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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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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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由北而南后,好些从事写作的朋友,感觉国家应付这个问题的庄严性,和个人为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忱,兴新的工作的渴望,都干脆简单,向各战区里跑去。有的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来往于南北战区最前线,或转入沦陷区,随同游击队活动,日子虽过得异常艰苦,精神实很壮旺,或经常有作品发表,或在准备中有伟大计划等待实现。有些人又因为别有原因,从前方退回来,转到几个大都市里住下,用“文化人”身份,一面从事写作,一面还可参加各种社交性的活动,日子似乎也过得忙碌而紧张。又有人退回到原有职务上,或从政经商,或埋头读书,虽然对写作已息手,因为明白了“持久战争”的意义,从抗战建国广泛解释上,过日子倒也还心安理得。就中却有几个朋友,前线奔走三年后,在都市文化人中又混了二三年,再退到一个小地方来消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事印象时,不免对于写作感到厌倦与灰心,且对文学本身表示一点怀疑。战事结束后,这种情形且更显著怀疑的是用文学作为工具,在这个变动世界中,对于“当前”或“明日”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义?具有这种心情的作家,虽只是个少数,但很可能在某种情形下,逐渐会成多数。平时对文学抱了较大希望与热诚,且对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这点怀疑的种子发芽敷荣,不特将刺激他个人改弦易辙,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为这种情形,还会影响到新文学已有的社会价值,和应有的新进步。
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象征,属于权利方面虽各有解释,近于义务方面,则为各业的分工与专门家抬头。在这种情形中,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为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尤其是为政治的庄严着想,更不能不将关系重造。照近廿年来的社会趋势,一种唯利唯实的人生观,在普通社会中层分子中实现,到处可以发现。许多事业都以用最少劳力得到最www.99lib.net大成功为原则,个人或社团的理想,说来虽动人堂皇,实际竟常与得到“数量”不可分,有时且与得到“货币”不可分。中层分子人生观,既在各种支配阶级中占绝大势力,因之在国家设计上,就都不可免见出一点功利气味,看得近,看得浅,处处估计到本钱和子息,不做赔本生意。我们常常听人说到的“现代政治家”,事实上这些人有时却近于一个商行管事,或一个企业公司的高级职员,不过是因缘时会,从信仰这个、拥护那个方式中变成一个官僚罢了。这种人精明能干处,虽是应付目前事实,举凡略与事实相远的问题,与小团体功利目的不相符的计划,即无从存在或实现。普通所谓“思想家”,在一般倾向上,也就不知不觉变成了“政治公文”的训话家或修辞学人物。社会上另一部分有识无位的知识分子,在凝固情感中,无可为力,自然只好用个独善其身的退缩态度混下去,拖下去。……然而,我们在承认“一切属于政治”这个名词的严肃意味时,一定明白,任何国家组织中,却应当是除了几个发号施令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一组顾问,一群专家。这些人的活动,虽根据的是各种专门知识,其所以使他们活动,照例还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而来的。这些抽象原则,又必然是过去一时思想家(哲人或诗人)对于人类的梦想与奢望所建立。说不定那些原则已陈旧了,僵固了,失去了作用和意义,在运用上,即见出扦隔与困难。高尚原则的重造,既无可望于当前思想家,原则的善为运用,又无可望于当前的政治家。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对这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新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坚实得多!
拿笔的人自然都需要读者,且不至99lib•net于拒绝多数读者的信托和同感。可是,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对于读者,终有个选择,并不一例重看。他不会把商业技巧与政治宣传上弄来的大群读者,认为作品成功的象征。文学作品虽仰赖一个商业组织来分配,与肥皂、牙膏究不相同。政治虽有其庄严处,然而如果遇到二三与文学运动不相干的小政客,也只想用文学来装点政治场面,作者又居然不问是非好坏,用个“阿谀作风”来取得“风气阿谀”时,不仅是文学的庄严因之毁去,即政治的庄严也会给这种猥琐设计与猥琐愿望毁去!近代政治技术,虽能产生伟大政治家,可不闻在同样安排中产生过伟大艺术家或文学家。一个政治家,能在机会中控制群众情感,取得群众好感,并好好用群众能力,即可造成伟大事业。一个音乐家或文学家其所以伟大,却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运用音符文字。新闻政策虽能使一个政治家伟大,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一时间的认可,个人虽小有所得,事实上却已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坠落了。近十余年来的情形,一个真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一个对新文学发展过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一个对写作有宏愿与坚信的作家,对于这问题得失,都应当清清楚楚。现状的过去,只做成社会上这部门工作的标准分歧,以及由于这种分歧引起的思想混乱。北伐统一后最近十年中,年轻人生命、国力的种种牺牲,三十岁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个痛苦印象,现状的继续,另一面便做成目下事实:国内少数优秀作家,在剥削与限制习惯中,尚无法用工作收入应付生活。许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驵侩,倒各有所成,为文运中不可少的分子。事情显明,一种新的文学观,不特为明日文学所需要,亦为明日社会不可少。
我幻想廿年后国家会有个新的制度,每个中国人不必花钱,都有机会由小学读到大学毕业。
一面是如此理想,另一面是如彼事实,如何使文学作家充满新的信心,来面对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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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想?若说人生本是战争,这件事也就可说是种极端困难的战争!为的是任何合理的企图,若与“习惯”趋势不大相合,从习惯而来的抵抗性,都不免近于战争。所以支持这种反清客化的新的文学观,并从据点上有所进取,是需要许多许多人来从事的。这种工作,与另外一些从“阿谀风气”得到“风气阿谀”的文人,目的既完全不同,难易自然也无从比较。不过,事情虽困难,亦不太困难,这从“过去”即可推测“未来”。试数一数初期文学运动对于“腐败现象”“保守观念”所见出的摧陷廓清成绩,以及对于“高尚原则重造”在读者人格中所具有的影响,来和新的问题对面,实不由人不充满乐观信仰。官僚万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新的国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国家设计一部门,“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相熟或陌生朋友,曾经充满热诚来从事写作,在那个因习文学观困辱下得到成功,又从成功中因经验积累转而对文学怀疑的,我觉得不应当灰心丧气。因为这种认识,正可谓“塞翁失马”。我们明日做事的机会,正不可下于另外一种人当前做官的机会,实在多而又多。我们需要的,是一分信仰,和九分从“试验”取得“经验”的勤勉,来迎接新的历史。恰如走路,能去到什么地方,不是我们所能预想,也许如此走去,到达一个预定的终点,还是毫无所得,必将继续走去,到死为止。正因为对人生命言,死才是一个真正的终点,才容许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生命获得真正休息!从文学运动言,必有许多人将生命来投资到这个工作,方可望有作用,见效果,使若干具有新的经典意义的作品,能陆续产生!
文学“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这个事件的发展,我曾检讨过它前后的得失,且提出些应付未来的意见。在利害得失上,虽若比较偏于消极的检举驳议,然而一个明眼的读者看来,会承认原来这一切都是事实,并非凿空白话的。从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这种事实对面,无可逃避。虽和事实对面,多99lib•net数人却又不肯承认,亦无努力改正。习惯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旧存在”,因此,若干作家便用一个“犯而不校”态度来支持下去,恰恰和别个的读书人应付社会一般不公正情况一样,低首“承认事实”,与固执“关系重造”,前者既费力少而见功易,所以我爬梳到这个问题伤处时,转若过分好事,不免近于捕风。风虽存在,从我手指间透过,如可把握,无从把握。
试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种因习的文学观实困惑人,挫折人。这种文学观,在习惯中有了十多年历史,已具有极大的势力,不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够支配作家的“出路”。一般作家虽可以否认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实无从否定它的“存在”。我们尽可说这是比较少数论客的玩意儿,与纯粹而诚实的作家写作动机不相干,与作品和历史对面时的成败得失更不相干,然而到我们动笔有所写作时,却无从禁止批评家、检察官、出版人和那个分布于国内各处的多数读者,不用“习惯”来估量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且决定它的命运。这种因习文学观的特性,即“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作家的怀疑,即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实各有异见。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结终是在这个现状继续中,凡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既无从说明,无从表现,只好搁笔。长于政术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缘时会容易成为场面上人物。因之文学运动给人的印象,多只具一点政策装点性,再难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学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商业方式花钱,在新闻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数”。这个“多数”,尽管近于抽象,也无妨害。文学也就如此发展下去,重在一时间得到读者的多数,或尊重多数的愿望,因此在朝则利用政治实力,在野则利用社会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个政治立场,便特别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笔的人,不明白中国新文学,搅混入商场与官场共同做成的漩涡中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现象,必然还会有些什么结果。另一方面,个人又正要发现,要露面,当然都
九九藏书
乐于照习惯方式,从短短时期中即满足一切。这些人也就做成某一时节某种论客说的“政党虽有许多种,文学只有两种,非左即右,非敌即友”论调的基础。许多人在风气追逐中打混下去,于是不甚费力即俨然已成了功。这种成功者,若世故与年龄俱增,作品却并无什么进步,亦无可望得到进步,自必乐享其成,在伙儿伴儿会社竞卖方式中,日子过得从容而自在。物质上即或因为抢的是个冷门,得不到什么特别享受,情绪还俨然是尊严而高尚。他若是个年龄越长越大、经验越积越多、情性却越来越天真、在写作上又抱了过多的热诚(与时代的不合的古典热诚)的人,自必对于个人这点成功,不大满意,对于文学作家中的依赖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诚实的包庇性,转趋怀疑,会觉得维持现状,不仅堕落了文学运动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碍这个运动明白的正常发展。文学运动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则解释者,与诗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实证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数生命哀乐爱憎的说明者,倒是在“庶务”“副官”“书记”三种职务上供差遣、听使唤的一个公务员了。其用以自见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与文字性能的谙熟,只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点交际才干,或在此则唯唯诺诺,或在彼则装模作样,兼会两份做戏伎俩。总而言之,一个“供奉待诏”,一个“身边人”而已。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从这种方式中得到所从事工作的庄严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习惯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实,和堕落倾向,而从否认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种不公正,加于他的本身。能忍受长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长久苛刻,所以无事可为,只好息手不干,然而这不甘哺糟啜醨的心情,尚难得社会同情,反做成一种奚落,“这个人已落了伍,赶不上时代”。坚贞明知素朴诚实地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进了。试看看近十年来若干“前进”作家的翻云覆雨表现,也就够给人深长思!即始终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许多人岂不是虽得伙儿伴儿合作来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还不能产生什么像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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