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胡适说理想
打破浪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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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胡适说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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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列文虎克(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九九藏书网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18、19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九-九-藏-书-网:浪漫的病症在哪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哪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巴斯德(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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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科赫(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巴斯德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枯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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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忍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的“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一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藏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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