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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所老式的房子已经被“列入了保护清单”,这是因为拆除了许多老房子后,当局突然想到,恐怕很快就会没有东西能让人们回想起旧日时光。包括津巴布韦一些最荒蛮和落后的地方在内都在新建房屋,这些房屋的设计灵感(相似程度不大)来自英格兰的茅草屋——紧实的小房子,配有拘谨的小窗和极小的屋顶窗,没有游廊、庇荫处、掩蔽的通道。没有一位作家能想出还有什么跟“生活本身”一样无情,残酷的讽刺家却每天都想得出来。
许多个夜晚,我曾坐着听无线电里传来的纽约新闻,还有希特勒的咆哮和叫嚷,以及一些德国人高声的响应:胜利!胜利!我感到害怕。那个男人的身份、声音几不可察地拨动着我的神经,以至于别人的劝解对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你怎么啦?那个人离我们有数千英里远呢!”
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用的正是那台从约翰内斯堡寄来的大型打字机。这是一部造作又浮夸的短篇讽刺小说,内容是对纨绔子弟的取笑,虽然我也只是瞥见过那些白人青年的做派。然而过不了一年,我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虚荣做作、享有特权,跟黑人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当时并不具备写这部小说的知识,后来我因为羞愤而把它撕碎了。接着我又创作了另一部小说,在恍惚的状态下非常快地完成了。这一次我的灵感来自华兹华斯,他的小说简直无处不在。我心中有些忐忑,一是因为他的韵律限制了我,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作品不大可能是最佳的样本。
那一年,我写了两部糟糕的见习小说。
整整一年里,父亲的糖尿病都处在危情之中。那时,我会载着他和母亲从糟糕的道路上行驶而过,开往索尔兹伯里。他的身影进入了医院,我就坐在树下的车里等待数个钟头。那时候,折磨父亲的不仅有糖尿病,还有随之而来的并发症。虽然现在病情已经好转很多,可仍然不容乐观。
母亲说,我的身体结实得像头牛,当然,头脑也很聪明,虽然没有什么证明书可以证实,但不要紧,而且年龄小也不是问题。那位护士长并不怎么待见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护士的屈就,而且她也预见到我会成为一名违纪的、不听话的护士。
踩过去,
我的血就是它们的……
就像曾经放弃信仰、学校,离开家去当保姆一样,我的生命中迎来了新的突变——我准备回家写一部小说。这些变化,或者说“转变”,其实并不唐突,它们只不过是在视野之外缓慢发生的新的物质或感觉积累的结果,不同于前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物质和感觉。
深色的叶脉随脚步绽破,
那是我最后一年作为灌木丛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灌木丛生灵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尽管后来的岁月里我走过许多街道和小镇,但那儿才是最让我自在的地方。那也是我最后一年作为农场女孩而动手做一切事情——那时的工艺早已远去,如今所有的农场都拥有了像样的电饭锅和煤气灶、电灯、自来水和冰箱。
有时,我们会并肩坐在一起,听索尔兹伯里来的巡回演奏会。会场同样是在那座大厅里,但配上了椅子。尽管觉得这个表演会粗滥笨拙,但我闭口不谈自己的想法,因为它在他的眼里精彩绝伦。同样,他也参加了北非战场去对抗隆美尔,也在战争打响后不久便丢了性命。99lib•net
那时我写了一封不可原谅的信。我在信里说:“所有人都愚蠢且抱有成见,但我并不在意他的肤色。”他的回信含蓄且得体,说他竟然不知道片区里的人们已经总结出他并非他们中的一员。事情过去之后的许多年里,我都羞愧难当,可又有什么用呢?事实是,我在事情发生时就已经非常羞愧了。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苦难,一半是因为社交时遭遇的尴尬,一半是因为自己似乎永远都桎梏于年幼的无能之中。无论怎样,这种情况总会以某一种形式伴随一生。“你难道是说……”中年或刚过中年以及进入老年的女士也许会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会跟五年前的自己一样愚蠢?”
这首诗叫《战争之后》,但似乎改为《战争之前》更贴切。
这是最为简单的信条,只要以一个用途多样的文本作为依据,结合逻辑推理,就可以实现——例如借由《圣经》或占星家就能证明。如今,我仿佛仍可以听到父亲喋喋不休的愤怒抱怨,那是一个病患和失败者的声音。我仿佛仍可以看见母亲垂着眼睛坐在那里,用手指拨弄着耳边的灰白头发,身体僵直着;父亲则好像在强忍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几乎要从那张破败老旧的椅子里跳出去,随便逃向哪里都好,只要不再禁锢在母亲的噩梦里——日益病重的丈夫,粗鲁敌对的女儿,礼貌疏离的儿子。
那一年,我学会了快速打字,当然还有速记。
运动赛(gymkhanas)里,一匹匹骏马飞驰而过,沃特金斯家的男孩和我正站在围栏旁边。他凝视着我,而我的眼神却略过他,落在了那位可望而不可及的爱人身上。此刻,那个无可挑剔的绅士正留心听着雇主妻子的话。这位夫人是一名温和愁苦的中年女性,她爱上了这个男人——父亲也这么说。可是这会儿,他正不由自主地在把目光投向那位苗条的金发女骑手。那位女骑手移开了脸,在几步之外的地方倚靠着围栏,等待下一场比赛的开始。拖着马鞭离开的时候,她朝他冷淡地笑了一下。这一幕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它被命名为“爱的喜剧”。我想,这可以算是一幅画家戈雅的讽刺画。
除了希特勒,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墨索里尼。在我父母看来,西班牙的那场战斗正是欧洲战争的端由。
与此同时,人人文库出版社正在为我提供更好的读本——书籍一捆捆到了车站,再装进邮袋中送到我这里。在拆开包裹时,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我渴望看到新兴的文学作品。我读了很多,尤其是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小说。可他的文字肉欲感太足,对英格兰或意大利的再现也太过直白和强烈,因此在阅读《亚伦的杖》(Aaron's Rod)以及《彩虹》(The Rainbow)时,我好像真的置身在了那些地方,仿佛看到了意大利“凶猛的”山峦,进入了英格兰的蓝铃花丛。这九*九*藏*书*网些对我并无益处,它们自成一体,太过自我。
因为父亲生病,邻居们载着我父母去了索尔兹伯里,而我则被留在了农场。家里的一个孵化器里装满了鸡蛋,即将孵出小鸡。父母一直无助地说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农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可他们还是走了。独自留在这个就像是我的另一层皮肤似的房子里,我的心中溢满了胜利的喜悦。外面是冬日严寒下干硬而尘土飞扬的高地草原,灌木丛化身成了幽灵,清晨的石子会让你的脚底发麻,你的双手也会变得粗厚和笨拙。
在索尔兹伯里医院,母亲穿戴着精致的帽子和手套,她坐着,把手提包平放在大腿上。正对她的是坐在桌子后的护士长。一个女孩正闷不吭声地望着这两个处于对峙状态中的女士,暗自嘲笑着。她既希望自己能被留下来,又希望被拒绝。
接下来……“你想成为一名兽医吗?”一位刚从英格兰过来的年轻男人这样问道,我开玩笑说自己对弯角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结果,我因自己的玩笑话吃了苦头,因为他邀请我参观了一场极其恶心的手术——我决定为读者们略去那些细节。我意识到,如果这就是兽医的工作,那这份职业,我可接受不了。不过,我本可以成为一名兽医,或一名医生。我甚至可以成为护士长,毕竟我和我的母亲一样能干。最好的情况是,我能成为一位农场主。怀着强烈的渴望,我也在私下里暗想过,如果幸运之神眷顾我,让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物理学家、时代的冒险家,那么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很多年以后,我在候机厅里见到了她和她的丈夫贾斯柏,当时他们两个相对而坐。她已然是一位年老的少女,灰白的辫子上装饰着冠状头饰,眼睛一直注视着丈夫,她的丈夫俨然成了一个巨大而可怕的脂肪堆。从前,他一直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她,可眼下,她正带着温和且真诚的笑意对他说:“亲爱的,该吃药了。药片在你口袋里……你能够到吗?需要我帮你拿吗?”
在我和弟弟看来,沃特金斯家的房子一直都充满了魔力。它坐落在一堆花岗岩小丘中,室内总是很热或很冷。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火球会沿着游廊一路弹跳,直到“叮”地一声消失在电话里。那个年代,这些球形闪电的存在还没有被科学所认同。有一次,弟弟在那儿时恰好赶上了暴风雨的天气。“就像小足球似的,”弟弟说,“它们像一切弹跳的东西。”但沃特金斯家的男孩对闪电和农场都不感兴趣,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推想——他要的只是逃离,只是不再受限于这些童年的情景。
想必每一个姑娘都写过类似于这样的信:“我爱你,请带我离开这儿吧。”“我承认,你的信让我有点吃惊。”(虚伪!骗人!)“我承认自己对你的感情比友谊更温馨一些,但你年纪尚轻。”
父母回到家后,我只看了母亲一眼就已经明白,这七十二只小鸡也就令我一个人激动了而已。鸡妈妈带着小鸡爬过山丘的岩石顶时,会抬眼警惕着老鹰……我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总会想,假如我当时晚醒了哪怕十分钟,情况又会如何呢?
悲伤的韵律,哀伤的挽歌……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里,我突然醒了过来,发现蜡烛已经熄灭了,只有灯光照着屋顶、白色的墙壁,还有
九九藏书
鸡蛋。我急忙冲向鸡蛋,它们已经发凉,但还没有变得冰冷。我把蜡烛点起来,把软垫覆盖在了鸡蛋上。它们死了吗?只能等它们孵化出来的那一刻我才能知道。正在那时,我接到了从索尔兹伯里打进来的电话——父亲病得很重,也许会死,而我只能坚守在家里。就像频繁宣布这些消息时一样,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带着戏剧性的色彩……但我没有在听,也听不下去,灾难不该拿来如此频繁地宣布。
一同坐着的还有我的父亲,那个遭遇背叛的男人。他多年以来所说的话正在成为现实,但他不必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历史正在为他说。他曾说,瞧着吧,德国人会重新回到凡尔赛宫。可没人听他的话,也没人听其他老兵的话,就像现在没人在听丘吉尔说什么,但他却知道人们需要什么……我们还看到了史蒂芬·金·霍尔的《时事通讯》(Newsletter),里面披露了不少真相。
在田地的边缘,我倚着一棵树站着。这片土地上的烟草没能收获,但这种作物正在为其他农场主带来财富。我望着眼前暴烈红艳的落日,使劲儿想着西班牙,就好像我已经到了那个国度。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当时正有一支英国劲旅在为挽救民主而战斗,如果我试一试的话,也许就可以去英格兰,就可以……可我的车费从哪里来?我才十七岁,他们也不可能让我去……我读过的一些书中,法国、俄国、塞尔维亚的女性会开救护车、当护士、经营战地医院,我的母亲也对过去的皇家自由医院无限怀念——所有这些都发酵成了夹杂着忧郁的快乐情绪,成了青年人吸收的天然食物。狂热之情是战争酿造的有毒食物,它让人痛苦,但又暗自骄傲。这也是一名老兵的另一面。
未来的其它可能性也正在积极地涌向我。母亲说我应该做一名护士,就像她一样。我开车送她去了索尔兹伯里,父亲则被独自留在家里待了一整天。我当时已经得到了驾驶执照。十六岁生日时,我一个人开车去了班基特警察局。到了那儿,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新来的英国南非警察坐进了我的副驾驶位。“开到那儿去。”他下指令说。我沿着一条丛林路向前开了五十码。“停,”他说,“掉头开回去。”我按指令完成了动作。“现在开回警察局。”瞧,这就是驾驶考试。警察已经对农场主的孩子们见怪不怪了,知道他们早已有了多年的驾驶经验,只等着参加一场考试,很多时候甚至没开出几码就拿到了驾驶执照。
那一年,我还有了一位爱慕者,就像姑娘们常做的那样,我无情地利用了他。他跟我同岁,是沃特金斯家的大孩子,长得很胖,性情迟缓、可爱亲切。如今,我真希望自己没有陷入那痛苦的爱情之中。每逢去舞会和赛马场的时候,他都陪伴着我。母亲因为我可能会嫁给这个男孩而倍感苦恼,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比我母亲所期待的低了太多。
那一年,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场伟大的爱情。他在近旁的一处农场当助理,二十五岁。他跟其他助理全然不同,内向、自重,态度中流露出一分神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不无所顾忌地表达想法。他从英国订阅报纸,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尽管不能挑剔片区里人们的举止和习俗,可他偶然说出的只言片语总能引起农场主和他们妻子猜疑的目光。他个头很高,长相英俊,皮肤呈深色,就像地中海橄榄油似的,在游廊里闲聊时,人们说他有那么99lib.net点像焦油刷。他们看不惯这位冷漠阴郁的男人,这体现在那些窃窃私语里:“瞧他的眼睛……他的头发……指甲。”不用说,这种做法引起了我的强烈的保护欲,因此更爱他了。那一年里,每当去灌木丛打鸽子或珍珠鸡的时候,我都处在恋爱的恍惚中。落日的余晖从水塘里绒绒的粉色草叶上滑过,鸽子热情地咕咕叫着,一切都将我带入了……我的爱情梦想也许缺少那些真实体验所能提供的细节,但它们仍然是强烈的,几乎让我致病。
当时也有一些英国犹太人散发的煽动性小册子。对英国的上层阶级而言,这一派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称失踪的以色列一族去了英国,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是犹太人吗?他们只是弄错了,仅此而已。)还说上帝已经选中了我们去统治世界,而大英帝国正在做的就是履行这个神祇。善恶大决战已经提上了日程,很快,耶路撒冷就会出现七百万具尸体,俄国和德国将结为同盟,而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则化身为邪恶的代表,与上帝决战。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那样的伙伴!”
每一片我的手指都认得,
看到朋友的女儿举止粗鲁时,我会站在朋友的一方,心里升腾起愤怒,开始讨厌起那个女孩……可是等等,看到女孩生气地低垂着双眼,冷淡地紧绷着嘴唇,我问自己,你忘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吗?……于是我就会对可怜的朋友说,你没注意到吗?她觉得你在威胁她,因为你对她太强势了,她害怕被吞噬。“什么,我怎么会威胁她?”的确,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强势,尽管有一个脆弱的小生命正仅凭着一丝运气漂浮在暴虐的大海中。于我而言,威胁我的并不是父母的强势,而是他们的脆弱。
“我不要!我不要成为战争的受难者。”
孵化结束的那天终于来了。我坐在那儿,眼睛紧盯着鸡蛋,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时间从没有过得如此之慢——确切地说是成熟的时间。这间小屋子里似乎充满了寒冷的空气,就像流动的冷水一样……突然,一颗鸡蛋上出现了一小块粗糙,这就意味着……我把它拿到耳边,听到里面的小鸡一下下敲打的声音。我喜极而泣,同时也安下心来。一只丑兮兮的小鸡扑腾着出壳了,身上干透后变得可爱起来。那边又跳出来一只……不消片刻,破碎的蛋壳上爬满了湿漉漉的小丑怪,在蛋壳之间,那些浑身干透了的小鸡正抖动着。我跑出去找到那只最老、最有经验的母鸡,然后把它放进了围栏。那围栏中早就放好了一个铺垫着稻草和羽毛的巢箱。当我取出几十只小鸡,并把它们一个个放进巢箱的时候,那只母鸡似乎还摸不着头脑。突然,它的脑子启动了开关,只见它咯咯地叫起来,迈着优美的步子走向那群小鸡,成了它们的妈妈。我又找来了三只母亲,重复了一遍步骤。
我开启记忆模式对1937年做了描述。
他在两年后加入了一场战争,不久命丧北非。
叶落了,
那一年,村子大厅里举办了不少舞会。突然之间,许多新生代的年轻人从方圆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驱车到了班基特跳舞,在那儿,发条留声机里流转出三十年代的迷醉音乐。因为我太笨拙,男友又太害羞,所以都没能跳舞。我们两个只是站在留声机旁,给它摇满发条,放上唱片,瞧着眼前比我们稍长的年轻男女引导着对方,僵硬地倚在对方的臂弯中。平日里,这些年轻男人每分每秒都穿着破藏书网旧卡其衬衫和短裤,此刻他们穿的也是难堪的西服。跟他们不同,在这间尘土飞扬的丑陋大厅里,姑娘们就像冰激凌一样闪耀着。当时流行的样式是绉纱和绸缎布料的裙子,白色、淡蓝色、粉色最为常见,裁有斜纹,每一处弧线都平缓柔滑,胸前露出的V字型部分被遮以珠宝配饰,更有大胆一点的设计会将后背衣料裁剪至腰部,脖颈处系着的珠宝就悬垂到了那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有的在邮局工作,有的开着车库,有的父母是店铺的经营者、车站的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农场主。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相较各国的重大事件,它称不上大事,可我仍然会时时想起,并且,它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原因在于,我们不仅会回顾那掌管着生命进程的精确时刻,也会回顾那刻薄又残酷的偶发事件。
每一片都曾出现在我的日日夜夜,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户人家,尤其是那个宝宝。对贾斯柏,我充满感激。在我看来,我的床伴就像一只纠缠不休的小狗或小猫,需要我的爱抚和轻拍。至于女主人,她对我而言再不是那个穿着农妇裙、留着辫子的单纯“少女”。不管怎么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当她心满意足地以主妇的姿态坐在沙发里、低着眉眼做女红时,难道不是我在替她做所有的事情吗?
孵化器放在房子最末端的小屋子里。破旧的窗子和畸形的门不断地在漏着寒气,茅草屋顶就像盖住了一个冰冷的水池。孵化器下面有一个蜡烛灯笼,通过管道不断地向鸡蛋输送着热量,这些蛋再过五天就能孵出小鸡了。假如蜡烛熄灭了会怎么样呢?我能预见火焰会偏倒,继而汹涌地窜入管道里——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小鸡们就会死在壳里,而我则成了七十二条小生命的谋杀犯。我用毯子包裹了门槛和窗台。此刻,从未被拒之门外的狗们呜呜低吟等待着,而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猫们则在喵呜叫着发脾气。房间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而我几乎一直都守在这里。我躺在床上读着书,时不时抬起眼确认蜡烛依然在燃烧。万一蜡烛用完了呢?或者柴火用完了呢?我在孵化器旁放了一个衬有旧软垫的肥皂盒,到时就可以把孵化出来的小鸡转移到里面。室外的养鸡场里,那些还没察觉到自己未来命运的母鸡还在追着公鸡到处乱跑。每隔三四个小时,我会用温水把鸡蛋打湿,幻想着里面的胚胎(当然,我知道很丑)。母鸡总会翻动着鸡蛋,确认自己的大脚爪将所有的鸡蛋全部拂过,一个没落下。此刻的我也这样做着,并且还长久地凝视着它们,似乎未来就取决于里面的七十二只小鸡。
尽管受到了劳伦斯的影响,但我自己写的东西根本没法读第二遍。我撕碎了千言万字,继续练起了短篇写作。
有一位旅行推销员称,索尔兹伯里的电话局正在为姑娘们提供工作机会。我知道只要有任何异议,父母都会跟我断绝关系。于是,我搭上麦考利先生的车去了索尔兹伯里。作为对这趟旅途的贡献,我一路上都跟他打趣,这可是“跳跳虎”的强项。抵达目的地后,我走进了电话局。尽管没经过任何入职程序,但我还是立刻就从经营电话局的两位年轻绅士那儿得到了这份工作。我没有经验,但他们却认为我能行。再者,他们也并没能从其他姑娘中收到足够多的求职书。之后,我从《先驱报》上的广告中联系上了一个住处,搬进了一位寡妇的房子——我在《玛莎·奎斯特》中提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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