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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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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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到宗教干预政治在拥立问题上起了作用,谈到士族等级的问题,谈到李唐的民族问题,谈到唐朝西域边疆之患。这些问题表面上都与宗教信仰无关,实际上却有某种联系。这与我们上面谈到的初唐统治者考虑的六个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对儒、道、佛三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考虑的影响。我们下面谈这个问题时,就与这些考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此外,和尚、道士,儒生更不必说,很多人热心干预政治,在拥立问题上进行赌博。佛徒和道士助隋反周,女尼智仙有了大功。所以在隋代,佛教地位最高,道教也保有地位,儒家地位最低。到了隋末唐初,佛徒景晖和道士王远知都密助李渊。这当然会影响李渊对他们的态度。后来法琳拥建成,道士王远知拥太宗,法琳几乎被太宗杀掉,厚着脸皮说谎,说什么太宗是现世菩萨,才勉强蒙混过去。太宗晚年,道士拥立高宗。再晚一点,和尚拥立武则天。以后的事我们在这里不谈了。总之,初唐几个皇帝都曾为继承宝座而奋斗过。佛、道两家都曾从中插手,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上谓长孙无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人,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
一、唐代前期很多皇帝对三教的态度是不同的,但都曾召集三教的代表到御前去讲论,终唐之世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刘宾《客嘉话录》说: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圣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中外统治者几乎都想利用宗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宗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都介入政治。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就是为此而发的。但是,各国各时代的统治者利用宗教,又有其不同的策略与措施。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正月,条流佛道二教制。
儒家一方面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另一方面又讲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道德,最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使大家各安其分,不敢妄生非分之想,因而也就最利于封建统治。所以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唐初,周公的地位还在孔子之上。但是不久周公就下了台,孔子一人独占儒席,而且官封到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吓人的高度。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清虚观道士藏书网李仲卿、刘进喜造论毁佛。“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高祖下诏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建成上疏为佛教声辩。五月(此据引《旧唐书》,《新唐书》作“四月”),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表面上佛、道两打击,实则暗助道教。六月,高祖退位,不果行。
可见唐太宗是因为妄想长生不老,服了胡僧的药,被毒死的。
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封孔子为隆道公。”
三、不管三教的地位如何变迁不定,在武则天以前,儒家一般都占首要地位,儒家那一套伦理思想自董仲舒以来,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服务得很好,所以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特别垂青。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三十日,追赠孔子为太师。”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于殿内讲论经义,商略政事。诏道士孙思邈入见。将授以爵位,固辞。召沙门玄琬为皇太子诸王授“菩萨戒”。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祖幸国学,下诏: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二十四日,封孔子为文宣王。
二、从武德初年到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18—684年),六十多年中,儒家和道家比较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原因我们已经谈到过。到了武则天,来了一个大转折。佛教在三教中上升为首位。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僧法明等十人伪造《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当代唐做天子。武则天以一个异姓女子而想夺取唐室宝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来制造舆论,佛教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她也把《华严经》当作《大云经》一类符命祥瑞来表彰。她所作的《〈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华严宗也因之大兴。华严宗重神异灵验,讲什么“圆融无碍”,也就是消除一切矛盾,这对于她的统治都是有利的。禅宗南宗的代兴,与庶族地主力量的上升也有关联。武则天大力提倡以文学选拔寒士,推翻旧贵族地主集团的势力。所有的这一些措施,与提倡佛教一致,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四月,下敕追僧道各七人,入内论议。
九-九-藏-书-网授二年(公元691年),“四月二日,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兴学敕:“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书请去释教。”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
李渊登极以后,对三教都想利用,实则是想以儒家思想来约束佛、道。《唐世说》说:“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法琳著《破邪论》驳傅奕,虞世南为之序。
另外还有对外关系方面的考虑。最初只不过是保持边疆的稳定,后来又有了扩大版图的企图。中国自古代起,北方就不断有汉族以外的民族的侵扰。在汉代是匈奴,此后鲜卑曾兴盛过一阵。到了唐初,就换成了突厥。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争夺天下,先向东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绝后顾之忧。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连年入侵,深入唐境,掳掠烧杀,连长安也遭到严重威胁。唐王朝被迫讲和,甚至想迁都避突厥之锋。由于太宗反对,才没有实现。以后,太宗又多次与东突厥打交道。公元629年,太宗乘东突厥内部不和之机,命李靖等出兵,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从此唐朝声威播及西域。公元630年,四方君长奉太宗为天可汗。东突厥虽然平静下去,但西域并不平静。除了东突厥以外,还有西突厥和一些别的民族,比如铁勒诸部都对唐朝的统治有所威胁。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能不加以注意。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帝谓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
四、儒佛汇流的现象,在唐以前就有所表现。隋代天台宗的大师智(公元53l—597年)就曾宣传五戒对五常。华严宗五祖宗密(公元780—841年)也说什么:“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宗密《原人论》)他还宣传孝道是“儒释皆宗之。”(宗密《盂兰盆经疏序》)这些都表明佛教大师进一步修改自己的教义,以适应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后来的唯物主义者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宣传这一套。柳宗元《大明和尚碑》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说:“(儒佛)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辕轾异象,至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99lib•net,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
唐朝最高统治者李家出身北周贵族,利用隋末天下大乱的时机,在太原起兵,终于打败群雄,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登上了皇帝宝座。唐初的统治者(主要是太宗),总结经验,觉得必须对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在政治、经济方面让点步,才能保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专就唐朝的统治者而言,名义上虽然是北周贵族,但并不被看做是名门士族。从三国魏文帝起立九品中正之法,形成了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此制直至隋唐,沿行不辍。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打击传统的门阀士族,以便于长期统治。他命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把全国世家士族定为自上上至下下共九等。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书成,列崔民干为上上。太宗大怒,斥责了高士廉等人,硬是命令他们重修,才改定以皇族为上上,外戚为上中,崔民干列为上下,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令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春,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谓与慧净、法琳辩论儒佛优劣。命僧、道停致敬父母。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诏问僧曰:“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高祖幸国学,令三教讲经。
这清楚地说明,不管他们感情上对三教怎样,他们对三教都想利用。在某一个侧面,三教对他们的统治都有用处。
此外,李唐统治者的血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李唐统治者从父系来讲,实际上是李初古拔的后裔,并不是汉族。从母系来讲,什么独孤氏,什么窦氏,什么长孙氏,都不是汉族。所以李唐的血统,在当时看来并不高贵。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应当是非常清楚的。
五、唐太宗最初对佛教并没有多大兴趣。贞观二十年(646年)手诏斥萧瑀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他不但不信佛,连神仙也不信。《贞观政要》记载的贞观二年太宗说的“神仙本是虚妄”那句话,可以为证。他之所以对玄奘友好,是欣赏玄奘九九藏书的才能,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并不是欣赏佛教。但是,到了晚年,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大有改变。晚年气力渐衰,往往容易想到身后事。太宗不但对佛宽容,连方士药石都相信起来。最终还是服食长生之药断送了性命。《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又见《太平御览》卷一零四)说:
至于佛教,它讲的那一套道理是舶来品,首先处在不利的地位。它又讲什么出家人不拜君父,直接违反中国上千年的封建道德。这个问题在印度,特别是在中国,一直争论不休,对佛教的发展不利。但是,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小乘到大乘,一直发展到禅宗,佛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麻醉性越来越大,它反复宣扬当前的痛苦算不了什么,佛国就在眼前,这对封建统治者是有利的。佛教还讲什么涅槃、佛性、成佛作祖、乐园净土,这对一些统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佛教有时候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欢心。道教的长生不老起到同样的作用。此外,唐代有不少人主张治世用儒教,乱世用佛教。《全唐文》卷七八八,十三上,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
在政治经济方面让点步,但在思想领域内则必须加强控制,才能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在这里,首先碰到的是宗教问题。唐承北朝之制,专设管理宗教的机构。另一方面,从隋代起,一直到唐高宗、武则天,在拥立问题上,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人主看宗教对自己有用的程度而决定取舍和抑扬。所谓有用,包括六个方面:一、哪一个宗教拥立了自己?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三、哪一个宗教能为自己的门楣增光?对调整品级结构,抑制名门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确定族望与官品相结合的等级结构有用?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六、如果是一个女皇,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最后这一个看来是个小问题,但可也是统治者关心的问题。根据这一些考虑,可能还有其他考虑,隋唐统治者就对儒、道、佛三家有压有提,有抑有扬,随时变化,随地变化,随人变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手诏数萧瑀罪:“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道家,传说是老子李耳所创。唐代统治者姓李,为了给自己门楣涂上色彩,就想在古代名人中找一个祖宗,找http://www.99lib.net来找去,找到李耳,便自称为李耳之后。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十五日,下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七月二十四日,修宜尼庙于兖州。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取消周公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太宗谓侍臣曰:“神仙本是虚妄,空有其名。”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令法师玄奘翻《老子》为梵文。诏:“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尼父庙堂,并为五师。”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判法琳罪。
上面这一段按年代顺序列成的图表似的叙述,很有用处。儒、道、佛三家盛衰升降之迹,昭然可见。从这里面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下列的情况:
1980年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帝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士廉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太宗斥之。皇太子集诸官臣及三教学者于弘文殿,开明佛法。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太子建成等奏上法琳《破邪论》,高祖异焉。
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诏:“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并为从祀。”
六、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很多是取决于经济利益。唐代几位皇帝的信佛和毁佛,都或多或少与经济利益有关。为了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就信任佛教,让老百姓出家为僧、尼。一旦僧、尼人数太多,光吃饭不劳动,于是就找一个借口灭佛。这种例子许多朝代都有,唐代更显得特别突出。
下面谈一谈自高祖一直到武则天四朝对待三教的态度。
(元和五年)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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