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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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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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是吗?我吃了安眠药,只睡了半小时。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他说:你和我爸爸相处的时间比我跟他长多了。比我妈跟他也长多了。我跟我妈,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
我说:谁比你写得多?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他说,这儿可以走出去!他拽了我一把,我们“哗啦”一下就出了树林。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长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听出了我的真话。
怎么就走进树枝封死的地带?!他说:没事,跟我来。我头上沾了蜘蛛网,他替我撕了去。那种熟识真不可言喻。我抱歉带路带得那么糟。他又笑,跟我走吧。
没有。但我经历了全过程。它可能比实际发生的更强烈。
那个握手持续了很久。
和贺叔叔的儿子是在医院门口分手的。他用我给他的纸巾狠狠擦汗,刚历一场险。他明白他和我不近情理的亲昵是因为他父亲。他甚至察觉我和他父亲的真实关系。我们握手,知道从此永别。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面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千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半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楂果,鲜红剔透,不知心里是否有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却没完。在医院大门口我忽然碰见一个人。一身草绿,脸膛黑红。是个中年军人。那种来自边疆缺人烟地区的懵懂目光,那种横冲直撞和开朗眉目。我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他是我童年见到的贺一骑。我心目中永不泯去的少壮的贺叔叔。
她大喊大叫地让我“吃呀”,我知道我得吃足我爸爸那份。得吃到我倒胃口。但这不顾死活的吃是对她那份未尽的情分的抚恤。我知道她最大安慰是听我不经意地谈我爸爸新夫人如九*九*藏*书*网何笨手笨脚地切生姜,切进去半片指甲。我对她讲,我爸爸和新夫人大吵一架,为了贺一骑办的黄山笔会。我妈妈听说我爸爸谢绝做第一贵宾去参加,而新夫人认为他不近情理,两人闷声闷气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一个赤足离家出走,另一个赤足去追。我妈妈几乎是幸福地听着。我只要想要她幸福,就夸大我爸爸和新夫人的龃龉。她甚至会焕发出小姑娘的容光,低低叹道: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他再给关起来,看谁把每月供给的五个鸡蛋腌起来,一个不舍得吃,一次次坐长途汽车牛车马车,把腌蛋给他送去,看谁能给他送四年腌蛋,连独轮车都坐过。
什么都是贺叔叔的:转身、甩手、步伐。眉宇间的纯洁。在瓜棚里偶然出现的,却是滞固在他这儿。那在瓜棚时期回到贺叔叔身上的质朴,在他身上是定形和永驻的。似乎本末倒置,他是贺叔叔的原版。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他呵呵地笑起来,还原了那个带我去上海的贺叔叔。他有点无法招架这个眼神复杂的女子。浅蓝的连衣裙是舶来品,紧贴胸腰,半点曲线都不瞒他。她是为冥冥中一场邂逅而穿扮的。她还算有看头吧?无论如何是他经验之外的女性。
似乎她还会有个开始:同我爸爸的恋爱、结婚、生女儿都还有待于开始。只要任何大祸降临到我爸爸头上。一旦社会或某种政治势力开始不公正,开始伤及我爸爸,她的浪漫史便又会有一次机会,她的青春韶华会再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她不是失去我爸爸了,只不过在等待一切再轮回来,一切都没开始而注定朝“开始”靠近。我这次真正看到我妈妈精神和肉体中永远存在的那个少女。那个初见我爸爸,在书中夹着“我要嫁给你”字条的少女。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的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大约三分钟。
泪如烈酒一样在我眼中作烧。完了就好,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以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己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睛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你认为还有必要再赤裸些吗?再除去些忸怩吗?
我问为什么。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让我们来看看,已到了哪里。已经离了婚,已有了媒人。我母亲一向不难看,偶尔的,只要她愿意,还可以是好看的,她要九*九*藏*书*网我每星期至少回去吃三顿晚饭,另外三顿可以在我父亲那儿吃。她总是边烧菜边问我爸爸的事:胃没有出血吧?是照医生说的一日五餐吧?听没听她话向贺一骑罢工?她很少问爸爸新夫人的长短。但她在暗中同她竞赛:把爸爸最爱吃的几个菜,反复雕琢,越烧越妙。然后大着嗓门叫我“吃啊吃啊”。我知道她如此粗起嗓门粗起举动是另一种哭法。她眼底下心底下都是泪,却不再落了。她有时也明白一会儿,说:要是我不在贺一骑和他中间插一杠子,恐怕也不至于让他最后下决心离开我的。
她说:等着瞧,看他再倒霉挨整谁也不理的时候,谁会真心等他。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唯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他和我相识相知,什么过程都不需要。不需要介绍和手续。年轻时代,原版的贺叔叔明白这女子肯定有什么心病,有讲不出口的感情。她对他父亲的感情他在猜测,在猜透之前他已深深感动了。她几次在讲到他父亲时都是噙泪的。那份深厚和复杂使他感到一个很长很乱的故事。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以……伪造我的……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亮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知道。是你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训练。
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他意识到他父亲最孤独的年月中原是有一份短暂的陪伴和慰藉。他顿时意识到那故事更长更乱了。他带些感动和不可思议,再一次,他把我认识一回。他已不想知道故事了。他已知道它了;这女子头一眼看他时眼里就是那由来已久的亲近。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是的,我爱的是神话中的贺叔叔。
需要从他头的侧畔去看树梢空隙中那一孔蓝天。随着他猛兽般的动率那孔蓝天忽大忽小。需要解除这股紧迫感。我头晕眼花,看着急促寻路的少壮的贺叔叔。
他给吓着了,一脸不合适。我笑着说:你父亲就跟我父亲一样,走吧!我手里已有了证据:那本书。汉砖一样。我一直背在包里,为一个仪式的完成似的在读它。书上有他父亲和我父亲并排的名字,A角与B角。我手指点着两个名字说:喏,他是你父亲,他是我父亲。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他说:你去过那里?
我侧转头来,看着贺叔叔最动人的年代。同瓜棚里那个成熟、黧黑的贺叔叔一模一样,体嗅也那样微带油99lib•net腻。他的左侧脸颊上有粉刺留下的浅坑,脖子上也有一些。我的手似乎已出动,去触摸年轻的贺叔叔的这一侧脸颊。它的毛糙使贺叔叔回到雕琢和凝练之前。疤痕总是先于光整的肌肤感知任何触摸。它们先变了点色,难以察觉地蠕动着。他不得不向我转过脸,阻止我的目光再触摸下去。他母亲的眼睛和眉毛,他父亲的鼻梁和嘴唇。但贺叔叔的少壮形态完整地附在他身上。你甚至看不见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远处还有一两声冷枪,在击毙逃跑的俘虏或某个哨兵警觉得抽了风。仗打到一半的那个晚上,他的父母如何把相互的神形输注一处,蕴成了他的最初。看不见他强悍的母系来源在他身上怎样就让怯了,只剩了那榆叶儿形状的眼睛和略焦黄的眉毛。所有对他神态动作支配的,是他父亲。他用他父亲的眼神看看我,但假装看的并不是我,是我这一侧的风景。然后他以他父亲的笑容宽阔地笑了,说:我们往回走吧,快三点了。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了,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我说:我带你去走走吧。
我微笑着,可能吧。
他低一个声调说:他从来也不需要我们了解他。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我说,你挺像你爸爸的。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请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我说去过的。因为偶然和顺路。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
我打着饱嗝,替我爸爸吃的那份哽到了胸口,令我昏头涨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里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还好。看着你这样永不吃惊的面孔,镇定了我。耶稣基督那双毫无惊讶的眼睛,什么被做过的事和将要做的,什么不堪入耳和不堪入目的,都不使他九九藏书吃惊,都允许存在。你,也这样;勾引也罢性虐待也罢,不过就这么几桩事情了,都跳不出你的意料。你,我不时感到稍欠实体感。你不是完全具体的,犹如一切圣像。
也许是的。不过我不可能爱他。很难说,谁给我们一次机会呢?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他说现在才一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上哪去消磨呢?下馆子也不能下一个半钟头哇。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的“孟姜女”演了那些年,现在也未必停止了。
他被这个三十岁大几的女子叫住,回过身。宽肩,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度,却比他父亲挺拔。他当然不知我是谁,正如许多人不知我爸爸是谁。他紧张地微笑,听这女子问: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吧?他不知这女人脸上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那深知内情的笑容是哪里来的。瞬间就有半个世纪的熟识。正如他父亲当年那样走近我父亲。我向他伸出手,说自己是谁谁谁。他装着知道,笑得越来越放心了。他伸出贺叔叔的手掌——年轻未残的,宽厚温热的,把我整个地握在里面。我告诉他现在护士们撵人如撵狗,还是等三点钟午觉时限过了再去吧。我说贺参谋长,我常听你父亲提起你。从你十八岁当兵,成养猪模范,到你进步兵学校,娶妻生子。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跟他已圆满结束了。走出那走廊,这个始终暗暗在为我的童年和青春做伴的男性就真的过了时令。因为他那暗中陪伴,我从没真正陪伴过宋峻。
我把他这话想了一会,说:在他住的那个瓜棚里,床头上摆着你和你妈的相片。其实我对此的记忆很不可靠。是有个蒙尘的镜框,里面是些影绰的人像。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椅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三后,就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糖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楂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景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他“噢”了一声,险些惊飞一马路悠哉的人。又抓起我的手握一回。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驳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拈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藏书网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需要某种实现。
只因为他是贺一骑的一个延伸,一个不同的延伸。让我看到贺一骑极有可能是个平实的质朴的人。一个更合情理更贴切的贺一骑。是他的原本。他很可能有另一种发展和成长,就是他的儿子,本分、善良,有人的弱点,不具备那些被人或被自己制造的神话成分。
树林越走越迷乱。他以为他有军人识途的本能。他说对不起得往那个方向走走看。我毫无意见。地上有一只短丝袜,草丛里有块曾经被当成褥垫的报纸。这个女子体内突然出现一阵从未有过的紧迫。她给他看见这紧迫。他额上沁起一层汗。四十出头的男性形骸中的贺叔叔紧迫地对我笑一下。他红色篮球背心上的“6”字贴上来。我一下懂得那紧迫是我成熟的最后一个信号。
对我母亲?我不记得我彻底敞开过,精神,肉体,都没有彻底裸露过,从十一岁的暑假之后。我记得我向你讲过,她的连夜审问。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吗?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旅行?旅行恐怕也不帮什么忙。再说旅行既需要钱又需要时间。我两样都没有。
只看见他的气色、气质,那只手。火车那夜抚摸过十一岁女孩的手。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颗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颗。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十分钟后我和他在那个环城林带中。他已脱了军衣,白衬衫透出红色篮球背心。他不知道我和他父亲在一个夜晚踏过这里的草,触碰过这里的枝叶,撕裂过枝叶间的蜘蛛网。我同他父亲,臂膀贴臂膀走过这儿所有窃窃私语的树影深处的情侣。所有潜在暗地的情侣曾也视我们如情侣。像今天一样,所有枝叶最茂密的地方,都不空虚。
我说:白骨精也不对,知道爸爸是有家有老婆的,天天往讲习班跑,妈你反正解放了,剩下的让白骨精去操心,收拾残局。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需要那同样的一扑——贺一骑在四十多年前那个枪声冷落的夜晚朝着他母亲的一扑。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他太阳穴上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上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李胖子是出版社社长。
没有考虑出头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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