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级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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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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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地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地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缺少理性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了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作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时的国王欺骗,同时对于国王这个名称,也毫无一人对于它的存在有所怀疑的。现在就事论事,则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称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借公债以及其他遣派国民有所担负,应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命令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取信于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世界上做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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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纳捐款,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献给国王。
消息为本地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时,那国王就说:“嫌路太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做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第一次觉得井水极好,于是就下了一个上谕,指定那村中百姓,九-九-藏-书-网每天轮流派出一人,尽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还算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别的事自然皆不能做了。国王命令既无法反对,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只是各人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到别地方去谋生。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事实上是古今做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无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就有权柄任意处置一切。故做帝王的若本领好了,能负责,肯做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九-九-藏-书-网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做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做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为革命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太合适了。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自守,不乱说话,泰然坦然地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础。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处与颓废处,据他们的自辩,与乐观主义者或糊涂蛋代为说明,莫不皆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藏书网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糊涂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绝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已几十年,要它好,就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譬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牺牲的消灭”,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概念在内。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时间”的疏忽处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正好像人人皆太天真了点,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九_九_藏_书_网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小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需要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个好领袖,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全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点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的凭借,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做应做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置身所在的国家一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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