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上海劳动板箱厂
目录
楔子 幕后英雄亮相了
第一章 英雄说来都平凡
第一章 英雄说来都平凡
第二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第二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第三章 好马吃了回头草
第四章 单枪匹马破密电
第四章 单枪匹马破密电
第五章 勾心斗角为名利
第六章 是谁牺牲珍珠港
第七章 看不见的秘密战
第七章 看不见的秘密战
第八章 山本五十六之死
第九章 汪精卫“病逝”内幕
第九章 汪精卫“病逝”内幕
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第十一章 留用人员的悲欢
第十一章 留用人员的悲欢
第十二章 昔日英雄变囚徒
第十二章 昔日英雄变囚徒
第十三章 劳改生涯第一站
第十三章 劳改生涯第一站
第十四章 上海劳动板箱厂
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第十五章 撞进战犯管理所
第十五章 撞进战犯管理所
第十六章 地覆天翻人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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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是个大能人,在监狱里表现突出,狱方对他另眼相看,把他送到上海市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上海劳动板箱厂继续当统计员。
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劳改队大,什么样的犯人都有。劳动板箱厂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形形色色的犯人,案情不同,性格各异。要不是亲自来到这里,谁也不会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胡风上了“万言书”,被打成了反革命;他这个反革命,却在胡风打成反革命之后抛出了“万言书”。他的万言书没把他怎么样,却把一个管劳改的劳改工厂厂长送去劳改了!

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犯人们各自的经历和见闻讲完了,大家都说老夫子书读得多,要他讲些故事解闷。池步洲对古典小说如《红楼》、《三国》、《水浒》、《聊斋》、《封神》及其他侠义小说之类读得也不少,加上他的记忆力特强,只要拉出一个头来,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于是他在监房内成为“众望所归”的“群龙之首”了。
狱警把池步洲带到了管教组。一个穿藏青色呢制服的干部跟他简单地谈了话。出于池步洲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他得到了“好上加好”的“恩遇”:依旧没让他去干体力劳动,而是分配他到锯木车间去重操旧业,还当车间统计员。
这里的办公条件比监狱板箱厂强多了。不但基本上听不见震耳欲聋的噪音,到处飞扬的木屑和灰尘也少得多。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池步洲在监狱板箱厂劳改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五四年初,突然转监了。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据陈一新介绍:军工路的这座大熔炉,共分两个工厂:一个是劳动机械厂,所生产的“劳动牌”活扳子,是名牌产品,不但国内很畅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一个是劳动板箱厂,主要为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包装箱,包装罐头食品,也是供出口的。两个厂子共有一千多犯人,机械厂里有德国和日本的战犯;板箱厂的犯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工霸。凡是上机器的,大都是死缓、无期的重刑犯,至少也是十五年徒刑;当搬运工的,大都是流氓阿飞集团的主犯,不过三年五年的刑期,今天进来明天出去的,流动性比较大。此外,也还有一些犯了抢劫、强奸之类刑事罪的印度红头阿三和美国人。
第二天早饭后,车间主任来带领犯人出工。先站队点名,然后列队到车间去。通过住宿区门卫的时候,还要把人数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出了住宿区大门,穿过横马路,进入厂区,一直走到最后一幢厂房,才是锯木车间。车间里排列着自动行车四台,台面车两台。老犯人一进入车间,就纷纷上岗进行生产了。车间主任把池步洲带到一间放着两张写字台的办公室里,指着一张桌子,让池步洲就在这里“办公”。看样子,这里以前也有过统计员,说不定也是突然之间被送走了。不然,不会这样匆匆忙忙从监狱板箱厂“挖”一个统计员来。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有一次他被提审,带回来的香蕉、苹果特别多。陈一新笑着跟他打哈哈:九_九_藏_书_网“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人力三轮车的行速缓慢,经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虹口公园,一直往江湾方向蹬去。蹬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只见马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稀,行人越来越少,终于进入了郊区,眼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空气倒是越来越新鲜了。“到底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的疑问,又一次在池步洲的心底升起:“听说解放前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都是弄到江湾去执行的,这个三轮车工人,总不会是化装的便衣儿,是要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去秘密处决吧?”
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有一天,厂长到车间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询问他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厂长问一句,他答一声,神态傲然,倒好像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似的。再看看俩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是呢制服笔挺,干部架子十足,一个是破西服一身,样子像瘪三。俩人一问一答,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的话,厂长听得还很入神,临离去的时候,他依然身子不动一动,脑袋不点一点。厂长倒似乎很满意,笑眯眯地走了。
三轮车在大门口停下,终于看见了挂在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板箱厂”,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机械厂”。狱警下车跟卫兵打了招呼,又帮池步洲把一麻袋书扛进了大门里面。
一个星期天,这个死缓犯人忽然把池步洲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双手一抱拳,面有愧色地对他说:“老夫子,我真该死,我把你给告了!他们把我叫去,要我讲讲你每天在监房里都说些什么话。我因为过几天就要死缓期满,生怕被处决,想积极一下,立点儿功,就说你每天给大家讲故事宣传迷信和侠义人物……”言下一副不胜惶恐懊丧的样子。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他不但性格古怪,生活也古板: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西装外套,披着风衣,一双破皮鞋,连后跟都没有了,就拿它当木拖鞋拖着,走起路来,噼啪作响,加上身子一弯一弓,脖子一伸一缩,活脱脱一个日本人的样子。每天上班,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埋头在书本里,很少跟人交谈。三餐饭后,都要盘腿在铺位上静坐十几分钟,样子既虔诚又认真,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练的什么功,还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宗教仪式。
这一来,池步洲倒不好意思了,反而安慰他说:“这个不要紧的。他们也没有来找我。即便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讲故事,难免要讲到一些封建迷信或者宣传侠义的事情,不是你无中生有,你尽可放心。你这个人很讲义气,自己做错了事,敢于坦率地说出来,我很器重你的为人。至于你的案子嘛,根据你的表现,我看一定会得到减刑的。”
池步洲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他脾气古怪,不大合群,别人打闹,他只知道看书。时间一长,总有一两个稍微合得来点儿的,问起他当年的那些往事,他就随口说了几句。不料他的话题引起了同监犯人的兴趣,穷追不舍。于是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当年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故事。这一来,可真是“羊群里面出骆驼”了,同一监房的二十多个犯人,来自99lib•net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谁听见过这样的故事?犯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圣人”,老夫子长老夫子短地叫个不停,总想从他这里多听到一些天下奇闻。
犯人们从车间回到“号”里,紧张了一天,总想轻松一下,以调剂枯燥乏味的囚犯生活。特别是星期假日,除了洗衣服搞卫生之外,大家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下象棋,或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儿地说古道今,在无聊中寻找乐趣。
他接到弟妇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厂长一走,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忍不住问他:“听说厂长是个长征干部,在部队里是个团长,级别挺高的,只为文化低一些,才分到这里来管劳改。平常时候,犯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你对他怎么这样不礼貌?”
池步洲在国民党军委会任职,跟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谈话以后,这个干部先带他到“号”里也就是宿舍里安排了铺位,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正赶上开饭。六个人一脸盆油渣烧豆腐,油水挺大的,旁边是一只大饭桶,装着满满一桶大米饭,吃多少盛多少,并不定量。比起提篮桥监狱的大饭盒、小饭盒来,又是一番天地。
在劳动板箱厂,池步洲是个最受狱方注意的人物。第一,他是个留学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第二,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厂方根据“档案”,认定他是“中统特务”无疑;第三,他从来不打小报告,换言之,就数他最不靠拢政府,思想最顽固,最不易就范。对这种人,管教干部当然理应严密监视的。可是不论在工作上、遵守监规纪律上,又都抓不到他的任何“劣迹”,所以也对他无可奈何。
当然,不设组长,不等于放任自流,不加监管。“号”外时常有看守巡逻,不时从门上铁条中露出一双看不出任何感情变化的冷眼。“号”内呢,也有特别爱打“小报告”、企图以此争取减刑的奸细。不过总的说来,气氛比起提篮桥监狱来,应该说是松弛多了。
有一个“死缓”犯人,高个子,浓眉毛,五十来岁,一身的江湖气。他从来不讲自己的案情,看样子大概与黑社会有勾结。对于死缓犯人,大家都比较宽容,因为他们到底还能活多久,是一个未知数。他不愿讲,一定有难言之隐,所以也不勉强他。但是他却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尤其爱听池步洲讲说破译密电码的经历。他和池步洲都睡上铺,而且铺挨着铺,每每在熄灯以后,还缠着池步洲讲故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四周的围墙相当高,其面积之大,几乎和一个大村庄差不多。再靠近一些,就能看见大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围墙上面也有电网,心里基本上已经明白:这里一定有一个劳改单位,但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农场。
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一路上,狱警当然不会与犯人交谈,也不会说明要到哪里去。尽管好事不敢妄想,但是池步洲心里明白:第一,这不是提审,提审不会带铺盖;第二,也不是改判,因为自己没有上诉,而当时的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你不上诉,他绝不会主动来复查你的案件;第三;目的地绝不会太远,不然,绝不会用三轮车送走;第四,如果九_九_藏_书_网是上火车转到外地,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押解,不可能只由一名狱警押送;第五,绝不会是拉出去枪毙,要是处决,恐怕就要出动警车了。
池步洲两次拒绝接见又退回汇款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厂。大家都说他脾气古怪,加上这一来心情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以免自讨没趣,连干部们都不大理睬他。这时候,只有与他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跟他算是最说得来,业余时间,还跟他学点儿数学。特别是池步洲教他“概率论”知识,这对于他丈量木材大有用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劳动板箱厂的犯人,住的是上下统铺的大房间。这里基本上有两种稳定:一是人数不变,一个“号”里住二十多个人;二是人口不变,不像提篮桥监狱那样,在押犯人经常要调来调去,以防止串通口供并便于揭发检举。“号”内也不再设“组长”之类的“号头”来管理犯人的“学习”。因为判了刑的犯人,重点已经转移到劳动上去,“忠不忠,看行动;变没变,看贡献”,只要努力为国家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创造出最大限度的财富,就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就可以争取减刑的。
每到月底,他花一天时间写一份总结材料交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花半天时间向大家宣读一下。有他在车间,业务上的事情车间主任就连管都不用管,他都会按时布置得井井有条。
与池步洲同一个办公室的,是车间记录员陈一新。——是个因冤假错案被判刑五年的刑事犯,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底层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方才得到平反。——他本来是个私营木制品厂的老板,对木材还比较内行,对车间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待人也相当热情。池步洲有什么不明白的,他都主动帮助,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处得很密切了。
这一次之所以要把池步洲像干部调动工作似的派专人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期间,他的突出才能和创造发明获得了狱方的嘉许,知道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劳改单位里的犯人要经常调动,避免犯人之间太熟了生事,是劳改当局的管理策略之一。监狱板箱厂和劳动板箱厂是“母子单位”,有这样的好统计员,当然不肯白白送给人家。挑选最有用的犯人给自己,应该算是“物尽其用”,不能算“本位主义”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既便宜了劳动板箱厂,也“便宜”了池步洲。池步洲占了他有本事的光,直到一九五六年调离上海,都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相对而言,还算是“幸运”的,这也算是他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怀”吧。
按照狱方的传统习惯,转监之前,是从不宣布把犯人们送到什么地方去的。一声“收拾行李”,接着就排队点名,装进囚车,只有到了目的地,犯人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池步洲的转监,当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次转监,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扛着行李,狱警吃力地帮他把一麻袋的书扛到了大门口,然后给他双手上铐,狱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和麻袋都放上车以后,这才把池步洲带出来,与狱警并排合坐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还冷,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一般都备有一条线毯,供乘客盖膝头防冷用。那狱警就用这条线毯把池步洲的双手连膝盖一起遮住。这样,车子走在街上,与普通乘客无异,谁也看不出这是犯人“起解”。
他把陈一新的手拉到他的脑后去摸摸,原来他脑后的后枕骨,竟然像公鹅顶一样,凸出老大一个包包来。对于自己脑后的这块骨头,陈一新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却不知道这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
吃过晚饭,回到了“号”里。犯人的居住区,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和工厂区隔开。两区之间的唯一进出口,有警卫日夜站岗,没有干部的带领,犯人们是不能自由进出的。居住区有一排排的平房,能容纳上千名犯人。给犯人做饭的大伙房,也在这个大院子里。此外,当然还有厨房、厕所。每一间大房间,像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一样,放了十几张木制的上下铺,一共有三十几个铺位,也有一个很大的大马桶。犯人住的房间,门外有可加锁的粗99lib.net大铁门闩,星期、假日及就寝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并不加锁,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有一条“不许串号”的监规。房间里有三盏吊灯,都是大泡子,灯光明亮,如同白昼。提篮桥监狱的牢房里面没有电灯——据说那是为了避免犯人摸电线自杀——只有通道的顶上有几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在那昏黄的灯光下过惯了,突然间大放光明,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呢。
真是个怪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他却居然一口拒绝。如果进一步仔细想想,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放出去“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真还不如关在监狱里舒服呢!
这是解放后开设在上海郊区军工路的两座劳改工厂,规模相当大,共有上千名犯人。两座工厂共一个大门,共一套管理系统,共一个厂长,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则是一个单位。劳动板箱厂实际上是监狱板箱厂派生出来的“子工厂”。但是“毛驴儿下骡子”,子工厂不论是设备之新、人员之多,都超过了“母工厂”。劳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劳动牌活扳子。这是解放后上海的名牌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相对而言之,这两座劳改工厂要算是当时上海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了。
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每天上班,池步洲总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看书。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和他面对面地坐着的记录员,彼此之间也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的原则是:一进办公室,办的就是公事,各人的私事,就不再提起。自己没有事情,可以看书,但不应该瞎聊天,耽误别人工作。这是他多年来在正规机关坐办公室养成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从银行送到提篮桥监狱、又从提篮桥监狱送到这里来的外文书,多数是高等数学方面的。在监狱里,一般人绝不许看外文书,哪怕是马列原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狱官、狱卒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谁也不认识这些曲里拐弯的“洋字”。但是他的这些书,却是得到监狱长的特许、并盖有“经检查允许阅读”的大红戳子,因此算是“官准”的。
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这个江湖人物,以江湖人特有的义气主动“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又得到了池步洲的原谅,心情开朗起来了。没过多久,在一年一度的“奖惩大会”上,他果然得到了减刑的判决书。
将近三年没有接触社会,什么街道、车辆、商店、行人几乎都成了依稀的梦境。如今一出狱门,来到马路上,只见行人熙来攘往,车辆急驰而过,铃声与喇叭声交织,灰尘和汽油味儿混杂,突然之间有一种“我还活着”,“又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藏书网净吧。”
他的任务,是每天做一份车间统计报表;原始资料、各行车的码单,则由记录员陈一新提供。车间里一共四辆行车,每天的吞吐量相当可观。临收工前一个小时,记录员把原始资料交给他,他拿起计算尺来一拉,各行车的产量就公布了。工效之高,无出其右者。他的学问和能力,连厂长都很佩服。公开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不多。”
在劳动板箱厂期间,他是个“特殊的”犯人。论年纪,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他的性格古怪,又有些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的,不管你是市井无赖还是江洋大盗,他都愿意与你接近;看不上的,哪怕你是高级干部教授学者,他也目中无人,不理不睬。例如厂里有个姓林的青年犯人,他哥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他受牵连被判刑三年。此人记忆力特别好,善于说山东快书,也会说相声、演京剧。厂方为开展文娱活动,置有整套的京剧服装道具,鼓励犯人演出。姓林的也曾经数次登台。每逢节假日,大伙儿都围着他听他说快书。他与池步洲既不同一监房,也不同一车间,但是池步洲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聪明,又发现他有数学天才,就每天抽点儿时间教他数学。仅仅一年时间,从小代数开始,几何、三角一直学到微积分。姓林的小伙子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每次来上课,都先喊他一声“老夫子”。从此,大伙儿也都跟着叫他“老夫子”。狱卒们听见了,也没加制止,时间一长,变成了他的别号,他的本名,反倒没人叫了。
有一段时间,那个有说有笑的死缓犯人,忽然沉默寡言起来,似乎有很重的心事。他是个死缓犯人,两年将满,是死是活将见分晓,这一段时间中情绪不正常,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反都拿好话来安慰他。
有道是:花香蜂常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统计员遇到难题,免不了都要来请教他。了解他性格的,都知道投其所好,进门先叫一声“老夫子”,于是他立即眉开眼笑,求教者也能得到详尽细致的指点,满意而去;要是不知道他的性格,不叫这一声,其结果必然是嗯嗯啊啊,所答非所问,甚至疯疯癫癫地用一些难听的话把人家气走。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陈一新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倒换来了他的一个白眼:“你这个人真幼稚!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么?要知道,共产党对咱们这样的人,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放不放出去,其实是一样的。搞政治的人,真真假假,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照我猜,他们打算放我出去,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帮他们向台湾的军政人员做政治宣传。我是一个政治犯,并不贪生怕死,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无耻小人,违心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做的。所以我简单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请你们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像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判我十二年,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愿意老老实实服完我的十二年刑期,不打算争取提前。’他们听我一口回绝,也不勉强我,给了我一大堆水果,要我回来好好儿考虑考虑。我就这样回来‘考虑考虑’了。”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国民党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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