给她,而不是喜欢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
奶奶死后,爷爷花在生意上的时间少了。但他有时还是会脸上闪烁着骄傲和喜悦,宣布“到特拉维夫做重要的商业旅行,到古鲁森博格大街”,或者是“拉马特甘举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和公司所有的头头脑脑一道”。他仍然喜欢给所有他见到的人奉上一张他那令人难忘的商业名片:“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他多数时日都在忙碌着令之心旌摇荡的事情:签署或收讫请柬,互邀喝茶,或是到某家精心挑选但价格不算太贵的饭馆举行烛光晚宴(和茨特林夫人,不,和沙珀施尼克夫人!)。
埋葬奶奶时落在鞋子上的灰尘尚未及擦去,爷爷家里便满是女人,她们献上吊唁、鼓励、孤独的自由和同情。她们从来没有将他独自抛下,与之共进热气腾腾的饭菜,用苹果蛋糕来安慰他,他显然不愿意被她们抛下不管。他总是对女人怀有好感……对所有的女人,包括漂亮的女人和拥有其他男人发现不了的美的女人。“女人,”我爷爷曾经宣称,“都非常非常美丽,无一例外。只有男人,”他微笑着说,“是瞎子!十足的瞎子!咳,有什么呀。他们只看到自己,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瞎子!”
他并不打断谈话人的话,替她把话说完。
他并不插嘴归纳她所说的话,以便引入另一个话题。
他也没有立即停止给抽水马桶和洗涤槽消毒。
“可是你说只去两三天。”
不然就带着喜悦和情感。
“家庭旅馆?在哪儿?”
“可是你干吗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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