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与佛典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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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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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列子》可能是张湛伪造的,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发前人所未发;但可惜并没能举出具体的证据,只是一个揣测而已。梁启超、顾实,霍世休也有同样的揣测。(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霍氏说,他曾著《〈列子·汤问篇〉质疑》一文,不知写成了没有)。陈三立以为季汉魏晋之士,看了佛典以后,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窜而成《列子》。马叙伦举了二十事证明《列子》是伪书,连刘向的《叙录》也是伪造的。他的结论是:
“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列子》《天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引叶氏语)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宋元明本作数)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皆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得赏若干金谁为最
《生经》五卷或四卷 卷55,页7中。
关于《列子》注者张湛的身世,我们知道的极少。唐殷敬顺《列子释文》也只说:
我们现在再看,在中文《大藏经》里除了竺法护的译文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别的与《生经》机关木人的故事相类似的故事。倘若有的话,《列子》也许并不是抄袭竺法护。但据我浅见所及,在竺法护以前并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译文。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列子》里这个故事不但是从佛典里抄来的,而且来源就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
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陈文波在他的论文《伪造列子者之一证》里举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证据,他先说《列子》“颇似魏晋时之出产品”,又说“晋人或有见于《庄子》之寓言,于是杂凑群书,以成《列子》”。以上这些说法都太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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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追究,这个故事的老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印度呢?还是中国?在中文译本里,整个故事叫做《国王五人经》,这个机关木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国王五人经》讲的是五个王子的故事:第一个智慧(Prajn~a-vanta),第二个工巧(S′ilpavanta),第三个端正(Ru-pavanta),第四个精进(Viryavanta),第五个福德(Pun·yavanta)。每个王子各有所长,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每个王子都找到机会显他的本领,结果还是福德王子占了第一。这五个王子显本领就用五个故事来叙述,我们上面抄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是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这五个小故事合起来成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国王五人经》。这个大故事在印度很流行。除了《国王五人经》以外,保存在中文《大藏经》里的还有《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Buddhabha-s·itapun·yabala-vadana,《大正大藏经》第173号,南条文雄《目录》第953号)。在用混合方言写成的Maha-vastu里也有这个故事(ed.Senart第三本页33~41)。不但在印度,在中亚也可以找到这故事,譬如在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残卷里就可以找到(SiegundSiegling,TocharischeSprachreste,I.Band,BerlinundLeipzig1921,pp.1~14)。有一点我在这里先要声明:整个大故事的内容和结构虽然差不多都一样,但每个王子的故事有时候却多少有点差别。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除了在《生经》《国王五人经》里找到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故事。但这个小故事既然嵌在那个大故事里面,所以我相信,它的老家也一定就是印度关于机关木人的传说(请参阅C.H.Tawney和N.M.Penzer,TheOceanof.Storyvol.III,p.56ff.)。
张湛在《列子序》里说:
王应麟说: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第三: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黄震、沈濂(《怀小编》卷三,“西方之人”)、王世贞、顾颉刚都怀疑“西方之人”不是指的佛。
也与张湛序相合。以上两件事都证明他的序与史实相符。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他说到的几件事都可靠,就认为序里所有的话全可信。关于钞录《列子》一段,我觉得就绝不可信。张湛的序要我们相信,《列子》这部书是他祖父在永嘉之乱逃难时抄录下来的,原本当然更早。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了一段凑成一部《列子》。而且据张湛的暗示,这书藏在http://www.99lib.net王家不知已经藏了多少年,这更是绝不可能的。我以为,这都是张湛在捣鬼。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最合理的推测就是,《列子》本文完全是张湛伪造的。为了灭迹起见。他写了这篇序,以史实为根据,加入一段童话般的故事,目的在惑乱读者。
唐静泰《众经目录》卷第一:
隋彦悰《众经目录》卷第一: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困学纪闻》卷十)
明宋濂举出许多《列子》与佛典相合的例子。清何治运以为《周穆王篇》的西极化人和《仲尼篇》的西方圣人就是指的佛,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二,撮录《列子》,和杨文会《冲虚经发隐》,也有同样的意见。章炳麟和陈三立都指出《列子》与佛典的关系。马叙伦说得尤其详尽。他先指出西方之入就是佛,最后又说: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生经》五卷或四卷 卷55,页154上。
“《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张湛,字处度,东晋光禄勋,注此《真经》。”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99lib.net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尚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
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譬如《列子》里说:“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生经》里就说:“便角眼,色视夫人。”但这两个故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去解释呢?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就看,究竟哪一个是抄袭者。
《生经》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纸 卷55,页186下。
我们上面谈到,学者们对于《列子》成书年代的意见既然都未免有点空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把这部书著成的年代更精密地确定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办法,而且办法也许还不止一个。我现在只根据中译的佛典来试一试。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注:
机关为木人过逾于生者
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圣者,最多只能证明《列子》出于佛法入中国之后;《汤问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证明《列子》出于火浣布输入以后,都不能证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后的书。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伪书的专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们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说《列子》作于佛法初兴之世,后来又说:
《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页58。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页15—16。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页54—56。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俞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八卷,附《释文》二卷,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育》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9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页1053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1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页619。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页51〕,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只有很少数的人读到《列子》而没有怀疑,像梁刘勰,宋洪迈,元刘埙,明王世贞,清褚人获(刘勰,见《文心雕龙》卷四,《诸子》。洪迈,见《容斋续笔》卷十二,《列子书事》。刘埙,见《隐居通议》卷十九,《列子精语》。王世贞,见《读列子》。褚人获,见《坚瓠续集》卷四)等。另外还有两家,虽然也承认《列子》不是出于列御寇之手,但大体上却是替《列子》辩护的:一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八子部道家类;一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列子冤词》)。可惜这些替《列子》辩护的学者们的意见都太空虚,不能让人心服。九*九*藏*书*网
《列子·汤问篇》第五有这样一段:
从上面的著录来看,译者毫无问题。至于译出的时间据道宣《大唐内典录》是太康六年,相当于公元285年。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记载。
归纳起上面所说的来看,我们可以立一个假设:《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这并不是一个新意见,参阅本书第220页注④。但真正找到确凿的证据恐怕还是第一次),刘向的《叙录》僧徒也有伪造刘向文的(参阅俞正燮《癸巳类稿》,《僧徒伪造刘向文考》),《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于张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我希望将来能够找到更多的材料证成这一个假设(《民彝》杂志第一卷第3期有一篇文章《读〈列子·汤问篇〉》,我还没能看到)。
《生经》五卷 卷55,页128上。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对《列子》成书的时代可以作一个比较确切的推测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陈文波曾指出《列子》抄《灵枢经》。《灵枢经》据说是抄自皇甫谧所集的《内经仓公篇》。陈文波就认为《灵枢经》之出世当在皇甫谧时。据《晋书》五十一《皇甫谧传》,皇甫谧死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所以,就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材料来说,《列子》抄得最晚的一部书就是《生经》。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第二:
替《列子》辩护既然难成立,我们回头再看怀疑《列子》的学者的意见。统观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举出了很坚实可靠的证据,但他们却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列子》是一部伪书。至于这部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部书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谁?虽然他们有的也多少说到过,但我总觉得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象之辞。钱大昕说:“恐即晋人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姚鼐以为《列子》里面有汉魏以后人的附益,也许张湛就有所矫入。何治运举出了许多藏书网证据,说《列子》出于《尔雅》《易纬》,在佛法入中国和两汉“圣学昌明”之后,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不知何据。俞正燮说:
在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Ja-taka nida-na)卷第三《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里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
这一点弄清楚,我们再来看竺法护的译本。在所有古代的经录里面,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著录。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二:
这些意见有的很中肯,但类似上面举出的这些记载散见佛典,我们虽然可以说,《列子》剽掠了佛典,我们却不能确切地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上面这些证据推测出《列子》成书的年代。反过来说,倘若我们能够在《列子》里找出与佛典相当的一段,而且能够指出抄袭的来源,我们也就能够推测《列子》成书的时代。这种例子,在《列子》里并不是没有,下面我就举出一个来。
羡林
“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此文初稿曾送汤用彤先生审阅,汤先生供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同时又因为发现了点新材料,所以就从头改作了一遍。在搜寻参考书方面,有几个地方极得王利器先生之助,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晋书》又没有传,生卒年月不详。我们唯一可根据的就是他的《列子序》。我现在抄一段:
这序里面提到的人名,在正史里面大半都可以找得到。傅颖根就是傅敷,《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附有他的传,说他:
与张湛序相合。又据《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生经》五卷太康六年正月十九日译,或四卷见《聂道真录》 卷55,页233上。
“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
歌舞现伎乐令尊者欢喜
叶石林说:
观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
附记
他最后说:
“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
朱熹说:
“《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
章炳麟已经怀疑到,并不是《列子》与佛经相参,而是《列子》抄佛经。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张湛在这序里不打自招地说出了《列子》一部分取材的来源。关于《列子》与佛典的关系,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过。高似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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