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父亲与茶
目录
03、父亲与茶
上一页下一页
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我回到了连队才给父亲写信。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
而我总会不时地回忆起父亲与茶,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某天我就去替父亲送茶。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时叮嘱地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父亲说太少。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我说:还带回了50多斤大米呢!
母亲在8年中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火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九九藏书网妹!……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随口一问的话。
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讲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考究的程度。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
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她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1973年,“动力之乡”已是哈尔滨市的一个远郊之区了。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99lib.net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母亲说行了。
2012年6月26日 于北京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正如酒于父亲一般。
我当时因大叔大婶的眼神很觉奇怪。
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米最终没送。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大米呵!尽管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1977年的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了,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
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父亲背着如上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女孩走后99lib•net,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这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
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www.99lib•net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母亲说的是: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面都不尴不尬的?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
还是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
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了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自己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99lib•net
……
地址是“动力之乡”的一处工人居住区。“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儿。
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自己克服不了,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到此种程度,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样一些话,想不写出儿子反过来教诲父亲的意味也不可能。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难免的总是犹豫不决。
父亲将他亲自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做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
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更多内容...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