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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对他们夫妻之间的战争无动于衷,而且虽然如今很多时候我都在制造田园诗一般美好的声音(过去也是如此),但我也曾处在激动和愚蠢的情绪中。这也确实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家的时候,我很同情父亲,因为我认定他在遭受母亲的迫害。可是到了这儿,我的同情对象发生了变换,我开始跟琼联合起来对抗鲍勃。“多么冷血的人!他待她这么不好!”当她哭泣的时候(每天都哭,每次哭半天),我总要安慰她,不断惊呼着男人们的愚笨和麻木,直到我一秒钟也忍受不了她或者我自己。最后我跑进灌木丛,就像在家里时那样。鲍勃走进来,静静地坐在那里吃东西,全然不管琼是在叹息、惊呼,或是在向我诉说对他的不满。从他进来开始,我就一直坐着,用愤然而苛责的眼光注视着他。然后,琼跟我就坐到了游廊的一端,因女人的敏感而结成了同盟。而鲍勃呢,他坐在另一端,边吸烟边阅读着英格兰的各种报刊,大多是务农信息。我们长时间地、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鲍勃那挖苦且讽刺的眼神,时不时地或嘲笑,或低声惊呼着他的野蛮行径。若实在对我们无法忍受了,鲍勃就带着狗一起去灌木丛。尽管非常炎热,可他一股脑儿往前走,把冗长而高声的抱怨和苛责都留在身后。
看到我一言不发,她转过身,将我引向旧汽车。里面坐着一个瘦弱无比的男人,他紧紧地握着车门把手。父亲去了哪儿?我差点说出口。我用求助的眼神望着他,毕竟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可他那因年老和生病而模糊的眼睛似乎没有看见我。
尽管共同点如此之少,但所有这些人都在游廊上管理着片区内的各项事务——社会学家把这称作“非正式活动”。的确,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召开过会议讨论某个邻居翻越篱笆的不当行为,或是丛林火造成的损失。只要碰面或通电话,他们还会谈论政治,话题无非就是“当地人”和“伦罗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农场和矿山,是一个大企业,居民们都对它深恶痛绝。(要是知道社会主义者跟自己观点一致,这些居民应该会感到吃惊。)在南罗得西亚这片土地上,从这头到那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两个话题中至少有一个在被人们谈论着。那时经常会召开公共政治会议,而对于这样的场合,我们片区几乎总要倾巢而出。班基特会堂的空间有限,因此在达尔达甘的游廊里,到访的政治家可能得站到汽油桶搭建的讲台上演讲,两三百个人就站在下面听着。在这群白人后面可能还站着一些黑人,但这些会议跟他们并无瓜葛。
要不是因为奖学金和考试,父母可能立刻就让我从修道院退学了。我又回到了学校,后来虱子和癣病的爆发算是解救了我,因为这强有力地证明了我的灵魂还没有受到威胁。
回首过去,我看到了一个忙碌而勤奋的小女孩。她努力地适应环境,渴望被人喜爱并得到一个好朋友,就像其他孩子那样。可是怎样才能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毕竟你连被农场塑造出来的最好的自己都无法展现。那时候,我甚至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座房子很普通,棚架将小屋连接在一起,但用的都是优质砖块,屋顶的稻草也铺得规整,一点儿都不像我家那个破旧房子。屋里打亮的地板上铺着的地毯跟我们家的一样精致,餐桌上摆着同样的重银器。两个身材高大、独断权威的女人负责照看我。她们穿着“英式”衣服,由花呢、亚麻和棉布三种材料制成,裁剪讲究,褶皱和纽扣也精致得当。跟她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英俊正直的男人,他曾在印度陆军服役,跟我父亲有一些相像之处——他是个观察者,时刻留意着一切。他是这两个女人中哪一个的丈夫?或者是兄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女人是同性恋,而这个男人在自己家里就像客人一样。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他有着一丝亲切感。但事实上,我的注意力都在书上。这儿有数千本书,每一个小屋里都紧贴墙壁码放着书架,这些书架都是由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小屋呈圆形,因此墙壁看上去就像是由书籍砌起来的一样。我瞧了它们一眼,然后就变得慌乱起来。我已经厌倦了家里那些书,我把里面的每一本都几乎读“烂”了,其中包括狄更斯、吉卜林、萧伯纳、威尔斯、王尔德以及其他人写的书,还有不断邮寄过来的“一战”题材书籍。那些作家明明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此刻灵魂却屈服在明亮的书皮里,而写在书皮上的那些作者,我都不认识。看到我的眼神停在那里,两个女人牵起我的手,“真正的现代作家只有一位,”她们引导着我,“就是安·布里奇,比起她来,其他人——总之,你不用关注别的作家,这就是我们的建议。”我住的宾客小屋也沿墙排着成行的书籍,我需要把安·布里奇的全套图书搬过来,还得承诺对它们忠诚。在南罗得西亚的马兰德拉斯,我被要求读一位女士写的小说,小说里记载了主人公在北京大使馆生活时所经历的微妙关系,其中风流韵事尤为突出,大多以不幸结局而告终,可是读来却让人心生好感——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事有多么不可思议。
我在一个学期里曾创办并编辑了一份宿舍房杂志,而且几乎负责了全部撰稿。在这本杂志中有一个社会新闻专栏,还有一些诗句描写了出名的或者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些纸页在宿舍里传来传去接受审阅,大女孩们还派了一个代表来告诉我将其中的这个或那个内容删去。“我们都不想让女舍监看到它,对吗?”我对此惊愕不已。真相就是一切,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必须讲真话……可我还是把她们标记出来的文字删除了。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审查,结果是专制赢了。
我不会,我不要。
这种痛苦在隔离医院里消失了,因为食物是从综合医院送来的。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没有人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做功课,可是没人有时间来监督。我们其实没什么病。其他女孩子都是谁?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有很多欢笑声。我们坐在木头游廊上聊着天、编着故事,更重要的是,只要我想,我就可以独自待着。对一个十三岁的人来说,六个星期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我享受了六个星期的自由时光。那些可怕的谴责信件依旧被送过来了,但我并没有去读。
如今我感到很好奇,《初代与末代人类》是如何漂洋过海去了农场?威尔斯影响了斯塔普雷顿,也许这就是原因。
再度把自己放进某个场景中时,我感觉到了赤裸裸的寂寞、孤独以及焦虑——我就像一个自我防御的瞭望台。简言之,这种感觉陪伴着我和所有其他人,直到我们在某个群体、家庭,或者团队中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小天地,在那里,冰冷的空气不会像现在这样残暴地将柔嫩的皮肤蹂躏。“跳跳虎”识破了我的动机,在学校里,我逗女孩们发笑,也逗老师们发笑。这些老师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同于修女们,她们几乎都是年轻的英国人,教一两年书之后就会结婚。农场主的妻子们开玩笑说自己开的是婚介机构,因为在家庭女教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她们在一年内就结了婚。这些年轻女子轻快活泼、讲求实际,她们教给我们的并不局限于课堂知识。每个人都会谈及自己逃离的东西,包括失业的境地、失业救济金。她们说,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别的地方了,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非洲,而促使他们逃离的,正是奥威尔和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笔下的那肮脏粗野、萧瑟凄凉和丑陋可怖的英格兰。虽然这两位作家的书我是后来才读到的,不过我早已从那些选择逃离的年轻老师那儿听说了书中的文字。
对动物、鸟类、灌木丛的记忆跟随我来到了新的学校,并且成了我的盾牌。直到——好吧,究竟过了多久呢?开学前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可我已经开始怀着敬畏、害怕和惊恐的心理去回顾那冗长的儿童时期。我是如何熬过来的?(每个孩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更糟糕的是——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不要沿着时间的流沙回到过去吗?这种恐惧的心理伴随了我很多年。我后来在女子中学上了一年学,那段时间可真冗长,让我不禁想问:“真的只有一年吗?”
另一个学期中,这个老师又给我们讲了《英国文学》。我还写了一篇小练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跳跳虎”的作品,其中谈及了老师的教学方法。我原以为她会喝彩,毕竟这篇随笔非常逗趣,可没想到她只是把我叫进了屋子,让我站在她的面前,接着开始用她那锋利的唇舌批评:“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即便你有点小聪明,可跟那些真正有才智的人相比,你什么都不是。”我颤抖着。我本来可以抱怨正义和真理之类的事——她不是也令以往的学生感到恐惧过吗?她不是也不确定吗?可我只是一个沉闷的胆小鬼。屋子外面,女孩子们都等着我告诉她们老师说了什么,我跟她们吹嘘说,我当着老师的面反抗了她——这就是跟专制者相处的方式。
我独自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房子前并排放着两张椅子,父母并肩坐在椅子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情形。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他们是两个面露沉闷和疲惫的老人,而实际上他们还不到五十岁。两张衰老的面孔上布满焦虑和担忧,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们是在为钱操心。他们坐在香烟弥漫的雾里,慢慢地吸着烟,又缓缓地吐出来,似乎每一口都是一剂麻醉药。他们就坐在那里,紧紧依偎着。贫穷让这对夫妻无法动弹,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斥着秘不可宣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就像让人无法忍受的、可悲的存在,而他们的无能为力正是我难以接受的。
这群“普通女孩”有七八个,甚至更多,她们招摇又粗野,对自己信心十足,对外人毫不在乎,对那个态度极为轻慢的女舍监更是如此。她们的探险行为令人钦佩,因为全部和“男孩子们”有关。我们不许跟爱德华王子学校有任何往来——那所学校里全都是身材瘦长的长腿生物,他们身上散发着臭味,声音粗哑,总是嘲弄行动笨拙的人,就像弟弟和他的伙伴在一起时那样。相比这些男孩自身,跟他们有关的探险行为更令我们印象深刻。“榜样们”会递小纸条给这些男孩,要么是在教堂里,要么是在街上与他们的队伍偶遇的时候。她们还声称,自己夜里从窗子爬出去,爬过灌木丛去私会男孩,甚至还去电影院。可这最后一句自夸的话暴露了她们在说谎,因为在索尔兹伯里这个小镇上,任何一个逃学的人都会被别人撞破。不过不要紧,所有的女子学校都这样。时装杂志在女生们之间传阅,电影明星的照片就跟色情图片似的传来传去;熄灯之后的盛宴恐怕会惊吓到父母们——沙丁鱼配炼乳,或干肉片配果酱。在炫耀声中,这样的午夜盛宴似乎每个夜里都有,但事实上,就跟那些与男孩子相关的探险行动一样,这并不常发生。这个风气不好的团体处在学校的最底层,可她们却为此感到骄傲,尽管并没有人效仿她们。表现良好才是这儿的生存之道。
我把篮子并排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接着从过滤器里接水喝,一杯接着一杯。“午餐熬些汤吧!”琼对我喊道,她正躺在游廊上的长草椅子里,旁边的椅子上挤满了猫。我给卡伦多佛炉子加上炉篦,这个炉子跟我们家的一样——跟当时每个人家的都一样。我把木材放进去,留出适当的空间让空气流通,很快火就生了起来。我从炉子上方的挂钩上取下巨大的黑铁锅,这口锅无论清洗几次都还是散发着草的气味。我把篮子里的西红柿都倒进去,估计有二十磅,甚至更重。铁锅放上火焰后,我去了后面的游廊,摇晃着双腿坐在那里,望着来回走动的家禽和狗,还有猫(如果它们在的话)。猫和狗的生命是平等的,它们谁也不会去留意对方。猫们有属于自己的椅子、灌木丛,它们就在这底下等待白天漫长的炎热时间结束。狗们在游廊上“啪嗒”、“啪嗒”地跳着,但在房子里从不这样,因为那是琼和猫的地盘。
只有蓝天落进我的眼。
假期里我学会了开车,因为父亲拖着笨重的腿开车总不方便,而弟弟又不会总是守在那儿。我十一岁了,那时农场上的男孩们都会开车,而女孩子们不会。一个男孩可能十来岁时就会载着一个犁型器具、一袋面粉,或是一份作为礼物的水果开车去另一个农场,即便路上遇到班基特警察局的警察骑着马或摩托车,他也不会引起注意。人人都知道,这些农场主的儿子常常跟他们父亲的助手一样出色。
“这些只是零布头,”她骄傲地对我说着,“我去了所有的减价店,一个都没错过。”只见她叉着双腿坐在印度棉布沙发里,正在把各种碎花图案的布拼接在一起,这些都是从这里或那里得到的边角料。她会拾起一块折叠着的碎布(十年前一名自由百货的店员匆忙塞给她的),将它举起来挑剔地审视着,那眼神就像一位富有的女人在检查一块她根本没打算买的钻石似的。紧接着,她像投掷套环一样把它侧着扔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些都任由我处理,”她骄傲地宣称,“它们对我毫无意义。你离开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两件,你可以用来给自己做件漂亮的小罩衫。”
我的年纪显然还不适合听这样的婚姻哲理。在那个年代,人们不会离婚,如果真的离了,那就是一桩丑闻和一例暴行。鲍勃和琼不能离婚,因为他们都依赖对方的那点收入。他们一个需要叹息、受苦、被误解,另一个需要维持高傲和被误解。对于这样的事,我绝不能忍受。私下里,我流着滚烫且愤怒的泪水,既因为琼和鲍勃的不幸婚姻,也因为被错配的西里尔和爱丽丝的不幸。
一天早晨,我被叫出教室。母亲站在游廊上,她头戴时髦的小镇帽子,穿着体面的衣服,还戴着手套。“你父亲患了糖尿病。”她宣布说,接着颇为戏剧九九藏书性地放低了声音,“他随时都可能会死。”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而她正在等待我做出适当的回应。令我震惊的是母亲的态度——她总是戏剧性地宣布某件事,但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不再对她这种行为给予回应了,我忍受不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农场游廊上进行的话题都是经济大萧条、价格下跌、艰难时光、破产,等等。如今,当初那些经营者的孙辈们仍在那里务农,也仍住在那些房子里(虽然房子经过了大的整修和扩建),这些人被称为“高科技农民”。而班基特呢,它成了一个“高科技园区”。
跟修道院一样,女子中学也有走读生和寄宿生,不过她们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界线。学校里有四个宿舍房,多数学生在七岁时就被送进了学校。你或许以为,孩子们的教养会有明显的差距,毕竟我被家里送去修道院,就是为了避开公立学校的粗鄙行为。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日后看来,这两类学校并没有太大差别,两所学校里都有一群“高质量”的女生。她们的父母因为受经济大萧条影响而陷入了困境,他们曾去政府办公室哭诉,说他们的孩子如果不能免费入学,就没办法接受教育了。当时有许多助学金,我也曾经受益过一次。
琼喜欢让我为她跑腿,去附近的农场取个食谱或者带回来一些蔬菜,她也喜欢让我喂狗、清理狗窝、照料奶牛。而最令我欢喜的,是她让我去菜园子。
这里长着低矮的草,鸟儿在空中盘旋飞行,高声地唱着歌。听到脚步声,小动物们会马上跳开跑掉。我发现了一头小羚羊宝宝,它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就蜷伏在一处灌木丛下,身后是护它安全的一块岩石,它的妈妈不在身边。母羚羊也有可能是因为看到我走过来,所以逃开了,此刻就在等着我离开,可我在这片草地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身影。
“我也这么认为。”母亲表示赞成,可却叹了口气。
储藏室的挂钩上挂着两个大篮子,都散发着芳草的气息。我把它们取下来,从房子前面走出去。我独自一人,因为狗一直都在鲍勃身边。这条沙子小路约有一英里长,蜿蜒在穆萨沙树中间。在通往菜园的半路上,距离树木一百码的地方是一堆花岗岩卵石,蟒蛇就住在那里。我和鲍勃一起出去时,只要到了卵石附近,他总会让狗紧跟着他,而他则把步枪搭在手臂上做好准备。“蟒蛇的移动速度可以跟马一样快,”他说,“狗是蟒蛇最喜欢的,可怜的沃尔夫就在两年前被一条蟒蛇吞了。”我总是放缓脚步走过那堆不祥的石头,努力搜寻着蟒蛇。我见过一次,它盘成了一个灰色的圈,一动不动地躺在斑驳的光线下,很容易被错认成一块花岗岩。惊恐的感觉促使我拔腿就跑,要多快就有多快,一路跑到菜园那儿。可我还得沿这条路回去,那条蟒蛇要再看到我会不会……
麦考利老头经营着艾夏尔矿山,我把他写进了《蚁冢》(The Antheap)。在这个故事里,所有关于他的描述都没有经过任何虚构,不过矿山经理和他妻子的形象却是借用了另一个片区矿山的人物形象——这来自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喝醉的小工人被经理的妻子呼来喝去。群落里的孩子们肤色不一,但麦考利老头同样爱着他们,虽然他仍然感到孤独。他住的是一座只有两个房间的铁顶棚屋,里面热得让人抓狂,他的主食是油腻腻的水煮牛肉和土豆。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在他的床边放着一本《西线无战事》,里面的脏话都用笔标记了出来。父亲对这位麦考利先生反感至极,因为他既欺骗工人、雇用各地的罪犯,而且还不承认自己的那些私生子。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妨碍他们俩坐在那里谈论几个小时的堑壕战。
在学校,我患上了红眼病。它比大多数疾病都要看上去可怕和痛苦,但造成的伤害非常小。除了我,很多女孩也得了红眼病。患病的女孩早晨起来后,水肿的眼睛粘在一起,其他女孩子就会取笑,而她也想笑,可是被送进了病房。这种病的传染性非常强,我感到害怕,我的眼睛上鼓起了巨大的红肿块,还向外冒着脓水。在一层层的绷带后面,我看到了那些由不悦的神经引燃的烟花、流星、火箭,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烟火。我害怕极了——哦,但这又成了跳跳虎的笑料了。
期末考试我得了满分,因为我把知识都熟记在了心里,可不到一个月,我就都忘了。我遗传了母亲在考试上的天分,她一直坚持说:“因为记忆力好,我总得第一名。你跟我一样。”听到她不断提起“你跟我一样”,我总是愤怒到抓狂。
然后,午餐就可以开动了。一盘盘散发香味的红色混合物呈上来,让你的脑子都眩晕在这味道里。我没吃多少,心里还惦记着菜园。现在,菜园里一定有数百只鸟在喝着水桶里的水,或者在苗床间的灰尘里抖松身上的羽毛。鸽子那悠长的叫声、西红柿散发的气味,还有蟒蛇——所有这些都混入了食物的味道。
悲伤弥漫在餐厅所在的花园里,我写下了一部莎士比亚式的独幕剧,剧中都是敌对的国王和王后。修女们觉得这个体裁太过成熟,并不适合我。我还写了一小段关于“艾科”的练笔,如果查阅,读者们就会发现这“不过是躺在石头上的疲惫的男孩”。我记得那种夹杂着悲伤的快乐情绪,那是“疲惫男孩”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母亲看来,这个练笔也不适合我。但人们不禁要追问,如果简略的史诗和“疲惫男孩”的随笔太过成熟,那么碧碧·丹尼尔被约翰·博尔斯拥在怀里、艾尔·乔森泪流满面的场景就不成熟了吗?
麦克唐纳先生的房子就在去往矿山的近路上。他家中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叫诺拉。我俩会一起做些女孩子们做的事情,彼此换衣服穿,还教给对方一些新菜的做法。
其中一个“时刻”,跟我的父母有关。
利文斯通家有三口人——装着木腿的利文斯通上尉、妻子利文斯通太太,还有他们的儿子。他们一家住在一个高大的石头房子里,俯瞰着广阔的乌姆维克维斯散发出的漂亮的水晶光芒。他们温和有礼,就像住在一层透明的薄膜里,阴郁而稀薄的空气让他们变得模糊和迟钝。他们是英国人,就是母亲所向往的那种“有教养”的英国人。事实上,母亲却发现他们好得让人受不了。我把利文斯通先生和他的妻子写进了短篇故事《德·维茨来到峡谷农场》(De Wets Come to Kloof Grange),不过没提他们的儿子。
夏托克家住的房子由六个圆形茅屋以及叶子花覆盖的棚架组成,这座房子坐落在一条深河的石岸边上,当上游下雨的时候,河水会从十英尺高的石墙上奔流下来。夏托克家中到处都是那个溺亡孩子留下的照片,然而这个家庭所遭遇的不幸远不止如此。诚如夏托克夫妇总说的那样,迪克跟天使一样美丽,就像溺亡的那个孩子。然而后来,迪克死在了战争中。雷昂纳德·夏托克是个皮肤被晒成深棕色的瘦高男人,他总是烦躁不安、精力充沛,后来意外死于血吸虫病。南希·夏托克去了英格兰,成了一名注重默观的修女。他们家还有两个男孩——吉姆和尼克。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跟吉姆疯狂地陷入了爱河。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情爱体验比得上那一次。一上午,我们四个孩子都在河边的小丘附近爬上爬下。吉姆站在我面前,那灰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的双眼,他轻轻地、慎重地、缓慢地从我刚刚发育的左胸前的棉布上摘掉了一丛树种。我努力让自己回望着他,连呼吸都似乎停止了。
这场虫害危机虽然严重,但在这之前爆发了一次更严重的危机——我突然改信了天主教,修道院里的天主教女孩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我们知道,英国教会和它的健康环境既不敌那些可怕修女、圣水、钟声、圣母马利亚,也不敌圣乔治教会以及男子学校来访的神父。在这些神父面前,修女们都变成了忙乱的小女孩——神父们伸出戴满戒指的手让修女们亲吻;修女们行过屈膝礼,脸都红了。小女孩们(包括新教徒女孩)以前都曾恳求能够加入。此刻,我们也羞红了脸,咯咯地笑起来。
我俨然变成了一个暴怒的、无情的小孩。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不,我不要!我不要变成那个样子,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样。我永远都不要坐在那儿用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烟,坐在那儿把恶心的烟抽进我的肺里。记住这一刻的想法,永远记住!千万别让自己忘记。绝不能像他们一样。”
整个童年时代,我和哈利都在片区里转悠,有时也用自行车代步。马修斯家离我们最近,从我家就可以瞧见。他们一家是大鲍勃·马修斯、小马修斯太太,还有他们的孩子鲍比·马修斯。他们的孩子比我和弟弟大很多,假期的时候就已经跟他的父亲一起工作了。在务农地区,你无法挑选由谁住在附近的农场,也选择不了讨厌或喜欢哪一户,你只能去适应,你的生活紧密地交织在跟他人的合作与妥协中。但事实上,父母不太喜欢大鲍勃,我和弟弟也不太喜欢他。我们喜欢小马修斯太太,她会打电话来邀我们前去喝一种苏格兰茶,至少配有二十种不同的蛋糕、点心、烤饼、甜燕麦饼、酥饼——足可以称为节日盛宴了。她总是独自一人,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去了地里。独自一人,孤单一人——许多农场主的妻子都这样。可是我们却不懂,听到她说“再多待一会儿吧”、“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啦?”“明天也来吧?”我们只当这是出于礼貌而已。她用那柔和的苏格兰音不停地说着自己在苏格兰度过的童年,又讲起自己如何遇到了巡逻中的警察大鲍勃,之后又怎么嫁给了他——我们听她讲了又讲,我现在仍似能听到她的声音。这个故事虽然具有吸引力,但离我们太遥远。不久后,当她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找借口推脱了。
拉特太太拥有一颗仁慈温和的心。发现我和母亲关系不太融洽之后,就经常邀请我去她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她安排我住在一间大屋子里,从来都不进来打扰。跟她不同,母亲并不知道孩子们也需要隐私——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她都会猛然闯进我的房间,未必是因为好奇,而是她要去往某个地方。走到屋子中间的时候,她会皱皱眉头,因为突然想起满满的日程安排中的某件事,于是她停下了脚步。墙上的灯里还有没有石蜡?蜡烛旁有没有火柴?我换过短裤了吗?她会将衣物从床上拾起来仔细地检查,会用钻研的眼神扫过我的脖子或手,还会对我说:“在蜡烛光下看书,你眼睛会毁了的。”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开了,又匆忙操持别的事情去了。
没得过痢疾的人永远无法相信,肠子剧烈绞痛时,就像是鸟嘴在戳,或者用手在拧。得痢疾的时候,弟弟满脸惊惧地躺着,发出痛苦的尖叫声,父亲则选择坚韧地承受,就像一个老兵那样。我也得了痢疾。母亲也是,可她仍坚持照顾我们仨,却对自己的疼痛保持沉默。还在康复期的我总是眼泪汪汪、虚弱无力。我求着母亲:“抱抱我,抱抱我。”就在刚才,她正亲切地紧拥着那个痛得打滚的孩子,但每隔几分钟,疲惫的她就被另一个孩子召唤过去。她轻轻地躺下来,将一条胳膊伸出来,让我的头枕上去,嘴里嘀咕着:“天啊,哦,亲爱的,这又是怎么啦?”话音刚落,她便睡着了。我屏住呼吸躺在那里,心想或许她醒来的时候会……这时我看到几英寸外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担忧的表情,我诱哄着她:“抱抱我,抱抱我。”只听她叹了口气,又略带嘲讽地模仿了我的话:“哦,哦,抱抱我。”跳跳虎又学着说了一遍,嘲笑起这个生病的小孩和她的胡搅蛮缠。后来,“抱抱我”成为了一个家庭玩笑,也避免了尴尬——我因为记得自己最近曾乞求过爱而感到的尴尬。
我们和科尔伯恩家彼此交换书籍和杂志。
与此同时,因为不赞成给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尝试灌输这种思想,那个男人带着一本书来到了宾客小屋。同样,他也需要以自己为模子来打造年幼的一代人,也许这样能最有力地推动他成为不朽。“‘一战’结束后有许多书问世,可只有这一本值得一读,”他宣称说,“你不用再看别的书了,我敢担保。”他冲我点了下头,还露出了一个僵硬却迷人的微笑,之后一边手抚胡子,一边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这本书是斯塔普雷顿的《初代与末代人类》(Last and First Men)。我在读它的同时,也在读安· 布里奇的《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还有贝弗利·尼尔克斯、奥尔德斯·赫胥黎、肖洛霍夫、普利斯特利、丹佛德·耶茨,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大约一小时后,我从炉子上拿下铁锅,现在里头装的是微微冒泡的红色糊状食物。我一手用木勺搅着,一手用银色的勺子从里面挑出小碎皮,这个过程缓慢而令人愉快。紧实的球状粉色果皮都挑出来后,往里加盐、胡椒、一把百里香,还有一夸脱左右黄乳酪。做好这些,还需要再煮一个小时。
就像曾经在英国怀特查佩尔的贫民窟做过的那样,母亲也用石蜡给我祛除虱子:我的头发被石蜡梳过,然后用毛巾系紧。很快,虱子就消失了。我的头发上也沾满了石蜡,闪闪地发着亮。
整个白天,我都俯身躺在床上读书,甚至晚上也在读,当蜡烛燃尽,我会安上新的。我用蜡烛代替油灯,因为它要暗一些。我担心那两个身穿藏蓝色绸缎长袍、头上夹着卷发器的女人会突然出现,责令我不许再看书,尤其是我看的还不是安·布里奇的作品,不过她们没有来。我从这儿望过去,她们的窗子里一片漆黑。我望向少校房间的窗口,看到他穿着便袍,仍坐在油灯下看书,他一直坐在那里。清晨的鸟叫声划破丝绸般的灰色天空,猫头鹰和欧夜鹰都沉寂下来,我心怀愧疚地吹灭蜡烛,揉揉刺疼的眼睛,睡到被叫起吃早饭。早饭是不可九九藏书网或缺的,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女孩要是每天不能认真地吃上五顿饭会发生什么事,上帝可都知道。
我们两家之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仪式去邀请对方来共度一天。“来吧,待上一天,留下来吃晚餐。”
我慢慢地沿这条长路往回走,感觉身上开始发热,西红柿把我的两条胳膊向下拖着。走到蟒蛇的地盘时,我并没有跑,只是警惕着草丛是否出现了起伏,因为那预示着它要朝我过来了。我继续缓缓地走在路上,耳边有鸟在叫着,它们是非洲的鸟,还有鸽子那缓慢的、催眠的声音引诱着人们想象和向往。
红帆航行在海面上。
其一是梦的世界。我对此再熟悉不过。大概在我十岁之前,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都是噩梦,当然这对小孩子们来说并不稀奇,但我会举行一些仪式来躲避它们,或者使它们变得无害。我知道,一个噩梦通常萌发于平日里的某个字词、句子,某种味道或声音,但如果不经检验,就让这种刺激神经的时刻或事件潜入梦中,那么,你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所幸,你可以想办法让这些“敌人”丢盔卸甲。每晚入睡前,我都会检查一下那些有可能进入噩梦的事情。我一遍遍地回顾着,直到它们看起来驯服和无害。我认为,惧怕蜘蛛和蛇的人,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心理调适的。有时,蜘蛛会出现在我的噩梦中,继而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它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有时是黑蜘蛛,有时是巨型的狼蛛。狼蛛身上是斑驳的灰白色,它会伪装成石膏的样子蜷伏在那儿。我确定它正准备扑向我,这时我会尖叫起来,让父亲把蜘蛛拎出去。父亲总会应声来到我的房间,嘴里咕哝着要我快些长大。不过,蜘蛛和蛇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最挥之不去的噩梦来自我的父亲,我也知道其中的根源——幼时的“挠痒痒”游戏。在梦里,巨大的手按压着我的肋骨,我尖叫着扭动身体,一张张冷酷的面孔逼近我,并非都是父亲的面孔,还有拉特先生的脸、山脊那头的麦克唐纳先生的脸。造梦者总能把身边熟悉的事物都动用起来。我的梦里也会出现一个深坑(我无法将它与真实的记忆匹配),还有手握一根棍子的男孩。我也跟其他人做过一样的噩梦:梯子伸出来,我站上去,梯子带着我沿原路滑行着,但又突然不见了,于是我从上面跌落了下来——修道院儿童宿舍里的高大石阶为这个梦提供了素材。
不过,相比这些梦的故事——或者说其中的情节,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净化内容、把危险剥离出来。通过一遍遍查看和回放当天发生的事,我把冗长的一天压缩成了一本小人书,而且越翻越快。这是一种净化行为,也是一种压缩行为。我在学习如何快速地压缩“时间”——当然,日子还在向前爬行着,几年内也许依然如此,但我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压缩成有限的几件事情。像所有人一样,我的一生中,偶尔也会被噩梦侵袭,但在成人之后,数量其实屈指可数。噩梦最为肆虐的时候,大概是我七八岁的年纪。谁知道呢?也许实际上还要早一些。
学校里存在一些“欺凌”行为。
我住的宿舍房里,有一群女孩占据着主导地位,可她们的“风气”并不好,因为女舍监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女舍监最近才从英格兰来,现在又准备回去。)她们很普通,她说,学生们在分开后就会成为命运不同的人,普通女孩们从学校毕了业就只能做个店员或者影院服务员。无论如何,我发现母亲对“体面”、“稍欠体面”、“普通”的偏见对我的影响少之又少,因此在我看来,女舍监的训诫似乎只有荒唐可言,殖民地强大的民主精神是她所不能理解的。(民主就是白人的民主。)比如,那个时候很普遍的情况——从殖民地开发伊始就是如此——较富余的农场主们会在周末举办开放日,欢迎每个人来访,包括农场助理、车库技工、警察,还有在奋力度日的其他农场主。可是现在,小镇上的氛围日趋势利,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
这就是我做的全部事情。
我已经是个十岁的大孩子,正在迈入人生的关键阶段。尤其是,我还在为一场考试接受专门辅导,已经缺了很多课。我离开二十四张床和血腥的画像,住进了大女孩们的宿舍。这是修道院里的古建筑——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能让人联想到一切古老的东西,包括幽灵。这儿的房间都比较小,每一张床都遮有帘子,就像修女们的住处一样。每张床旁边都立着白色的床帘。我们爬上床后,就要拉上帘子。睡觉的时候,那些天主教女孩们会把双手交叉搭在胸前,嘴里说着“圣母马利亚,如果是为你,我会在睡梦中死去,请把我的灵魂也带走……”等。
有时,我们一家人坐在屋前,坐在灯光以外的地方抬头望着星星,期待用眼睛捕捉到流星划过天际的一瞬间。在这样的时刻里,灌木丛似乎把我们都围了起来,广阔的天空下,我们的房子也变得渺小起来。群落那边传来击鼓的声音,有时还有说话声。干季时,山丘和山脊上会燃起火焰,在黑暗中爬成一长串明亮的链条。雨季时,闪电会把天空映出颜色,令它微微地震颤。有一些记忆是独立的——比如那头弯角羚、那只蛾子,还有一条眼镜蛇曾爬进餐厅,在书柜后面被找到了——但是我对夜晚的记忆则持续了很多很多年。“我们可以把椅子搬出去吗?”父亲试着问道。“好吧,不过别忘了,他们还得回来睡觉。”母亲同意了。可是只要待在星星和月光下,上床睡觉的要求就对我们失效了。弟弟也许会在他的躺椅里睡着,被叫醒的时候,他会边揉眼睛边打哈欠。有时在被打发上床睡觉后,我会悄悄爬到房外的暗处,将手轻放在狗的头上,告诉它们不要出声,然后站直身体,向父母的方向看过去。他们坐在扶手椅里,一边望着天空一边吸着烟,手里的烟发着红光,忽明忽暗。考虑到灌木丛里的动物,还有欧夜鹰和猫头鹰,他们都压低了说话声。“天啊,我的老太婆,”父亲惊叹着说,语气中透露出激动和不可置信,“为了这一刻,我们的一切付出都值了,不是吗?”
我离开的时候,他心情一定不错。既然回归了平衡状态,他们夫妻之间的战争就可以恢复到以往的水准了。我迫不及待地告诉父母,他们的这对老朋友是什么样子的,鲍勃是怎样的无情,琼又是怎样的痛苦,整件事情是怎样的可怕!听了我的话,他们先是一言不发,接着说鲍勃跟琼结婚多年一直过得不错,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
拉蒂家也是个不幸的家庭。小宝贝的漂亮哥哥得了糖尿病,“他随时都有可能死!”拉蒂太太给农场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似乎期盼着在哪儿的某个人能够有一个答案。这事发生在胰岛素被发现之前,后来这个小男孩病死了。拉蒂先生不久后也去世了,我猜他是死于黑尿病。之后,拉蒂太太返回了故乡英格兰。
我还弹钢琴,一天弹上几小时的音阶和练习曲。为赞美诗和宿舍楼会议弹奏曲子的常常是一个固定的女学生。有一次,她们找到我,说那个女孩病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她。惊慌和恐惧的情绪爬上了我的心头,倒不是因为我做不到,毕竟音乐老师已经向我展示了将低音和高音拼接在一起是多么容易——这当然很容易——瞧,你做得很好,不是吗?那么,我在为什么而慌乱呢?真的上了台后,我就只弹出了音调。我的双手根本无法将曲子完美地弹出来。我做不到,做不到……双手就像舌头似的打了结。
终于,十八天、十九天、二十天过去了……我坐在那里,双手捧着一颗温热的鸡蛋,要么看看它是否出现了破壳的迹象,要么把它拿到耳边听一听。你可以听到里面的小鸡转身和移动的声音,然后蛋壳上就会出现一个破碎的小星星,接着洞里就出现了小鸡的嘴,还有它苍白发硬的嘴尖儿。很快,这颗鸡蛋就会破裂成两瓣,一个可怜兮兮、浑身湿漉漉的小丑鸡“啪嗒”一声就掉出来了。它看上去有点像蜥蜴——头部呈现出弧度,大脚爪还没有力气——只在几分钟之内,它身上就不再那么湿漉漉的,变得可爱起来,依偎在它母亲的外层羽毛下吱吱地叫着。母鸡的身下,其他还未孵化出的小鸡仍在自己蛋壳里打着滚。出生后的小鸡可爱的模样能维持几天,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它就会变得精瘦,可是最终会长得像它妈妈一样漂亮,接受自己注定的命运——下蛋和孵小鸡。如果它是一只公鸡的话,就没什么好指望的,因为它大多很快就会在煮锅里终结生命。虽然家禽数目很大,但实际所需的公鸡就那么几只。
按理说穷人得不到贷款,但当时所有的农场主都在依靠土地银行的贷款度日。在索尔兹伯里的时候,我们会驾车去土地银行。父母进去交涉另一笔贷款的几个小时里,我和弟弟就在发热的汽车后座上焦躁地扭来扭去。我们继续经营农场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贷款在更新,每一季度都在减少,然后很快又恢复到之前的数目。跟其他移民相比,白人农场主身上的“白人文明”烙印更加深刻,但是因为经营农场不善,所以都得不到贷款,拥有独立资本的移民少之又少。父亲说,他的实际资本就是经历过的堑壕战以及那条失去了的腿——他带来的一千英镑没撑多久。但是“他们”会重新考虑的,父亲说:“他们会考虑究竟是不是要把我这样一个在战争里瘸了腿的人再弄成破产户。”
“白头鸟”们早就已经离开了曼陀罗矿山,他们去了哪里?谁知道?谁又关心呢?人来人往,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矿山又来了一位新经理。我和弟弟经常来这座矿山看碎矿物的处理,看矿石从矿泥中被淘洗出来。这儿闷热多灰,空气中散发着酸味。办公室里的架子上摆放着许多石头样本,它们都来自片区的礁石,其中一些还是我跟哈利带过去的。我们有时会被告知:“不,它只是愚人金,只是黄铁矿。”有时也会受到肯定:“这个还不错,是一颗金粒。告诉你们的爸爸,从上面提取些样本回来。”
红帆航行在夕阳下,
在进入宿舍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幻想出了所有的幽灵、修女的死尸、同学的尸体……可恺撒殉难日跟非洲中部的一所修道院能有什么关系呢?层层帘幕的后面传来说话声、短促的叫声,喋喋不休,这些都是无可抗拒的声音。在修道院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历了梦游。洗手间就在宿舍陡峭的梯子下方,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往水池里爬,原来是把它当成了床。我摸着黑飞快地爬上了楼梯,回到了隐隐发白的黑暗宿舍里。
我一边听,一边深深地厌恶自己错把不合逻辑的伪装行为看成美德。我瞬间丢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对母亲说,新教徒确实把天主教徒烧死在了火刑柱上,就像天主教徒对新教徒做的那样——修道院图书馆里,那些棕色包装纸的书籍中不仅有警示巫术如何危险的故事,也有对新教徒作恶历史的描述。我已经脱离了理性的思考,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但实际上,我终结的是新教徒身份与天主教学校之间的冲突。我不用再受父母焦急地盘问是否被天主教教徒“逮住”,面对圣母马利亚那甜美却淡漠的微笑,我也无法将对她的爱痛苦地维持下去。
在升学前的那一年里,我开始计划离家出走。可我怎么能不为此苦恼呢?毕竟农场才是属于我的地方。但我必须离开,我总是玩笑着说要逃离,而这些玩笑话又对我起到了某种暗示作用。影响我的是一种故土风俗,与外出游玩一天相比,它更像是一种规约——人们会离开几天、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而动机应该可以被简·奥斯汀或者托尔斯泰所理解——那里有糟糕的路况、吱嘎吱嘎的旧车,当然还有仆人。听到我说要离开,我父母倒是很开心,虽然开心的原因不同——我跟母亲之间的争吵已经让父亲越来越烦躁,而母亲则夜夜不能安眠,担心孩子们没社交机会。
跟麦考利先生不同,缪尔海德先生不太喜欢看到小孩子,不愿意邀请我们去他家那脏兮兮的餐桌旁共进下午茶或聊天,他用那灰色的小眼睛怀疑地看着我们。“泰勒夫人给我带什么来了?快给我看看,快点!”母亲会给他送一些自家菜园里的蔬菜,甚至花朵。可是缪尔海德先生的眼里看不进花朵。
当然也有别的主题,比如修道院。首先要说的当然是食物,因为既然要写一些跟修道院有关的文字,怎么能不描述一下令孩子感到困扰的东西呢?修道院里的食物实际上要好过大多数学校的饮食,可是在我们看来,它太可怕了:油腻、难吃,充满了说不出的味道——是当时流行于德国的乡村食物。我们吃的是经过香菜籽调味的黏面粉汤,吃完后经常会生病。我们还吃用油腻的面粉包裹的厚肉片,以及味道浓郁的煮饺子。过节日的时候,厨房里的修女也很少给孩子们变换食物的花样,几乎总是一些浸油的薄烤饼,里头装着油腻的小纸球包裹的小圣物,比如念珠和十字架。我们从未吃过一口水果或沙拉,蔬菜也只是煮过头的马铃薯和卷心菜,尝起来是香菜的味道。根据现今流行的观点,这大概就是最糟糕的饮食了。不过我们终究幸存了下来。那个时候,每次吃饭,修女们都要斥责我们浪费食物,斥责我们无视上帝的恩赐。如今我知道,修女们的声音中之所以总带着哽咽,是因为对她们而言,那些食物具有某种意义。她们都来自饥饿的家庭,我离开修道院的时候,经济大萧条已经使德国雪上加霜,全德国境内都是舍粥所、排队等候食物的人和暴动的饥民。然而,她们眼前却是这样一群不懂感恩的小恶魔……“跳跳虎”欢乐地讲着修道院里食物的故事,逗得爸爸和妈妈又哭又笑。
她们有的会嫁不出去。有一位老师,年纪不小了,大概有四五十岁,头发灰白、脸色淡漠、身材削瘦,总穿着平跟的便鞋和厚藏书网长的筒袜。她教的是历史课。听到教室外响起她的脚步声时,我们都会寒战起来,就连那些风气不好的女孩们也一样。可是为什么呢?她从不打我们,也不曾威胁过我们,令我们战栗的是她那傲慢、尖刻、易怒的性格。她会手握教尺站在那里,一个个扫视那些坏风气的女孩,音色沉稳地说她们是一群下等人,是渣滓,她们之所以自命不凡是因为还不知道自己在一个有学识的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她那冷冰冰的眼神继续移动着,似乎从未停止似的在教室里逡巡着,从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然后,教尺精准地落在讲桌上,她开始讲课了。那一年里,她给我们讲的是《古代史》。她一边讲课,一边要我们记下她说的话。母亲给我寄来了古代史杂志,因为那正是古代史学习鼎盛的时期。历史老师把它们拿走了,说下节课时再还给我。她确实说到做到,而且还告诉我:“你可以把里面的图片剪下来粘到练习本上,然后展示给别的女孩看。也许你们中的一两个人可以因此受益。”
根据这段经历,我曾写了一些故事,包括《老约翰庄园》(Old John's Place)、《新人》(The New Man),还有《降落》(Getting off the Altitude)。
除了这个,还能接受什么呢?
因为贫穷,我们总是欠着班基特那家达尔达甘商店的债。因为贫穷,父亲会埋怨母亲买了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英式果酱。因为贫穷,我们从达尔达甘商店“得到的”圣诞礼物就只是一听不新鲜的饼干外加一瓶雪利酒——像拉特家那样富有的农场主则可以享用一瓶威士忌酒,还有好几盒巧克力。因为贫穷,母亲需要给一家人亲手缝制衣物,包括父亲的丛林夹克衫,不过我们的鞋却是从英国寄来的,包括丽丽·斯金纳(Lilley& Skinner)和多尔奇(Dolcis)出售的鞋,而这儿的孩子们穿的是生皮短筒靴。因为贫穷,我们的药(我们家的用药可真多)都是根据药品目录买的,比如阿司匹林,或是相当于维生素的药物,还有磷酸丝氨酸或教区的化学食品,这些都是按计量配药的,并不是那些价格昂贵十倍的品牌药。因为贫穷——好吧,这是避无可避的事实,可我已经知道我们家算是幸运的了……还在修道院的时候,我得到了父母含糊的许可,跟朋友莫娜外出了一天。莫娜的父亲是一个悲伤狂躁、心有愧疚的男人,他把莫娜和我留在酒吧外,自己进去喝了杯酒,又走出来跟我们说:“嘿,原来你们在这儿啊,我的小姑娘们。”然后又进了酒吧,接着又摇摇晃晃、高兴快活地走过来——可是神情中却含有一丝痛苦。我知道,他的生活称得上真正的穷困潦倒。莫娜一直跟我说她父亲丢了工作,她希望父亲不再喝酒,因为他们连付食物账单的钱都没有。
宣布成为无神论者后,我立刻发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那个时候,无神论者即便不说自以为有道理,但至少是自认为公正善良的,就像那些有信仰宗教的人一样。我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所有美德——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此事——但我就好像已经知道了似的,开始问心无愧地鄙视宗教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薄弱和道义上的怯弱。
在中学入学之前,我还有数个月的时间可以待在灌木丛和农场上——每天都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
在这么多邻居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距离我们家四英里之外的拉特家。西里尔·拉特长得又矮又壮,留着一头短而粗硬的头发,他的眼睛是冰冷的蓝色,挖苦人的时候,他总是龇牙咧嘴地笑着,令我感到害怕。片区的农场主们没一个谦逊和善的,而西里尔·拉特对待“自己的”黑人又最为残酷无情,可他居然还引以为豪。他总能讲些事儿来显露自己对付劳工们的本领,每每这时,他那冰冷的眼睛就在留意着听众们的反应。他曾把男仆捆绑一整天,让他招认偷窃肥皂的罪行,甚至还对他进行了拷打。听到这名仆人控诉说法律规定只有警察可以对劳工动用武力之后,他就把他拴在了汽车的后面,让他一路跟着跑到了锡诺亚的警察局。西里尔·拉特总要讲些类似的事让父亲震惊,而他自己则会咧嘴笑着转头离开。他携带着一根粗皮鞭,可动物皮鞭早就已经过时了。西里尔·拉特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代表了一类人,这些人对待自己的黑人劳工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却从不为此感到羞愧。他们会定期支付报酬,也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许称得上公正,但也可能不公正。无论怎样,他们确实冷酷无情。也许是童年的经历让他们变得如此吧,这类人并不仅仅存在于英国,他们在欧洲也是典型。
女子中学的食物跟修道院里的非常不同。到餐厅里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房间里都泛着白色的光——桌上放着一杯杯全脂牛奶,摆着许多盘切成薄片的白面包,顶上的白色奶油也在泛着光。早餐是加了白糖的白色玉米粉粥,还有配以糖浆的白面包;午餐是冷肉和煮土豆,正餐之后还有加了果酱的“蛋糕”布丁;晚餐是芝士通心粉、白面包和黄油。每星期还有一个橘子、一点生菜。我们发现了一个处世之道——食品检查员要来检查的时候,我们会在走进餐厅时得到一个鸡蛋或一份果冻。事实上,白面包和黄油才是我们的主食。许多年后,我跟一名难友交流了看法,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自己唯一一次便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吃的是旱金莲叶子、涂上芥末的面包,就像难民一样,渴求着家里寄来的食物包裹。
父亲那时还没有生病,家里洋溢着欢乐,充满着希望。除了玉米和烟草——烟草的收成不如预期——我们种植的任何一种作物都可能价格飙升,就像“一战”时的玉米价格那样。向日葵和花生、小米和棉花,其中总有一个能成功的吧?与此同时,父亲抱怨说,他这是在给鸟和其他动物种植食物。向日葵花盘成熟的时候,大鸟会用它们的利爪把油黑的种子扒出来,于是每一个巨大的葵花盘上都留下了一排排紧实的孔洞。小鸟们则成群结队地落在谷子上,猪也把花生拱出了土壤。不过没关系,总会有转机的,例如幸运突然而至、意外之财光临、独份赌金的青睐;平时只能看到一两颗黄金颗粒,而淘盘里突然出现了一英寸大的成串黄金颗粒……财富还没有完全主导家庭谈话的内容,不过这样的时刻已近在咫尺。我懂得了不听信父母的话,弟弟也是。当他们说起“回到故乡英格兰,开始真正的生活”时,我和弟弟就会相视一笑。这个时候,经济大萧条在英格兰和我们这里都已经愈演愈烈。农场上不时出现年轻的白人男子,他们神经焦灼、骨瘦如柴,为了谋求一份工作而奔走。此外,我们还收到了女人的来信,她们恳求得到一份照顾孩子的工作,或者来这儿做一个星期的针线活,这些访客和信件的主人都生活在赤贫之中。我们怎么能在经济大萧条白热化的时刻返回英格兰呢?这个想法太荒谬了。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幻想,父母在高声地谈论着对故土的向往,我跟哈利只是笑笑,之后便逃去了灌木丛。
我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更确切地说,这看似突然的转变,原因除了亲吻戒指、熏香的魅力,还有高昂的颂歌对我的影响,当然,还有安东尼娅修女。如今,真相已经很明显,我当时并不是从英国教会的信徒改为天主教信徒,而是把对安东尼娅修女的依赖转移到了圣母马利亚身上。只要一得空,我就会沿路而下,去天主教教堂里度过每一分钟。尽管当时它在我眼中是一个充满神秘、高大阴暗的建筑,可是它有圣母马利亚像。我跪在塑像前,恳求圣母发现我对她的爱,也在努力说服自己能够看到她的微笑——实际上我差一点就说服了自己。我把装满圣水的药瓶装进运动上衣的口袋里,每次路过圣心或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和塑像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行屈膝礼。我在那段时间的狂热表现,就像陷入了爱情一样,但又是混沌的,我变得含糊而愚蠢。看到我口袋里的圣水,修女们很苦恼。她们请求我,问我能不能告诉父母,说我并没有受到外部施加的压力。可这似乎不是事实——既然真理以塑像、图画、圣水等各种形式围绕着我们,那么“没有外部压力”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多德家的农场在距离班基特车站不远的地方,他们家里有四个儿子。多德太太身材娇小、亲切和蔼,就跟马修斯太太一样。多德先生身材修长而且英俊儒雅,他跟四个儿子一起打理农场事物,这些小助手都只有六岁左右。多德太太一直想要个女孩,可当初在看到第四个儿子出生时,她丈夫说:“好了,亲爱的,就到这儿为止吧,我们养不起了。”每次去拜访的时候,哈利立刻就会加入到多德家的“男子军团”里。有时我也会一个人去他们家,跟多德太太坐在游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在这期间,她一边问我都做了什么事,一边温柔地朝我笑着,但也不停地叹着气。然后,她会再给我塞一块果酱馅饼或者一块蛋糕——就一块。
拉特太太和我坐在游廊上,她会问起我在读什么书——她语气中有些伤感,因为她自己并没有接受过教育,打心里有这样的渴望。她还给我做适合我这个年龄穿的衣服。我会在大坝那儿待上数个小时,要么看着水鸟在我身旁的水波里摇来晃去,要么就望望空中的鹰,拉特太太从来都不会阻止我,她只是说 “血吸虫只会在自来水里”。而且,她也不曾把这告诉我的母亲。可想而知,母亲要是知道了我这种举动肯定会抓狂。拉特太太真是一个亲切又体贴的人啊!但凡有一个像爱丽丝·拉特,也就是拉特太太这样的人亲近,那些苦闷中的小孩子或者年轻人也许就可以挺过来了。当然,拉特太太自己也是很孤单的: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嫁给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你怎么能叫她不孤单呢?
另一个主题,或者说主旨,或者——不,这些词汇都含有一种存续的意味,可我在这里记录的却是一些特别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人会变得活跃而机警,就好像突然被赋予了某种才能,让你可以看清一些事情。
那几年里,有声电影已经开始在非洲放映。虽然修女们对此很抵触,可是父母们却坚持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最好的一切。因此,我们都穿上了棕色的羊驼呢外衣和黄色衬衫,头戴修道院黄棕色丝带装饰的巴拿马草帽,排起长长的队伍,向着电影院进发。我们看了《丽娃·丽塔》(Rio Rita),还有艾尔·乔森主演的《宝贝》(Sonny Boy)。我时常会读到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说儿童不会被银幕上的图像所影响。可看过《丽娃·丽塔》之后,数十个小女孩都开始幻想能跟约翰·博尔斯在一起,想象着把他的小胡子拥入怀里。看过《宝贝》后,患病和濒死的婴儿们给了修女很大的触动。如今的孩子们看着充满暴力的电影成长,而那个时候不是——如果那会儿我们也看过,恐怕会幻想着杀掉“地狱炼火修女”。要是有机会,并且知道如何下手的话,我相信自己真的会杀了那个女人,并非因为我觉得她“活该”,而是在我看来,她本身就是残酷和杀戮的化身。奥威尔说“空谈家之愚蠢无人可及”,指的恰恰就是这种“聪明的愚蠢”,即头脑中有一丝逻辑,但却毫无现实经验。
我不再待在学校,随母亲回了家,校园生活就此结束了。在“退学生”这个词汇诞生前,我就成了一个退学生。
母亲在每封信里都交代我考试必须考好——这相当于初中升学考试——她还给辅导我的女老师写信和打电话监督我的情况。“跳跳虎”受到了控制,我开始灵活起来,“聪明地”对付着巴克斯特太太(我猜她已经结婚)。她的形象无数次地在我的生活中闪现:一个满头金发、长有雀斑、身体健康的女性。我觉得这一形象肯定让我联想起了幼时感受到的暖意,也许是来自那位丹麦女人泰勒太太。在给母亲回信时,我几乎没有察觉到焦虑的情绪,总是心情欢乐地写些“聪明的”措辞。
我舒适地待了没多久就离开了。我必须离开。
母亲从农场赶来,把我带去了各个专家那里看病。可是他们却说我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红眼病已经好了,但我仍然看不清。
贫穷正在迅速地扫荡我们家:钢琴、波斯地毯、铜罐和盆、银器、画像,这些似乎都已经归属了另一个房子、另一个世界。
还没到园子前,我就停下了脚步,站在那儿嗅着空气里满满的芳草、土豆的气息,还有豌豆的干净味道。园子有半英亩大,为了挡住小羚羊,周围圈起了篱笆。可狒狒有时会溜进园子,把茄子和青椒扔得到处都是,还会把土豆挖出来。西红柿的味道很强烈,弄得我脑袋发晕。西红柿植株有一个成人那么高,栽种了一排,有几码那么长,上面结着绿色、黄色的西红柿,还有带着红色条纹的绿西红柿,这种常被做酸辣调味品。成熟的西红柿太多,摘一半来都没可能。我把这些熟透的、发沉的、散发着芳香的深色西红柿装进篮子里,又从长满了香草的苗床上摘了几捆百里香以及香芹。接着,我走出菜园,小心地关严门。在我离开的时候,数只鸟都从树上和空中飞下来,它们一直都在等着我离开,唧唧喳喳地在谈论着我打搅了它们的盛宴。一些西红柿被它们的嘴掏出了洞,豆荚也被剥了开,明亮的绿豌豆掉滚落在地上。琼说:“我们没给自己种食物,倒像是开了个慈善机构。”鲍勃只说道:“鸟类和其他动物也得生活啊。”
还是同样的悲戚。
这个体验实际学的是生物的精确定时。如果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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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被打扰,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而受寒,那将导致小鸡夭折,或鸡蛋腐坏。孵化的过程必须是三个星期,必须是二十一天。就像做蛋糕一样,精准的时间决定了一切。
这儿的恋爱事件带着一丝电影中才有的趣味。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孩诱哄我去了阳台,我起初不知道要干吗,还表现得像个罗纳·考尔门的影迷似的,直到她颤抖着低声说:“你长得真漂亮,头发也很美,我爱你,你爱我吗?”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彼此“喜欢”的才是情侣。“贝蒂跟芭芭拉都喜欢对方,不是吗?”——她们两人坐在台阶上拥抱着彼此,说着稚嫩的话,没有人想到要把这叫作同性恋。“跳跳虎”在假期里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了父母听,母亲却陷入了苦恼,说她会提醒女舍监留意这种事,而父亲却叫她不要犯傻。
其中,最棒的体验就是照看抱窝的母鸡。我看到了如何把最大个的鸡蛋挑选出来,将它们装进铺满稻草的箱子里,再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好,等待一只抱窝母鸡的出现。天气炎热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只抱窝鸡。你可以用一勺雪利酒提高母鸡的抱窝性,把被挑选出来的母鸡引到那些等待它的鸡蛋上。准备好抱窝后,母鸡就会走进窝里,将脚爪轻轻地落在那些鸡蛋中。它会从大盒子一角的盛水罐里用嘴啄水喝,也会抖动羽毛,随时要啄击你伸进去的手。我每天都要检查这只母鸡几次:它喝水了没?对环境还满意吗?一只母鸡整天整夜地蹲在那里,眼睛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对它来说,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呢?它每天都要从鸡蛋上被拎起来一次,每次还都会发出嘎嘎的叫声以示抗议。我引诱它去吃那些扔在地上的谷粒,让它伸伸脚爪,清理掉背羽上的大块脏东西。趁这工夫,我向鸡蛋上洒些温水,让小鸡们更容易破壳而出。这时母鸡跑回来了,不停地要啄我。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鸡蛋掂在手里变得越来越沉。转动鸡蛋的时候,母鸡会把不太满意的那颗用嘴滚到鸡窝边缘,我就会把这颗鸡蛋拿走,再扔进灌木丛里,然后就听到这颗臭鸡蛋闷声裂开了。罗德岛大母鸡身体下能盖住十四五颗鸡蛋,澳洲黑鸡羽毛下的空间更大,好像只要你把蛋放进去,它都能覆盖。有时屋后会传来一阵骚动和咯咯叫,我跑过去查看,发现是家里的某条狗太接近鸡窝,或者偶尔也会看到近旁的树上站着一只鹰。我也知道,黑夜里有时会潜进耗子,甚至是蛇。有一次,我发现一只抱窝的母鸡死了,它身下的鸡蛋已经冰冷,散落在各处,其中的两三颗被蛇带走了。不过,狗们整晚都在巡逻,猫们似乎也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此看来,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错的预警系统。
等我放假回到家时,父母的卧室俨然和多年前在皇家自由医院病房的一个样——新嵌在一起的汽油桶搭成一个高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药物和维生素,顶层的匣子里装着酒精灯,还有用来检测尿液中丙酮和糖量的试管。注射器、胰岛素胶囊、瓶装的甲基苯丙胺、药棉,以及测量用的茶匙和点心匙……父亲床边的桌子上挤满了药瓶,他们俩被病痛所困扰。事实上,父亲几乎就要饿死了。在胰岛素刚被发现的年月里,人们还没有弄明白它的用法,因此父亲就只能吃一点冷肉、西红柿、生菜和干面包。因为只有这么点食物,他才变得如此瘦弱,那几乎只剩下骨架的大手颤抖着,胳膊上只有晒黑的皮肤还粘连在骨头上。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肉,眼眶深陷,眼神中透露出焦虑,就跟一只猴子似的。尽管情况如此糟糕,可医生们还说这是恰当的饮食。母亲决定藐视他们的话,她说这种药物提取于胰腺,用来消化食物,但是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可以被消化的食物,这简直是荒唐至极!经过一次次尝试和失败之后,她终于想出来如何让他吃下那些被禁止食用的面包、土豆和黄油,还将它们与胰岛素合理搭配。慢慢地,父亲的体重开始增加,重新恢复了生气。当我假期结束回到学校时,他正在吃力地从工头和我弟弟那儿收回农场的“控制权”——工头换人了,老烟鬼年纪太大了,已经回了尼亚萨兰的家;而我那十一岁的弟弟整天都在农场上,正努力成为像父亲那样优秀的人。后来,他也返回了学校。
母亲一周会寄给我两次信,信里有关农场的消息相对变少了,大部分篇幅都在说父亲的情况——他要是去年就患上糖尿病,恐怕就会像拉蒂家的那个孩子一样,如今已经不在了。新发现的胰岛素能救他,那是从牛的胰腺中提取出来的。但他不能管理农场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哈利可以在假期帮忙。我们没钱雇用农场助理,带回来的礁石样本好像含有金子,也许这次就能发现一处金矿……一封封信件匆忙而至,她一定是每晚都坐在那儿,写满一张又一张克劳克斯利牌信纸。那盏大灯就在她的手肘边,狗就在她的脚旁,猫……父亲呢?有那么一会儿,我读不下去了。是谁在写这些信?我认不出笔者是谁。“你当然不在乎我,从来都没有,你也不把你父亲放在心上,你心里想的只有你自己。你这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就那么轻易地放弃了钢琴,这些年的课程花费我都做了记录,你知道我们本来负担不起的,我们负担不起……负担不起……现在我得给你父亲打针了。我已经把剂量减少了一点,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吧。”寄来的信件常有十页、十二页、甚至二十页,上面布满忙乱和极端的词句,多半是谴责的语气。
片区里的另一位富人是缪尔海德先生。他原本是一名澳大利亚管道工,因天生爱流浪,所以就来到了南罗得西亚,之后他又买下了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块土地,后来修建的索尔兹伯里——乌姆塔利铁路就经过这里。他在班基特买了个农场,雇用了麦克唐纳家来经营。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只吃面包和水煮蔬菜。他阅读《圣经》和健康杂志。尽管已有九十岁高龄,但他仍会爬到自己那座小砖房的波纹铁皮屋顶上去修水槽。他也得了疟疾,因为他不相信药物。母亲走过大片的灌木丛去照顾生病的缪尔海德先生,她路过的地方住着两条黄色的眼镜蛇,我跟哈利以前经常看见。因此,母亲会带上父亲的左轮手枪,用它来杀掉那些麻烦的蛇,再用龟甲做的长柄把它们装进宽大的印花棉布袋子,然后再如常地继续穿过灌木。母亲发现废纸篓里有未经开启的几个信封,里面还装着支票,于是她开始责备这位老先生:“如果您不需要这笔钱,缪尔海德先生,我可以给您列出一份救助慈善团体的名单。”“这是一笔不义之财啊,泰勒夫人!”他喊道,“它是笔不义之财,《圣经》里是这样说的。”
在期末音乐会上,我表演了一个“滑稽剧”,就是用一只手为赞美诗弹伴奏,我被深深地烙上了羞耻感。因为那次失败,在班级里第一名的成绩以及聪明的“跳跳虎泰勒”的身份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尽管过去的许多年里,我都上着昂贵的钢琴课,但就像曾经放弃宗教信仰一样,我也放弃了钢琴。事实就是这样。
“他病得很重,一天需要注射三次胰岛素。”母亲说着便坐进了后座,紧挨着他。开车的是一个邻居,汽车从蓝花楹树下开过去。我站在那儿,跟往常一样没能做出得体的回应。然而,现在我想说一句话——对父亲,而不是母亲(我经常令她感到失望)——“可怜的爸爸,我很抱歉。”但母亲已经说了父亲可能会死,所以这话又不太合适。
为了这头奶牛,他们几乎离不开这里。虽然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儿”做杂役,可他们并不放心把奶牛托付给他。这对夫妻很贫穷,是“有教养”的穷人,死守着一点可怜的收入。丈夫一出去就是一天,乖顺的狗就跟在他后面穿过灌木丛,而妻子就待在家里,经常抹眼泪。有时她也做些食物,照料植物,或者缝补衣服,跟我母亲一样,来到这块殖民地的时候,她也带来了成箱的自由百货花布。会不会有这样一篇论文,专门谈论“大英帝国殖民末世中的自由百货织物”呢?我母亲喜欢的质料都很醒目,只不过就是有限的那么几种。琼喜欢把碎花状的小玩意儿交叉盖在草帽上,将玫红和蓝色的花朵绕在脖子上,她像一只粉红猪一样躺在大床上叹着气。从自由百货买来的细麻窗帘,带有香豌豆图案且缀着蕾丝边,此刻就映在她的身上。
啊,对了,还有美好的记忆、骗人的记忆,照这样说来,这些都是令我感到欢愉的:清澈的泉水、蟒蛇、蔬菜汤、鸽子的叫声引起的睡意、猫儿们舒适地滚在我的手底下……
有一次,我在心里一个一个地回忆所有我曾住过的地方,发现自己真的搬过许多次家。一番回忆下来,我很快就判断出,这种常见或者说以事实为依据的方法只会引发错误。你也许会在某个地方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却丝毫没有任何触动;而在另一个地方只待一星期甚至一晚,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像被一缕妙不可言的微风拂过。最终,我想起了约莫七十个地方,比如曾消磨了我一下午时光的某个游廊,不过我漏了一座房子——我在那儿住了很久,街道登记簿中有记录。我曾接触过许多马兰德拉斯的房子,但如今记得清晰的就这么一个。它距离我们全家露营的地方也就七八英里——我们全家一年会去露营两三次,我把这写进了小说《非洲的笑声》(African Laughter)——而且就在弟弟的学校附近。我没想过这个农舍距离我们的露营地很近,也没有以其他任何方式联想过它。孩子们走进同一条街道的不同房子里,总会有进入不同世界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同一座房子里的不同房间也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氛围——空气、味道、光影。在参观一座新房子时,孩子们有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在脑海中构想出一幅幅画面——亚麻袖子的绿色织物就像一个笑脸,狗耳朵上低垂的卷毛在说“我爱你”,汗水流过脖子上的细纹简直让你抓狂,瓷质的蔬菜盘一个个欢快地列队上了餐桌,好像在命令你要按规矩吃饭——而同在一所房子里的大人们并不知道。
科尔伯恩家也住在车站附近。科尔伯恩太太身材纤细、态度严肃,为人冷漠却智慧过人。父亲抱怨说,科尔伯恩太太令他对上帝产生了畏惧。这位太太当然也能吓唬住丈夫,她丈夫是个又胖又笨的男人,总通过说笑的方法进行自卫。母亲和科尔伯恩太太是好朋友,直到去世。她们俩都是聪明的女人,可惜生活没能让她们运用上自己的才能。就像迪克和弟弟一样,安妮·科尔伯恩本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可她却是个礼貌且顺从的小女孩。一个是在“跳跳虎”面具下隐藏很好的悲伤小女孩,另一个(我确定)是在所有顺从的表象下受惊的小女孩——要是遇见了真正的对方,也许她们俩本该成为好朋友吧。
关于这座房子的事情,或许泛泛而谈更好。提到这座房子所在的片区,其他地方的人们会说“那儿全是支票簿农民”,因为这儿跟班基特的情况确实很不一样——班基特的人们都在挨饿,而这里的人们处境却良好。很多人来自印度,他们是因为当时看到了墙壁上的宣传语,才移民到了这里。他们有两个猎队在这儿养马、捕杀豹子。(我写的《豹子乔治》就取材于这些猎队的故事。)当然,我也应该写写跟这儿的仆人们交流得来的有用信息。他们是修纳人或马尼卡人(班基特的仆人们来自尼亚萨兰),穿着整洁的白色制服,脚上是白色的网球鞋,我可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黑人穿鞋。他们似乎一直都在做饭、上菜,因为家庭仪式都是以食物为中心的,清晨以六点钟的床前茶和马利饼开始,接下来是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六点钟还有小吃和饮品,日落时分的茶饮、晚餐。就餐时,固有的饮食习惯常会面临调整,因为这个家认为蔬菜“彻底”煮熟才会无害,而在我家里,我们都坚信略微蒸过的蔬菜才有益健康。这两种饮食习惯都是受到专家们肯定的,就跟现在所有的新饮食计划一样,没有争论的可能性,甚至连讨论都没可能。
他们造了一个简易的房子,而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小屋群。这是一座砖房,波纹铁皮屋顶覆盖着并排的三间屋子,外部是跟房屋等长的一个游廊,砖垛上面生气勃勃地或站、或悬挂、或缠绕着各种植物。这里也养着友善和温驯的狗——就跟其他地方的一样,有漂亮的猫,琼喜欢猫,而鲍勃喜欢狗。鲍勃养的是一只名叫“斯特拉”的漂亮阿尔萨斯雌犬,琼养的则是幼犬,我把它们写进了《两只狗的故事》(The Story of Two Dogs)。我第一次看见我的狗比尔,就是在这房子后面的空地上。它当时正陶醉在满月下,享受着幼犬的快乐。这块空地夹在各种建筑中间,这里很适合建一个农场,但只有一个牛棚,里面养着一头奶牛。琼都是自己来挤牛奶的,她不允许丈夫来弄,因为他“手太笨拙,牛会不舒服”,她经常这样说起,而每次鲍勃都一声不吭,只是露出咬着烟斗的牙齿,静静地笑着。
沃特金斯家并不远,我们骑自行车就能到那儿。沃特金斯先生也是一个身材削瘦、皮肤几乎被晒成黑色的男人,他同样有着紧迫感,也在为生存而挣扎。沃特金斯太太身材纤细,金黄的头发看上去像稻草一样,眼睛因宗教信仰而焕发着光彩,她是一名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患有习惯性流产。每一次,沃特金斯先生都会焦急万分地打电话给我母亲。到他们家的时候,母亲发现她的病人就要因失血过多而死了,却仍拒绝用药。母亲才不会允许她胡闹,只管将她塞进车里,然后一起上车直奔锡诺亚的医院。到了医院,沃特金斯太太保住了性命。她回到家里,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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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而憔悴。他们四人坐在我家的游廊上:母亲冷静地出口讽刺着,父亲生着气,沃特金斯先生心忧如焚,沃特金斯太太正言辞激烈地谴责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可以这样做?这违背我的宗教信仰!”“好啦,亲爱的,你还活着不是吗?你本来可是活不下来的。”母亲理智地说道。“对啊,你可是差点就死了,我们的孩子可怎么办呀?”她丈夫说。这种事可发生了不止一两次。在《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一书中,玛丽亚·特纳这一人物的干枯头发就启发于沃特金斯太太。
这是西红柿汤。
麦克唐纳太太理应照看缪尔海德先生,可是她很懒,并且他们一家人还没日没夜地抱怨这位先生给的薪水少。母亲劝麦克唐纳太太,说如果她肯善待缪尔海德先生,那么也会得到同样的回报。可是麦克唐纳太太却不准备放下身段去倒马桶,虽然老先生已经为此支付过薪水。缪尔海德先生没有雇“男孩儿”——他相信自己可以不依赖他人,这变成了一个僵局。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家还说母亲是想要在遗产中插上一脚才会这么关心缪尔海德先生的,否则她为什么做这些?缪尔海德先生在首批帕卡德车中买了一辆,在轰鸣声中驾车驶进了索尔兹伯里——只见一位小个子老头从驾驶盘上头的空隙中眯眼向外看着。有时父亲会搭个便车,泥土路如此崎岖不平,可老先生居然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开车,父亲总劝他别这么做。“如果时间到了,我就去见上帝啦!”老先生大声喊着说(他的耳朵已经聋了)。“可我们俩的时间能一样吗?”父亲喊回去。
蓝天向我露出了笑脸,
这个地方在国家的东部,距离鲁萨佩河不远,有索尔兹伯里——乌姆塔利铁路经过。这里的人不务农,虽然收入来自英格兰,但在生活水平上却不如马兰德拉斯的“支票簿农民”。他曾在战场出生入死,后来负了伤,现在领着救济金。她拥有不多的钱。他们是十足的英国人,如今之所以居住在南罗得西亚,是因为在这儿能节俭度日。没有人能像沃特金斯一家那样在离开英格兰之后变化如此之小。他是一个瘦高个男人,脑袋细长、有些驼背,虽然话不多,但总抱有怀疑的态度,厚嘴唇里常叼着一只弧形的大烟斗,灰色的眼睛会在烟雾中半眯着,缓慢却敏锐地审视着他的妻子和一切。父亲称他是“诺福克来的男人”,他们两个是远亲。他的妻子长着金头发、蓝眼睛,身材很胖,有些蠢笨的样子,但脾气很好,父亲说她是“典型的撒克逊人”。战时,在皇家自由医院,她曾作为护士受训于我的母亲。她说我母亲要求严格,但为人公正。遥想当时被训斥的情景,她总会大笑出声,继而渐渐低落下来。她会淡淡地笑着说她丈夫鲍勃,也就是那位“诺福克来的男人”是个冷酷的人,简直冷酷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鲍勃和琼又是这样一对夫妻——他们让我好奇甚至感到害怕的是,那神秘的自然之力居然会让这样的两个人用尽一生的时间来折磨彼此。
我出了麻疹,这是一种流行病,在那个年代,隔离期一般是六个星期。许多女孩都被送进了隔离医院,那个古旧的大房子就坐落在一个花园里。索尔兹伯里医院距离那儿不太远,那儿的一名护士每天会来两次让我们服药,还对我们说:“规矩一点儿,你们已经是大姑娘了。”我们的饭食由一个“男孩儿”来做。突然间,我发现自己以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居然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外面“度过一天”后,我们全家开着旧越野车回家。夜间的灌木地区经常有各种动物,我们的车每隔几分钟就得停一停,因为路边闪耀着绿光或黄光,这些眼睛属于小羚羊、羚羊、弯角羚、野猫。当转身跑进灌木丛的时候,它们的眼睛就像被切断了光源的灯。有时路旁的某棵树也会像装饰了彩灯似的发着绿光,丛猴就扒在树枝上,眼睛紧盯着我们离开。有一次我还看到了斑马,按道理斑马应该已经离开这里了。当我说“停下,那儿有斑马”的时候,父母就会回应我:“胡说!”但真的是斑马,车灯晃过的时候,它们身上的斑纹都在闪着光。也许,它们是从南部的新农场走过来的,正在向北迁徙。1992年,当我站在灌木丛里时,我看到脚下有大象的粪便。“呃,没错,它们刚离开这里。现在的确是旱季。”
洛马贡迪议会的成员是刘易斯·黑斯廷斯少校,他曾是殖民地第一届内阁成员。他以辩才著称,也因风流韵事出名。他容貌出众,就像狮子一样。他打扮成花花公子那样,又昂首阔步地迈着军人的步子,不过这只是为了达到一种戏剧效果。他在那个油桶讲台上稍息站好,对着台下的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孩子演讲。他的讲稿都可以印刷成文字了,还夹杂着拉丁语和希腊语。人们站在红色的尘土中,男人们穿着卡其色制服,女人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孩子们则站在少校身后的游廊上,牛车在吱嘎吱嘎地前往铁路轨道。黑斯廷斯少校说道——他正谈论着当地政策,你别指望他对此持反对意见——“同意不生违法——它的意思你们当然都知道,就是说‘对同意者不构成损害’。”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可以理解为大家不会被这样的话诱哄着去赞成政府的政策。黑斯廷斯少校非常喜爱他的观众,他从不轻视他们。可是哈金斯总理却鲜少露面,而且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压制怒火。他讨厌跟别人握手,也不喜欢婴儿。黑斯廷斯少校多才多艺、善于模仿,他的笑容吸引着所有人去一睹他的风采以及那大胆的举动。妇人们又怎能不爱上他呢?女孩子们就更不必说了。总有一些男人——想也不想、瞧也不瞧——就会突然断言,某个尚未长大的女孩迟早有一天会跟某人建立恋爱关系。至于哈金斯医生,每次会议结束后,他总会暴躁地跺着脚离开,也不邀请我们投他的赞成票。尽管如此,除了他还能有谁年复一年地担当着总理一职,最后还成了哈金斯勋爵?难道不正是他所在的党派总被人直接称为“哈金斯党”吗?
有一天,我在一个很高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处泉水,它是沿着一个搭有鹰巢的岩岬流下来的。我并没有立刻就注意到它。矮草有点潮……开始湿润和渗水……然后我的脚踝都泡在了水里。我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发现在一大块平坦的花岗岩附近的水面上正有气泡在鼓动。跪在这块热岩石上面,我慢慢地俯下身,在矮草间有一处空地,那上面净白的沙子被岩石下缓缓涌出的水塑造成了各种形态,是泉水,方圆数码之内的草地都被浸湿了。走了有十码的距离后,我看到了在小草掩盖的斜坡下,泉水静静地流着,水流把草地都压向了一边,再继续汇集到一起,细细地淌过小鹅卵石河床,很快变成了一股真正的水流。清澈的泉水快速从一个又一个石头上奔腾而过,每向下流动几英寸,就加宽、变深。炙热的太阳烘烤着我的后背,空气中都是湿草的气味。我追随着水流,直到看见它流向一片穆萨沙树,跟另一处草地上流过来的溪流交织在一起,然后汇成了一条小河飞速地在大石块间奔流,水花生气勃勃地喷溅着——它会继续这样向前流动,时快时慢地,不断跟其他河流相汇,最终发现印度洋……
突然,我们所有人都得了癣病,四肢上出现了瘙痒红肿的圆圈,之后头发里又开始长虱子——大女孩的宿舍里无一幸免。马绍纳兰附近的家长们闻讯赶来,接着女孩们就被带出了学校。我也在其中。女儿的头发里竟然会出现虱子!在母亲看来,这简直就是最堕落的事。她做护士时,不得不处理贫民窟儿童脑袋上的虱子。贫穷和肮脏的环境才会招来虱子,而现在,我的头皮上爬满了虱子!照镜子的时候,我能看见虱子在头发里爬来爬去,清晨,它们又在枕头上爬行。
我跟鲍勃一样都经常出去,像在自家农场时那样,我独自一人散着步,几小时里见不到一个人。这儿的草原与我们那里的不同,树木稀少,几乎遍布了绵延而起伏的开阔高地。“就像在肯特郡。”琼正说着话泪水就溢满了眼眶。她经常会因为背井离乡,或者因为丈夫鲍勃而红眼睛。
听到我的经历,琼叹着气问我,“难道你真的不怕被……?”她的意思我明白,就像我母亲对我说过的,“作为一个白人女孩,你居然独自在灌木地区乱跑。难道你就不怕被哪个卡菲尔人强暴吗?”我并不在意这话,我相信没人被强暴过。前不久我还听说,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小女孩住在马塔贝雷兰,她一个人务农,母女俩住的房子门和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敞开着。见琼悲伤地抗议,鲍勃粗鲁地说道:“她当然不用怕。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经常一个人在外面,那是在诺里奇附近。”他朝着我说,可是并没有如我所愿继续说他也发现了那处泉水,知道它有多美,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然后带我一起安静地、长时间地散步。他从没邀请过我,这也不是他的风格,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多冷漠和傲慢。那双愚笨的蓝色眼睛正盈满了泪水在看着我……瞧,鲍勃是个多么野蛮的人!
距离西里尔·拉特家一二英里开外的是拉蒂家。拉蒂太太身段纤细,就像时装书里的模特那样有着杨柳般的身形。她穿着漂亮的轻薄长裙,这裙子就是她为自己缝制的。她衣裙上的袖子往往都是泡泡袖,主体部分取自裙子的半块材料,底部用的则是一半蝉翼纱。这蝉翼纱透明且挺实,被束成了个彩色的“泡泡”,她那遮掩着的漂亮手臂总能惹人窥上一眼。拉特太太显然发现了这儿的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都是无趣和守旧的人,但她仍会举办一些精彩纷呈的派对,并且还提供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食品。拉特太太有个小婴儿,这也就是我无法远离她的原因。我喜欢这个宝贝,简直对他爱到了极点,一心只想着把他抱一抱、搂一搂,就好像他是——不,不是我的,根本就不是——又成了我的宝贝弟弟一样。我可以从自己对这个宝贝的记忆中推断出,我曾对宝贝哈利拥有怎样强烈的感情。在我的一生中,好几次我的双臂突然疼起来,它们渴望着能拥抱一个小宝贝——这两条手臂属于一个渴望拥抱宝贝弟弟的小女孩,长大的哈利已经不记得我们幼时的亲昵。
放假后,我回了家。母亲在我的枕头下发现了圣水和念珠,她严厉地斥责了我。而我也由此开始了对母亲的排斥,就像某扇门被砰地甩开了一样。母亲把我叫到房前说要坐一坐,她把椅子放在我对面,然后讲起了天主教的犯罪史。她认为宗教法庭很不公正,还援引其他例子,例如到达非洲后,天主教传教士们用所学的方式令非洲人民皈依。
爵士乐也来到了非洲。长餐桌上的便携式发条留声机里播放着爵士乐,我由此接触到了那个时代影响力名列第二位的事物。
早在记事之前,两种主题——或者说趋势——就已经开始主宰我的童年。
然而,我不得不屈从于事实……
类似的时刻遍布了我的童年生活,并且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如果可以,我想说,我提早进入了青春期,非常利落地结束了自己对父母的亲切感。
有了修道院的经历,这个地方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的气氛是那么轻松且宜人!“宗教”曾出现在每一面墙上、每一个角落里、每一个教堂中,出现在修女们衣袍的沙沙声中,在她们从教堂传出的歌声里。而现在,它的形式变成了周末的教堂礼拜。我们两人一组,排成长长的队伍,在蓝花楹树下沿街走着。每个人都热得受不了,身穿深蓝色的哔叽外衣、挺括的白衬衫,头戴白色的巴拿马草帽(现在草帽上装饰的是蓝、绿丝带)。在修道院时,每次开饭前都要进行冗长的拉丁语祷告,一天的时间不断被祷告声打断。
我的意思是说,永远别让自己陷入困境。换言之,我所抵触的是人类生存的普遍情况——为境遇所困的情况。
再见修道院!再见了,修女们!还有那场我无法参加也无法通过的考试!再见了!再见。就此,四年漫长的时光被我收进了脑海中的一个匣子里,然后被贴上了“修道院”的标签。除非在梦中,否则这个匣子多年都不曾打开,因为静候其中的只有悲伤、痛苦,还有从未消退的担忧——担忧那灰色的“永恒”真的就只有“四年”而已。
这种恐惧的心理很有意思,因为我并不觉得蟒蛇会对我有兴趣。我家的农场上也有蟒蛇,我们也亲眼见过,可我从来没见过哪条蛇会从草地那边游过来追我。它们向来都是直接滑走,要多快就有多快。
从整体上说,灌木丛里的生物跟我们一样,都被神秘的精准定时所控制。每天夕阳落下后不久,一只蛾子就会从黑暗中飞出来,落在窗子上方的金属丝网上。我把糖浆粘在指头上,再从丝网的小孔中将手指伸出去。蛾子就会爬上来,用它的软腿紧抓住我的手指,尽情地享用起美味的糖浆,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它是一只个头很大、身体很软的棕色蛾子,触须就像是羽毛一样,非常漂亮。结束用餐后,它就飞回了灌木丛。每天晚上,让这个访客感受到爱和谢意使我心跳加快。我等待着它,期待那模糊的蛾翅出现在窗子漏下来的黄色灯光里。然而——它没有出现,因为某种原因,它出场的时间已经结束。
这首歌如此哀伤,许多年里,我都以为它唱的是灰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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