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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英格兰动身前往非洲时,丧妻不久的祖父穿着厚厚的粗花呢衣服,站在黑暗的大厅中,落地式大摆钟在他的身后“嘀嗒”地响着。他哭了,又长又白的胡子上流下了一串鼻涕。这个情景避无可避。年幼时,孩子们铆足了劲儿控制着流鼻涕和排泄,然而挣脱“监狱”般的自控训练后,到了老年,我们总会再经历一次。此刻,年迈的祖父正心碎地哭泣着——五年来好不容易见到儿子和儿媳,并且是第一次见到孙子和孙女,可是现在,他们居然又要去非洲了。虽然教堂为远在非洲的传教士们筹集了资金,用以支持他们改变野蛮人的信仰,可天晓得那些野蛮人会不会是食人族!这一家子竟然还欢快地说五年后再回来!祖父哭了又哭,这让我看了生厌,也就不想让他亲。不过祖父的哭泣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家里人不赞成他娶玛丽亚安·沃尔弗,那个“年龄只及他一半的女孩”。
因为船长的独特兴致,我们被带领着穿过明亮的走廊,一直往下走,往下走。突然间,我们就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是油腻的金属楼梯,巨大的黑色铁管在钢制的墙上延伸、弯曲。我和弟弟相互抓紧。脚下是一小点儿平台,它是一条通道的一小部分。通道一直延伸到船的底部。下方有一群脏兮兮的男人,他们赤裸着上身,正在往炉子里铲煤,一、二、三、四……炉口很多,我们数不过来了。火焰跳跃着,那些汗湿的半裸身体上映出了红色的光。男人们抬起头,看到了两个受特权庇护的、干净的小孩面带恐惧,他们身后的父母也穿着上档次的衣服,跟这一家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船长。他们一定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船长。男人们的身体随着工作的节奏用力晃动起来,他们将一个个弧形的黑煤块送入炉火中,接着抬了抬头,落着煤灰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这让我联想到了俄国火车站的别兹皮佐尔尼基,那又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衣服上露着洞,脸上瘦得只能看到骨头。我害怕地看着这些汗流浃背的男人们铲煤,就像我曾恐惧地透过破损的肮脏车窗向外望。
据说,我们在车上有故事听、有彩泥玩,我们用粉笔画画、数着电报线、用窗外看到的事物玩猜谜游戏。可我却记得火车卡嗒卡嗒地驶进又一个站台——难道说就是前一个吗?因为站台里同样是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孩子。母亲又一次下了车,走到了人群中。可当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母亲却没有像原来那样出现在车厢外的通道上,举着买回来的东西给我们看。她被落在了车外。父亲虽然生着病,可他此刻在车厢的一角站直了身体,不停地说着:“不要紧,你们的妈妈会回来的,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们不要哭。”可他很担心,我们都知道。我第一次理解了他的无助,明白了他对我母亲的依赖。因为假肢的关系,他无法从火车上跳下去,也无法穿过拥挤的人群去寻找食物。“你们得分着吃一颗鸡蛋,对了,还有些葡萄干,这就是我们的全部食物。”因此,母亲必须回来,也不得不回来。过了两天,她的确回来了。我还记得,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地行驶着,呻吟着,鸣叫着,一次次驶进站台、车站,一次次被人群、别兹皮佐尔尼基和持枪的士兵包围。我忘了哭泣或恐惧时的感觉,因为那些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我记得自己坐在父亲健康的腿上,脸颊被粗糙的袍子摩擦着,窗外是一张张饥饿的脸,还有一双双向里张望的眼睛。还好,父亲的怀里很安全。
不过,包括她在内,很多人都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又消失不见了。朋友、爱人、亲密无间的人、略有交情的人——这些人来了又去。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向彼此告别,说着“再见”、“下次见”、“后会有期”——这就是世间的常态。
我们的房子里最初只有立柱,后来立柱上涂盖了一层泥浆。又过了些时候,茅屋终于有了雏形,上面也留了些作为窗子的框架。再有几个星期就完工的时候,我的父母坐在房前的油箱上(不久后这儿就换成了躺椅)观赏高山、日落、云影,看卷袭而来的雨水在风景中穿行而过。而我呢,当时就坐在父亲的好腿上,跟他们一起欣赏这画面。
火车上,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泰迪熊坐在椅子里,旁边还有一个装着泰迪衣服的迷你纸箱。小女孩把泰迪的衣服脱下来,稀里糊涂地叠好,然后从箱子里拿出另一套衣服给它穿上,还让它乖乖地坐好。不一会儿,小女孩又把这身衣服从泰迪的身上撤下来、叠好,重新取出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她把脱下来的衣服完美地叠好、放进箱子,然后给泰迪穿上了第三套衣服。一次又一次,小女孩打理着她的“世界”,操控着“世界”中的一切。“瞧啊,多乖的泰迪,又漂亮又干净。”
后来我开始偷一些很可笑的东西,比如胭脂盒、丝带、剪子,当然还有钱。就像被怨恨活活点燃了似的,我开始大发脾气。父母回来后,问我为什么要偷剪子?我说了谎。我说我想杀了毕蒂。他们明白,我需要的是正规的管教和有序的生活,但要如何实现、何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有个家,可是我们的房子都还没盖起来。我们乘了辆拉货车,沿路向北前行。一月份正值雨季,小路上有些泥泞。我们的车由十六头牛拖着,车内是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以及一些必需品。至于整箱的漂亮衣服、从自由百货买的窗帘料子、沉重的餐具和波斯地毯、一个铜罐、盆、书、画和一架钢琴,则会由火车运过来。河水湍急,路况又差,我们的拉货车走了五天五夜。不过,我记得的并不是不满或愤怒的情绪,而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别样景色:在敞着后门的马车上,防风灯来回摆动,路的两边是深色的土地,抬头是满天的繁星。这是一辆有篷顶的大车,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又像那些挣脱英国人而去追寻自由的南非白人乘坐的车一样。
在好望角的某个地方,鸵鸟们抬脚跑过生长着灌木的沙滩,将蓝色的山脉远远地落在身后。这儿是一大片土地,一大片广阔的非洲土地。不过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沿海岸线航行到了贝拉,可我对这里没什么印象。我们又坐火车去了索尔兹伯里九-九-藏-书-网可惜我现在也不记得这段旅程以及这个地方了。当时,索尔兹伯里还只是一个小镇,漫步一趟只需二十分钟。同样,我也不记得去过二十英里外的里尔福迪亚。当时已经有人选中了那儿的农场,因此我们只是打算暂住。
除了在哈罗兹百货公司、自由百货、陆海空百货商店购物之外,他们居然还找牙医拔光了牙齿。牙医和大夫是这么说的:无数疾病和灾难都发端于牙齿,牙齿对任何人都是百无一用的,再说,南罗得西亚也不可能有好的牙科医生。(这与事实不符)在那个时代,这种野蛮的自残行为是很常见的。普鲁斯特曾说:“我们一边在教堂里燃上蜡烛,一边还在询问医生。”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同样清楚地记得草地里的愉快野餐、有益于健康的堆沙堡游戏,或是贝蒂阿姨和哈里·罗特叔父给我的温暖怀抱呢?
火车先是呻吟,继而发出隆隆的声音,一番鸣叫过后堪堪地停靠在一个车站上。站台上拥挤着人群,他们一点都不像波斯人,这让我觉得可怕。他们衣着破旧,有的甚至就像成捆的破布,连双脚都裹在破布里头。小孩们都一副副饿极了的面孔,他们要么跳起来、扒在车窗上向里瞧,要么举起手来乞讨。士兵们跳下车,将人群向后推,手中握着的枪成了打人的棍子。人群向后退了一些,可接着又向前涌动起来。一些人躺在站台上,头枕着包裹,眼睛虽然看向火车,但眼神中并没有期待。我的父母低声地谈论着那些人,声音里透露出焦虑。我听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美国内战”、“饥荒”、“布尔什维克”,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不停地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那又是指什么?”“妈妈,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爸爸?”
晚上,母亲会穿上她那漂亮的晚礼服,然后跟船长共进晚餐。她会参加派对、舞会,或玩寻宝游戏。毕蒂·哈洛伦也是。孩子们则被关在舱室中,被要求乖乖听话。弟弟一向很乖,所以这会儿他睡着了。可我很想去外面。但母亲说,晚会是为大人们准备的,我不会喜欢。不过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喜欢那里,这一点其实母亲也知道。我讨厌她这样,可有什么用呢?门还是锁上了。
父母一夜未眠,他们要确保熟睡的孩子待在灯下的光圈里。可是我的一条胳膊却滑到了光圈外的阴影里,于是就被虫子咬出了一个又红又大的包。船舱很小,船员们常常进来跟我们共享。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阴暗的巨大洞穴。想到父母的担忧,我觉得那里到处都有危险,尤其是冷涩的金属味道,那是虱子散发出的气味。
我的父母不太理解那些“白头鸟”,觉得他们不太可靠、不能令人满意。不过,不消多时,他们就会跟各式各样的人熟悉起来,比如农场主、破产者、开矿者、成功或半成功人士、破产后又重新经营农场的人、矿井店主等。人们大多是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的,可是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中,有些人仍然发了财,有些人却因饮酒过度而死亡。“白头鸟”们谈不上有任何教养,除了移民生活一无所知。母亲瞧不上他们,而他们一定也觉得她挺讨厌。至于父亲,他正在为矿上记录账目,过了几年独立生活的他又做起了这份差事。此时,我们已经开始焦虑钱的问题。在账目上,父亲和“白头鸟”先生发生了不愉快:“白头鸟”先生要么粗心大意,要么欺诈耍滑,可他还怪罪我父亲。在《探寻英国人》(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一书中,我对此做过诙谐的描述。不过在我的父母看来,这件事总能令他们恐惧起来:“天!那可真是太可怕了。”那样的生活根本谈不上有趣。
因为不想让我和弟弟暴露在红海的热浪中,母亲决定穿越俄国,经由莫斯科旅行到英格兰。可她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一如她常说的那样:“我要是早知道该有多好!”那是1924年,她的确应该知道,我们将是第一个在十月革命后以普通方式出行的外国家庭。这次旅行执行起来会很困难,母亲当然也知道,但困难正是用来克服的。这段旅程堪称惊险,在家族史上留下了最生动的篇章,因而一遍遍被讲述。不过,我听到的和我记得的总是有出入——被认为是旅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那一刻,没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来:到了俄国边界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护照盖错了章,于是母亲不得不恫吓一名困惑的官员同意我们入境。我的父母都很喜欢这个小插曲:母亲是因为自己成就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父亲则是因为观赏了一出滑稽的戏。“我的天,绝没有人敢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父亲或许边说边想:一位冷静的、正义的、勇往无前的英国护士长,和一位衣着破旧、食不果腹的官员对峙,估计这位官员从未见过这样的外国家庭——孩子们全都穿着考究,看上去营养充足。
很多年里,“俄国”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火车站台,因为在那次从巴库至莫斯科的漫长旅途中,无论是到了支线还是大城镇,火车都要停上一停。
可是还不够,背叛和不公发生时,母亲也在继续她的“教育”事业,毕竟这才是她的主业。父母把孩子们抱在怀中,指引他们看远处的飞鱼、海豚、日落;看其他船只的烟囱在晴空里留下一道道烟迹;看鸟儿落在绳索和船舷的栏杆上;看海鸥跟在船后低低地飞着,接下船员抛来的碎屑;看夜里粼粼发光的波浪,还有洒下来的月光。他们也会看救生演习,而这绝不像学术活动——母亲挚爱的那位年轻医生就是因为救生船不到位而溺死海中。
母亲常带着我们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步行去农场,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见牛栏里新购入的牛,看见大人们伐树、清理土地、挖水井。经由占水师调查之后,大人们挖了两口井——当时,如果要挖水井,大家都会借助占水师来寻找水源。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亲眼看见了建造中的房子。虽然屋顶需要的茅草还绿油油地长在水塘里,但房子的立柱和泥墙可以事先搭建起来。在《重返故乡》(Going Home)里,我描写了从土地上直接取材用以建造房子的九*九*藏*书*网过程。对我而言,再没有其他房子能够像它那样打动我。在伦敦,一个人有时会住在其他人住过的房子里,而在这个人搬家或者离世后,又会有另一些人搬进来。但是,这种从植物以及泥土中“拼凑”起来的房子,就像外衣或裙子,很快就会遭到抛弃——它们常常借由某种原因回归土地,要么因为失火、虫蛀,要么因为暴雨,反正总是比主人更早地离去。只要茅草一准备好,屋顶就可以马上搭建完成。当务之急就是离开那些“白头鸟”。
这片农场有一千多英亩,但父亲找到了很好的办法来拓展我们的土地。他利用未经政府分配的邻地来放牧,因为这片土地上当时无人居住,所以“属于我们的”土地就无限延伸到了艾夏尔高地,那儿荒无人烟,一个黑人或白人的影子都没有。
当时在甲板上,除了弟弟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将要担任我们的家庭教师的毕蒂·哈洛伦。我对她的认识几乎都来自别人。她二十一岁,是爱尔兰人。她“头脑灵活”,是个“年轻女郎”、“聪明的姑娘”。要说这姑娘的行为,简直是要多轻浮就有多轻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不仅剪了短发,而且还化妆、抽烟,对男人的兴趣更是不止一点点。很久以后,当母亲自己也开始抽烟、剪短发、抹口红,她才感觉到自己过去对待毕蒂的态度有些过分了。“我在想,她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显然,毕蒂很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所以她从没有给我们写过信。后来她嫁给了一名高级官员,自己也登上了报纸新闻。
一家人站在一艘德国船的甲板上,望着英格兰的白垩海岸逐渐远去。母亲哭了。离别的忧伤也爬上了我的心头,但我的眼泪不是为英格兰而流的,因为我讨厌它。父亲的双眼也湿润了,他揽过母亲的肩头安慰说:“别哭啦,亲爱的!”接着,他带着母亲转身走进里面,不让母亲看那消失于视线中的悬崖。
在持续数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父母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脸上就会露出畏惧和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彼此对望,然后说:“天哪,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怕极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呢?当时,我、弟弟,以及另外两个小孩被安排夜宿在一处圆形茅屋里。我们的床被蚊帐紧实地罩着。一个年龄大点的女孩手持蜡烛走进来,她把蜡烛搁在了一个倒置的油箱盒子上。蜡烛的火焰离蚊帐也就几英寸。母亲来查看夜间的情况,看到了蜡烛,于是快步从房间那头走过来,一手紧握着胸口,一手抓下蜡烛。她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你在干什么?你究竟在想什么啊?”的确,若是我突然把腿或胳膊伸出蚊帐,就很可能碰倒蜡烛,茅屋也就有可能失火——屋子的主体是茅草,墙是泥巴。母亲站在那儿,握着蜡烛的手颤抖着,烛火摇曳着烛油也晕了开来。受审的“小罪犯”哭了起来,或许是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什么这么做?”母亲继续压低声音惊骇地说,“正常人哪里会干这种事情!”我永远忘不了她那难以置信的样子。
精明强干的人对于资质平庸这回事是无法感同身受的,聪慧机敏的人也不太可能理解愚昧无知。
从里海到莫斯科用了很多天,于是故事有了这样一个版本——火车上没有食物,母亲就在站台下了车,想从农妇们那儿买些吃食,但她们只有煮过了的鸡蛋和几片面包。很多时候,通道里的俄式茶壶中是没有水的。我们当然也不敢喝未煮开的水。那时候,伤寒、斑疹伤寒和许多疾病都在流行。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景象十分可怕。火车开动的时候没有发出鸣笛提示,所以母亲被落在了一个车站,我们都怕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两天后,她竟然追上了我们。原来,她当时让站长叫停了下一辆火车,然后上了车,这才追赶上了我们。请注意,所有这些交谈竟然没有用一句俄语。
最惊险的事发生在旅行的一开始。我们坐上油轮准备横渡里海,却发现这艘油轮曾为军队提供运输,而它的船舱,不同于我们心目中的巡航船舱,里面满是虱子,说不定还潜藏着肆虐于各地的斑疹伤寒病毒。
别兹皮佐尔尼基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会“袭击”停靠在站台的火车,因为对此有所耳闻,所以每次下车买食物时,车厢门就会立即上锁,窗子也会被抬高关上。但门锁不太保险,所以手提箱也被用来抵住门。每每这时,父亲就会从上铺下来。在战壕里时,他为了保暖曾买过一件厚重的深色便袍,此刻这袍子正穿在他身上。衣服下面就是他的木腿,父亲没有将它卸下来,因为这样就可以快速地穿上衣服。尽管如此,那一截印有伤痕的苍白的残肢偶尔还是会从袍子里戳出来。父亲开玩笑说,这残肢有了自己的生命,全然不知道自己只是腿的一部分;或者在感到需要的时候,残肢会努力表现得像一条完好的腿,本能地做出伸展的动作。这种需要的时刻并不少见,比如母亲得意扬扬地将不多的鸡蛋和面包买回来时,父亲会倾身向前,为母亲打开车厢的门。母亲下火车买食物的整个过程,我和弟弟都害怕地瞧着——看着她身处可怕的人群,掏出钱来从农妇那儿买了些煮过了的鸡蛋,还有几块又黑又酸的面包。有一个版本的故事称,我们在火车上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挨了饿。可我却不记得自己挨过饿。我只记得看到了很多陌生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很多无父无母、无人照顾的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这样的情景让我恐惧又痛苦。火车猛地向前开动了,士兵们随即跳上车,手里紧握着从农妇们那儿买来的东西。有些孩子在火车后面跟着跑,士兵就拿枪对着他们,直到火车渐行渐远。
父亲每天都会骑马去监督农场的进度。那时候,农场已经有了一位“工头”——老烟鬼,来自尼亚萨兰,同来的还有他的亲戚。每天清晨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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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父亲和老烟鬼都在进行长谈,商量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在一棵放倒的圆木上,他俩常各坐一端,看着眼前的工人们做活。他们都吸烟,父亲衔着自己的烟斗,老烟鬼抽着大麻(这也是他外号的由来)。
我记得的情形却有些不同,虽然是并行开始的,但却像一部播放起来不太流畅的电影。
在正式耕种前,至少有一百英亩的树需要清除,树桩必须从泥土中拖出来烧掉。同时,我们需要购买农用机械和家畜。除了我们住的房子,还要搭建牛栏和放置机械的屋子。
火车的车厢就像一个小房间,车厢内的座椅破旧不堪,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和汗水的味道。尽管母亲在各处都喷洒了基廷灭虫粉,可是空气中依然能闻到老鼠的气味——它们在座椅下和人们的双脚间溜来溜去地寻找着食物碎屑。墙上的灯都坏掉了,不过幸好母亲带了蜡烛。夜里醒来,我看到狭长而苍白的烛光危险地跳动着,映照着黑色的窗格玻璃。玻璃上出现了几处裂缝,从外面透进风来,所以车厢内靠南的地方温暖,靠北的一侧则很冷。父亲后来得了流感,所以住在上铺,这样孩子们的吵闹和要求就不会烦到他。母亲心里很害怕,那场大型的流感疫情虽然结束了,可它的威胁却时时被人们挂在嘴边。座椅上的点点血迹证明了虱子在那儿出现过。许多年后,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流感”和“斑疹伤寒”这两个词会让我心生畏惧?害怕流感可以理解,但对斑疹伤寒的畏惧又是因为什么呢?应该就是源于那次旅行。
所有的邻居都提醒我父母,说他们选了这个地方,是在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将房子建在山丘顶上就意味着要让牛沿着陡坡搬运东西。尽管如此,这儿的美景仍然让父亲选择了它。母亲也同意了。站在房子前,向北可以望见艾夏尔高地,高地之下是平缓的山坡,以及一片水塘,还有缪内尼和穆科瓦迪兹两条河流。向东是一大片土地,一直绵延到被称为“大岩墙”的乌姆维克维斯。随着光线的变化,大岩墙呈现出水晶般的蓝色、粉色、蓝紫、淡紫。一天将尽的时候,太阳会落到绵长而低矮的呼尼雅尼群山那边。得益于大部分未被伤害的灌木,以及那些被伐掉后(用作矿炉填料)重新长起来的灌木,每当雨季来临,这里就变得极其生动美丽。在树林之中,每一寸空地上都是破土而起的石英矿脉。这里本就是一个金矿区。在每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你都能看到采矿者的铁锤留下的痕迹,暴露在外的要么是愚人金(又称黄铁矿)的外壳,要么是云母发出的点点微光。
终于,我们到达了英格兰。跟英格兰有关的“美好”记忆有很多,比如蜀葵、村舍花园、茅屋、岩石游泳池,等等。当然,阴郁的记忆也不少,比如黑色而潮湿的铁路线枢纽、雨水顺着寒窗流下来的情景、直接暴露在大街上的泛白的死鱼、肉店铁钩上的渗着血的动物尸体。也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前者总不如后者那么深刻?他们说我见过继外祖母,而且也的确有这么一张我坐在她膝上的照片,可是这个事实我却无论如何也推演不出来。我见到祖父的那年,祖母去世没多久,而他正打算迎娶三十七岁的新娘。那位新娘子说不定也和其他女人一样,在堑壕战中失去了爱人,而她走入婚姻的唯一机会就是嫁给一个老头。
母亲认为在即将展开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临行前的几个星期里,家人都在忙着购置东西。当时帝国博览会正在散发宣传单,受其鼓舞,母亲决定举家远赴南罗得西亚,在未来的五年内依靠玉米种植发家致富。而父亲呢,他自小就跟科尔切斯特附近农场的孩子们玩在一起,这次终于有机会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了。他的家族中有过不少农场主,但他自己一直都没有财力经营农场。显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展览会是多多益善的。1924年,大英帝国博览会诱使我的父亲远赴非洲,我在回忆录、小说、日记中多次提起这个博览会。它改变了我父母的生活,也决定了我和弟弟的人生道路。同战争、饥荒和地震一样,展览会也可以影响未来。
在船上的时候,我在别人面前丢了脸,让自己苦不堪言。首先是因为那位船长。他是母亲的密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九级大风的天气里,其他人都因为不舒服窝在自己的床铺里,而母亲却还跟他待在甲板上。他们两个开玩笑说,彼此间建立了伙伴似的友谊。他们说说笑笑,讲着逗趣的话(有那么一个词也有玩笑的意思,似乎源自挠痒痒游戏,就是大手挤压着小孩肋骨的举动)。那实在是一场欢乐的盛宴,船长满肚子都是恶作剧。他在垫子下放了一颗鸡蛋,然后邀请穿着派对礼服的我坐上去,还跟我保证鸡蛋不会破。但显然鸡蛋一定会破,所以我不愿坐那儿。可母亲叫我大方些,别扫兴。于是我坐了上去,破碎的鸡蛋溅到了我的裙子上,引得船长捧腹大笑。我不仅生气,还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父亲也因而感到不安,可他一定认为,这时候表现大度更为重要一些。在我们越过赤道的时候,我被丢下了船,可我不会游泳,幸好一名水手把我捞了出来。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不停地被惹怒,不停地做噩梦。但母亲似乎过得很愉快,她暂时放下了对孩子们的一贯爱护,否则依她的性子,要是知道孩子做噩梦,她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而且,不是还有毕蒂在照看我们吗?
我幼年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莫斯科。我被关在了旅馆的房门外,门把手高高地悬在我的上方。天花板离地面很远,走廊的边沿竖着一扇扇光亮的大门,每扇门的后面都有吓人的古怪事物。陌生人要么突然出现在门口,要么快步走过所有关着的门、接着消失不见,要么径直走到转角处,然后消失在某扇门后。我哭闹着,用拳头敲打着房门,可是没有人来,好像永远都不会有人来开门。但真实情况一定不是这样的,当时一定有人很快地为我开了门。只不过在我的噩梦中,我记得自己是被关在了门外,且无法忍受那扇光亮的大门。那扇门出现在很多童话故事和传说里,没有钥匙,无法进去——我想,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许那门还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如果真是这样,我反而不会感到惊讶。总之,那扇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就像爱丽丝那样,即使我曾试图抓到那门把手。九_九_藏_书_网
有一个记忆片段既锋利又可怕,它不同于和英国相关的其他记忆——报纸上曾连载的漫画《皮普、斯奎格和维尔夫斯基》(Pip, Squeak and Wilfski)的冒险故事,无疑是当时反共宣传的最早尝试之一。维尔夫斯基是一个蟑螂似的留着胡须的恶棍,他的原型人物是托洛茨基。这个漫画形象总是手持一个炸弹,扬言要把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炸上天。漫画最初的设计旨在要他激起人们的恐惧,而他的确做到了。
里尔福迪亚是里尔福迪亚一族的家乡,在罗得西亚布什战争(或津巴布韦解放战争)中,因为博斯· 里尔福迪亚对白人事业做出的贡献而成名。话说回来,当时这个地方有许多圆形茅屋和用泥墙草盖的小屋,它们散落在灌木丛中。很快,我们就得到警告说,不能鲁莽地靠近灌木丛,因为里面有蛇。从大人们的话语中可以判断出,这里最危险的,莫过于玩闹时将蜡烛或灯打翻在地,需要当心的也就是这一点而已。
父亲选中了洛马贡迪(Lomagundi)。那儿有人种植玉米。洛马贡迪位于南罗得西亚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赞比西悬崖,人烟稀少,非常荒芜。其中,班基特(Banket)占了很大的面积,不但适于玉米生长,而且地如其名,还富含石英脉矿体——和南非兰德地区的含金砾岩层相似——因此地下也有金矿。应该是这个时候,我的父母亲才发现帝国博览会的劝诱跟现实有些脱节。战争时期有人靠种植玉米发了家,可如今的情况却不大一样。不过父亲就想种玉米,更何况这里“尚待开拓”。他们两人一定没想到,这片土地是属于黑人的。因为大英帝国在造福全世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也在把文明带给野蛮人。在我们吃惊于过去的思想误区之前,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先想想子孙后代会如何看待我们当下的思想。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对自身看法方面,我的父母会与美国东海岸的英国移民相似——他们都认为,自己将要开拓的这块土地是完全闲置着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三十四年前白人踏足南罗得西亚的时候,已经有25万名黑人居住在这个与西班牙面积相当的土地上;1924年我的父母到达南罗得西亚的时候,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为50万。父亲外出了一段时间,回来时跟我们说他发现了一处农场,确切地说是一块可以开垦为农场的土地——那里完全是一幅未经开垦的景象,除了原生态的土地,什么都没有,连一座房子、一口井、一条道路都没有。听父亲说完,母亲准备跟他一起去瞧瞧。土地部门的人把他们送了过去。
一路到开普敦、贝拉,父亲几乎一直都病着。母亲却享受着旅程中的每一个时刻,玩纸牌或桥牌游戏、身着盛装出席舞会和音乐会,这大约就是她最后一次享受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爬上梳妆台,看到了指甲剪,于是就在一件晚礼服上开始剪洞。我的手不大,剪子也不大,所以在又厚又滑的料子上很难操作。尽管我的破坏力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想法。我因为愤怒而哭哭啼啼,但我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被母亲按在腿上。她颤抖着声音,小声地责备我,嘴里说着自己的举止是多么得体,说着自己的爱心,说着自己是为了善良而做善事。
索尔兹伯里的街道非常宽阔,以便四轮马车能够行驶自如。可为什么“横行其道”的却是鸵鸟,而非四轮马车?在两段同样具有异国风情的旅途中,为什么我会记得在俄国的旅途火车,却不记得贝拉至索尔兹伯里站的火车?为什么我偏偏记得这件事却并非那件?若说我暗自决定只记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我又怎么会记得那些鸵鸟呢?到底哪些是纯粹的喜悦呢?
在他们离开期间,我们这些孩子就和毕蒂·哈洛伦留在里尔福迪亚。就是在这儿,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顽童。毕蒂跟我和弟弟暂住在一间小屋里。便盆训练在当时仍被大众认为是塑造良好性格的要素,我跟弟弟都会花很多时间蹲在便盆上。试想,跟这样的两个小孩共享一个空间、呼吸同一处空气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小屋里有两张矮床,是按着当时流行的式样打制的——硬泥地上插着短木棒,木棒上有岔口,岔口里又嵌着杆子,形成一个方形框架,装饰着牛皮带,上头放着床垫。还有一个很大的金属童床是哈利的,他可爱又乖巧,是个讨人喜爱的模范小孩。不用说,毕蒂很喜欢哈利,我也希望自己是喜欢他的。当时,我们身边还有两个里尔福迪亚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对我来说,已然是两个大姑娘。她们的手脚都裸露着,身材修长而健美,跟我以前见过的小孩都不一样。玩游戏的时候,她们会带上哈利,却不让我参与。我觉得她俩尖刻、狡猾、残忍。她们的口音让我不太容易理解她们说的话。我虽然害怕她们,却也渴望加入到游戏中。“马上,”她们会对我说,“马上。”可是这个词也许就意味着“永远不”,这种拒绝令我感到一阵刺痛。
在沃尔维斯湾,我第一次看到了死亡的景象。那是在海水退潮之后,沙滩上的泥坑里出现了几条濒死的小鱼。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奄奄一息。然后,我看到整个沙滩都是它们的尸体。“它们死了吗?”我想要确认自己的猜测,确认我的亲99lib.net眼所见。父母明白这一刻对我的重要性。父亲说:“是的,恐怕是这样的。”母亲说:“没关系的,别放在心上。”当时,美丽的日落铺展了整个天空,而我也明白了:事情就是这样,无法做任何改变了。
父亲把我们留在这儿,自己动身去寻找农场。我想,他应该是骑着马去的。那个时候,白人政府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向退役军人出售土地,土地银行也在为艰难度日的白人农场主提供长期贷款。父亲准备通过借贷开始耕作。当时,我的父母共有一千英镑,父亲因为腿部残疾,将领到一笔抚恤金,他还享有免费修护假肢,以及使用一条备用假肢的权利。许多年后的今天,假肢已然创造了奇迹——跳舞、攀爬、跳跃——能够做到正常的人腿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母亲跟船长成了好朋友,这让我联想到,他们就像同一条河的支流交汇到了一起。英国公立学校向来备受母亲的青睐,其幽默、逗趣的风格深受普鲁士名校的启发,而这些名校对待孩子的方式是残酷的。这位船长虽然不大可能出自某个普鲁士名校,但是名校的做法却逐渐成了他学习的榜样。我的母亲生性残酷吗?当然不。不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规矩,我们就可以去做。只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罢了。
和一般移民一样,我们再次借住在了陌生人的家里。这儿是一个小金矿,距离我们未来新家所在的那座小山有几英里远。金矿由一群称为“白头鸟”的人经营,归属于伦罗公司。当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归属于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不列颠南非公司,它帮助罗兹侵占了南罗得西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简称为“那家公司”,当然,人们提起它时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一次,我们借住的地方同样有许多圆形茅屋,主屋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房子。在发白的废矿堆那边,停靠着一台起重机似的矿山机器,更远处是一个矿井商店和相邻而建的许多茅屋。这里生长着木瓜树、番石榴树、车前草、金盏花、波斯菊、美人蕉、月光花、一品红——在当时,这些都是白人住处的典型植物。
那可真是一次远航,眼见着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船的确很慢。话说回来,我们怎么会搭乘德国船呢?或许,这是因为我父亲对德国兵产生了一种友情,毕竟他们和英国兵、法国兵一样,曾被自己的政府出卖过。
我们的房子建在山丘顶上,最终完工的时候,屋前及两侧只清理了不到30码距离的灌木,不过在车库和储藏屋后方大约砍了100码的树木。虽然我们家不太喜欢那些野生的、会钻出小鸟和各种动物的灌木丛,但是它们在默许下仍生长了二十年,因此直到我的父母在“二战”期间离开时,在距离空地几码远的地方仍会出现一头小羚羊、一只野猫或一头豪猪。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将房子连通到前方的田地上,一条陡峭的山路穿过繁茂的树林和灌木直达水井。在房子前面的山丘下,长着一棵高大的马纹加树,它苍白的树干上留有闪电击中的痕迹。古树上都是蜜蜂和滴下的蜂蜜。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我们的居住给农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是我们带来的影响竟是那么的微小。山丘下的一侧是偌大的田地,占地面积达数百英亩,其他地方也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田地。牛栏、烟仓,还有山丘上的房子。农场工人们住的村庄坐落在海拔更低的山丘上,跟我们的房子一样,都隐藏在灌木中。
各种形式的拜访和短途出行层出不穷,孩子们就像包裹似的被大人们带在身边。帮忙照看孩子的是斯蒂尔小姐,在那半年中,正是她给我留下了最为锋利的记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堆满了巨大的家具、让人无法自由走动——有两张大床,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童床。墙上的煤气灯很危险,即使不会像蜡烛那样被掀翻,但也得时刻小心。它发出的光呈现出线状,使得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蒙上了一层灰褐色。雨水落在窗户上,混杂着脏东西流下来。天气很冷,在童床潮乎乎的羊绒包裹里,弟弟一下下地抽着鼻子。斯蒂尔小姐下令,不准我们看她换衣服。她长得可真高,简直要撞到天花板了。她的头发又黑又密,齐肩的长度,披散在身体前后。她穿着亮粉色胸衣,从发丝间隐约可以看到凸现的白色肉体,下面是她的大腿。我瞥见弟弟先是睁大明亮又好奇的眼睛,接着紧闭双眼假装睡着,一会儿他的眼睛又闪起光芒来。斯蒂尔小姐抓住白色背心,举过浓密的头发将它脱下来。她的腋下是丝柔般的黑色毛发。好奇心和厌恶感让我很不舒服。斯蒂尔小姐身上散发着一种污泥和未经清洗过的味道,闻起来酸酸的,还有金属的腥味。弟弟周围则是一种湿羊毛的味道。当我把脏兮兮的毯子拿起来的时候,我身上干爽温暖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涌了上来。我闻到了英格兰的味道,潮湿、肮脏、黑暗且粗野的英格兰味道,以及英国人的味道。我想念波斯,想念清洁干燥的阳光。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因为小孩子往往都沉浸在周遭的环境里,专注于做诚实的人、正确的事,他们可还没有学过什么怀旧情绪。我想,当时的我一定是怀有这样一份情绪的。又或许,我只不过是思念那只失去的猫吧。很久以后,当我站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土地上,望见峰峦积雪的环山,闻到晴天里干净的空气,那一瞬间,科曼莎匆匆地重现在了我的眼前:是啊,这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模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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