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我和梁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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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我和梁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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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我照例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
他说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事实上与“老汉”合作,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不但分外愉快,而且简直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再说得实在些,那一种合作,于我是完全可以百般放心地依赖一下的。
以至于后来北影厂的刊物《电影创作》缺剧本了,主编就找到我或“老汉”的头上,交代任务:有没有合适的小说可改?如果有,尽快进行,等米下锅!
一位当年极有创作潜力的文学青年,倏忽一下子似的成了半百之人。
大约是4年前,郑晓龙麾下的李晓龙导演终于将剧本拍成了电视剧,更名为《城里城外》。因为故事背景移到了北京郊区,禁忌多多,改动颇大。
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屈指算来,已85岁了。
“老汉”,你看我一直将对你的习惯性称呼加上引号,证明我是多么不愿面对你已85岁了的事实!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除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是由长影的导演亲自改编的,后来几篇当年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
一边穿衣服一边寻思,究竟好还是不好?及至下床,竟决定了——便是“我和梁燕同志”吧,明明白白,也挺好,尽管有种“从前”的气息,但我却渐渐喜欢起那种老物件般的气息来。何况,我俩都一眨眼似的,无可奈何地老了。并且,也都多多少少地,与眼下的时代有些隔膜。
不是不负责任的敷衍,是确实满意。
我听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老汉”出马,一个顶俩。基本的情况是,一稿定江山。推翻重来的事,从没发生过。
他每对我说:“晓声啊,我http://www.99lib•net退休前,咱俩合作那几年,居然成了我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惜到来得太晚了,太晚了……”
每当我有了创作电视连续剧的大念头,首先会情不自禁地这么想——能再度与“老汉”合作多好!但转而一想他的年龄,便怏怏作罢了。
“忘年交”这种很文气的说法,不太能表明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
而到了导演那儿,往往也只不过这儿那儿小改几处罢了。
半句也没争论过。
所以在改编我的小说时,他善于补充生活情节和细节,提高原作的生活气息。
“老汉”的改编,在以下几点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可以说使我受益匪浅。
想来,那时他才28岁,与我分配到北影的年龄一样大。
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他已退休。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担纲创作。好在他当年已学会了用电脑,否则由60多岁的人来执笔30集的电视剧本,委实是冷酷之事。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白天我还要上班),之后“老汉”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
三是他对解放前后各色人等的生活常态,相当了解。
我因“老汉”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耿耿于怀了很久。
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所以当年没拍成。
写罢序名,不禁一笑——昨晚与“梁燕同志”通过电话后,睡前想了几个序名,都不甚满意。清晨半睡半醒之际,又在想,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个字。起初自嘲江郎才尽,什么年代了,那么六个字岂做得序名的吗?未免太陈旧了呀,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99lib•net感觉嘛!然而那六个字,偏偏像是每个字皆有了点儿魔力,胶着在脑海中赖着不去了。
而他大我23岁,按年龄,是我本该尊为父辈“级别”的人。
反正非是什么畅销书,印数有限,稿费不多,我也就从没跟“老汉”客气。
一是他擅长写人物对话。
如果你仍处在刚退休时的60岁的年龄,我也再年轻10岁,我们可有多少次更愉快的合作啊!
我于1977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编辑部于是有了三个姓梁的。年龄最长的是梁彦同志,是位“老三八”,很正直,在编辑部极受尊敬,那时他已快60岁了,人称“老梁彦”。由于有了位“老梁彦”的存在,当时才50岁左右的“梁燕同志”,便被叫做“小梁燕”。而我,则被叫做“小梁”。
每怅然。甚或嗒然若丧。
1955年始,他被抽调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工作单位也一直在变——《中国电影》杂志、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时已是1973年,他已47岁了。至“文革”结束,他51岁了。
值我亲爱的“老汉”之创作集即将出版之际,写此序,以纪念我们之间那种弥足珍贵的友情。
“老梁彦”退休后,“小梁燕”的关系地位在我意识中“升级”,便开始称他“老汉”。这一叫,竟叫了30多年,真的将他叫成了85岁的老汉,我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梁”了。
如果是将要投拍的剧本,自然会再加一句:听听导演的吧。
于是一个星期后,最多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无涂抹。
你何以老得这么快?
“老汉”总是特谦虚,每言是因为我的小说好改。而实际情况乃是——我的小说经他一改编九*九*藏*书*网,从内容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到对话的个性化、时代气息的传达方方面面,都会有明显之提高。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分配指标是归在文化部的,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属文化部直接领导的单位。我可以留在部里,也可以选择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则是因为心理上排斥机关氛围,二则是因为喜欢看电影。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我们这一代人,爱看电影的欲望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多了。在当年,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享受内容少得可怜,看电影算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了。到了北影后,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要想实现心愿,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于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即使哪篇小说被北影或其他电影制片厂相中了,自己也不想亲自改。
可我却一向视他为“铁哥们儿”。因为我们曾是同事。当年那一种特别友好的同事关系,将辈分意识冲淡了。反正在我这方面是的。又因为,昨晚前,我一次也没问过他的年龄,不清楚他竟大我23岁。偶尔也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但即使想到了,“哥们儿”关系已先入为主,成“主流意识”了,只不过再涂上层“老哥们儿”、“老铁哥们儿”的意识色彩罢了。
他怎么就会85岁了呢?
那种不经意似的,具有黑色意味的幽默,也是他的长项。我想,这是由于他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目睹了很多现象,虽然自己一向平安无事,但眼见他者命运的无法把握,心有同情,于是由无奈中感受到了黑色的荒诞来。黑色的幽默细胞,我也是有的九*九*藏*书*网。但我笔下的黑色幽默,每是刻意创作的。不如他,是笔下油然而生的。
我们“三梁”之间关系很好。非是自诩,我们都视自己为正直之人。
那真是相互愉快到极致的合作!
这些年来,我也渐觉自己老之将至,精力大不如前。
二是他的幽默。
以我的水平看,基本还是一稿定江山。
从前的他,我最初认识的“梁燕同志”,说起话来语速是很快的,习惯说短句。我俩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时,他常说的是“好”、“听你的”、“就那么办”、“一切你做主”、“没问题”……
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根本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
是啊。自从他退休后,凡25年间,我们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他常住甘家口,有时到北影厂领工资,想我了,会顺便到我家看我,聊会儿天。后来北影也发工资卡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然我是常挂念他的。他也必常挂念我——这还用说!
2011年5月31日 于北京
但是依我看来,糟蹋了“老汉”的一流剧本了。两位“晓龙”都是我的朋友,心存审查桎梏,他们不得已为之的种种改动,在我和“老汉”这儿,也只有理解万岁了。
如同不分彼此的“铁哥们儿”。
我们的关系,由是更好。
你要健健康康地活到100岁以后!
我一直当那是“老汉”送给我的一份厚礼。
而成为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黄卡》,今年又有出版社将再版了。那事实上完全是“老汉”的创作成果,作为小说出版之前,我只不过又进行了一番文字加工而已。
奈何!奈何!
我和“老汉”最成功的合作,在我看九九藏书来是《西郊一条街》的改编过程。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可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
我的满意程度,远远超出预期。
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外稿组是负责审阅每日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投稿的。我曾是外稿组编辑,“老梁彦”曾是我组长。1983年我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一个编辑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
然而正如常言所道,事实就是事实啊!
这真是我没法接受的事实!
他笔下的人物,都像他一样,短问短答遂成自然。如果一个剧本中的人物都那么说话,似乎必将雷同。可呈现在剧本中,却并不。何以呢?因为同是短言短语,他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以斟酌,并使之口语化。而短言短语是我不擅长的,口语化更是我的弱项。我笔下的人物,一说起话来,往往书面语的毛病就呈现了。在此点上,他是我的老师。他谙熟各色人等的日常语,我向他学了不少。
“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然后约我一谈。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少超过一个小时。
“老汉”,“老汉”,你怎么就一下子就85了呢?
曾经吗?
现而今,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
“老汉”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参军;1952年转业到了中央电影局办的编剧班;1953年到了中央电影所,当年就赴往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并担任教导员。次年写出了小说《我的叔叔》,那在当年是较出名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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