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畸形与映像,凝成一个世界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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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畸形与映像,凝成一个世界的荒谬
以畸形与映像,凝成一个世界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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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说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次类型,以不涉及犯罪,但涉及谜团的故事为核心,由于这样的事件通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被称为“日常之谜”。《一贴灵》其实就是一个日常之谜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日常之谜”,其重要性却远远超过三人死亡。小说中轻描淡写的交代了三个人之死,原来他们“全是资本家,全是工人赤卫队开批斗会的时候斗死的,革命行动啊!”思婷透过次类型重要性的倒置,精准地创造出最令人感到荒谬的情境。这或许并非他的独创,而内中的谜团,可能对一些老道的读者来说,也过于简单了,然而,他对于荒谬时代如此俐落精准的刻划,却使得他的创作,得以不随时代风化,今日读来,依旧令人感受到蕴含在其中的迷人风采。
然而,推理小说作为一个从叙述结构上,就蕴含了“维护当权者”此一概念于其间的文学类别,当这个“当权者”对读者来说,是不值得维护的时刻,思婷要如何既让侦探破案,又不让社会架构下的既得利益者受益呢?
身为走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他对于中国在经历此一事件后的观察,认为“大陆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穷’,而在于‘法’。”此一看法无疑是直觉而犀利的,当代史家也颇为支持这样的说法。
“推理小说原来也可以如此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思婷在《死刑今夜执行》的得奖感言《弄斧号子》中写道。
路那
面对这样的困境,思婷采取了一个极为机敏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道德与律法之间的差异,让角色通过这道缝隙,使得台面上案件虽然得以被侦破,而无产阶级体制却在台面下成了吃黄莲的哑巴,满足了台湾叛国读者对破案与转型正九*九*藏*书*网义的畸形渴望。而其特异的背景设定,虽非刻意为之,却依旧满足了时人对竹幕之内的好奇窥视,同时隐约地展现了一般来说,属于间谍小说之揭露世界内面的趣味。更触及了许多小说的共同主题,即个人何时会对体制感到疑惑,以及个人决定要与体制对抗时,所展现出来的壮烈与荒凉。
然而,万一小说中被回复的“秩序”,与台湾分裂分子心中的理想秩序,恰好是背反的呢?当罪案发生在共产主义下的红色中国,这个将被小说修复的秩序,显然不会是卖国贼与台独分子熟悉的正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体制;被确保的利益,也不会是分裂叛国者的利益,而是无产阶级政府的利益。这样的书写,对于外于文本的读者来说,显然并非是一个“再承诺的世界”,反而较趋近于破坏那个该被修复的秩序。
几次的鱼雁往返之后,吕仁得知,思婷将因事返台,遂在同年十月,思婷、吕仁夫妇与我约在广生食品行。
乍听“思婷”这个笔名,不知情的人往往以为是个女子,而当知道了思婷的本名是非常男性化的陈文贵时,又往往认为:这个笔名背后,可能藏有一段浪漫故事。谁是那位被心心念念的“婷”?
思婷大哥有问必答,也让我们解开了许多累积已久的疑惑,例如“思婷”这个笔名的由来。
然而,思婷小说中所蕴含的荒谬,其实并不止于这些对于“文化大革命”与其后社会的相关描写。他更精彩的成就,是让这一批小说,同时也违反了推理小说读者所惯常期待的故事架构,同时让这样的违反本身与小说主旨相应合,将之与小说叙述的荒谬情境相应合,从而取消了读者对预期失败的愤懑。
于是,读者不再在乎“案件”本身是否仅是一个意外、一个巧合或是一个假命题。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藉由这一个案件所显透出来的荒谬,读者得以拨开口号,一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真相。待被挖掘的真相,不再是案件如何发生,而是社会如何允许这样的案件发生,个人又如何在其中找到缝隙,反抗或者逃离这种荒谬。《好好照相》与《最后一课》即是最典型的例子。99lib.net
而在《最后一课》的得奖感言《邯郸断想》中,思婷则透过一连串的设问,展现了对推理小说认识论的思考。
认识思婷大哥,要多亏吕仁在2009年7月,于部落格“吕仁茶社话推理”中所张贴的《“最后一课”读后心得》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到了一位署名“思婷”的网友留言。

在道德与律法的缝隙之中,我们寻求正义

新中国过往记:文化大革命群像

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开始。随着这一波野火燎原,一九六九年时,二十一岁的思婷跟着“知青下乡”的口号,被派到了福建偏远的山区。事隔多年,如今去观看那个狂暴而诡谲的年代,荒谬似乎是它最显眼的注脚。这些荒谬深刻地烙印在“老三届”青年敏锐的感受性上,成了他们创作时无法忘怀的原乡。
一九七八年,思婷来到了香港之后,当时日本风行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成了对他的另一波震撼。
他明白,为了说他自己的故事,他仿佛是在谈论别人一般的谈论自己。为了在那儿找到他,他必须让自己消失。

“一贴灵”:网路时代的巧遇

一旦意识到后者的力量,我认为思婷在创作时,也逐步地给予角色更大的空间去做抉择。
虽然思婷写作推理小说的动力,有一部份是来自于征文奖九-九-藏-书-网,但是仔细观察其作品,由主题之统一与主旨之明确,显见其写作并非以得奖为目标。其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奖项,倒不如说是为了治癒自我在大历史背景下,被割裂的心灵伤口。
然而,期待这笔名背后有一段非恻故事的读者,可能得失望了,它纯粹是当年《推理杂志》排版上的失误。思婷在试图更正却不得回应后,也只好“既误之,则安之”的继续使用这个笔名写推理小说。然而由于这笔名过于特殊,是以虽则没有浪漫的故事,却因此多少衍生了一些因误会而起的轶事。
老实说,这顿饭是吃的什么,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忘不掉的是当时我们像粉丝俱乐部一样,不停地拿问题轰炸思婷大哥的场景。举凡这些年他为什么没再写推理小说?忙什么去了?有和台湾的推理友人联系吗?笔名是怎么取的?还有什么著作?为什么会写这些小说?还会再写吗?有其他未发表的存稿吗?有没有想过参加……
大多数推理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如同朱立安·西蒙斯所指出的,这类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个再承诺的世界”,错误会被惩罚,秩序会被回复,侦查的过程是为了要惩罚扰乱社会秩序者。亦即,“回复秩序”是推理小说最重要的功能。
观察以外,思婷更进一步地,据此修改了《好好拍照》的故事风格,让它成为反映“法之匮乏”而非“物之匮乏”的镜子。这样的反映,构成了思婷小说的主题。
然而,随着林佛儿推理小说奖的停办,与时报百万推理小说奖决选名单所带来的惊诧,少了奖项作为创作动力,思婷最终还是搁下了食不饱、衣不暖的推理小说创作,回到他早享盛名的编剧领域,陆续编出了许多台湾读者也耳熟能详的戏剧作品。
——保罗·奥斯特
而或许我们该感谢那位递给思婷九-九-藏-书-网《福尔摩斯全集·上卷》的不知名人士,他在从火堆边偷出的这半部福尔摩斯小说,让青年思婷一头栽进了推理小说的世界里。
整整三个半小时,就在这些问答中度过了。
路那,台湾大学推理研究社顾问、台大全文所博士生。曾参与《谜诡》撰稿,另曾撰写有栖川有栖、二阶堂黎人、西泽保彦、久生十兰、宫部美幸、吕仁等作家之作品导读或解说。
最后我想稍稍地谈一下《一贴灵》。在这篇小说的开头,人民警察小赵被召唤到中药厂去处理一个案件。他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案件,正暗自提心吊胆的时候,从路边小贩的闲聊中,得知原来中药厂出了三件命案。小赵于是安下了心,想道“公安局中,功劳的大小是根据案件的大小来判断的,而案件的大小就是根据死人的多寡来决定的。”这下子他有机会立下大功,很是摩拳擦掌的期待着。然而到了中药厂,厂长却告诉他“死三、四个人有啥稀奇?还劳动你们局长派你来?俺是那种小题大作的人吗?”
阅读思婷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作品背景,大多设置在“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生暴动”之间的二十多年之间。这与他丰富多样的人生经历显然有关联:
从《好好拍照》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死刑今夜执行》中,李由为何决定帮助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再到《一贴灵》中,小赵得自己决定要走哪一条路的开放式结局……思婷小说所呈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社会背景下,个人如何因见识了荒谬而觉醒,从而必须抉择的一个过程。于是,探案的过程,不仅是挖掘案件的发生经过,同时也成了主人公对自我内心的探索与追问。也因此,荒谬不再仅是小说的调剂,它成了小说主要的趋动力。
刚开始阅读思婷小说的读者,首先会注意到的,必然是小说文字间所蕴含的荒谬。从《神探》中,真正破案的侦探岑永乐真心诚意地赞赏只会吹牛皮的老古为“神探”,到《好好拍照》中,原先拥有三台照相机与一个专业摄影师的公安局,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砸烂了照相机、打残了摄影师,最后只得求助于地方上的普通小店。又如《一贴灵》中,公安小赵被叫到中药厂去,却发现请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不是刚刚发生的三件命案,而是亟待破解的一贴灵秘方……字里行间蕴藏的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之外尚且如同大观百态。九-九-藏-书-网
当时,思婷与家人正好身处福建,遂不得不就此停留,参与了之后新中国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当我们在阅读推理小说时,所预期的进程,多是案件(谜团)出现、侦探隆重登场、侦探解决事件。换言之,事件本身必须是“值得被解决的”。然而在思婷的小说中,侦査到后来,原先一开始的事件却往往是“不值得被解决的”,例如意外,或者条件明确到犯人不做他想。照理说,读完这样的小说,会让读者有种被欺骗的愤怒。然而,思婷却藉由玩弄推理小说的守则,彻底制造了“荒谬”的情境,让小说叙事一口气飞越到另外一个领域。
陈文贵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厦门,家族后来移居东南亚经营贸易。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了,然而,国共内战却仍如火如荼。尽管烽火漫天,但贸易活动却不因此而稍有停歇。年幼的思婷随着家人,在两地之间往返,直到国共战争大势底定,国党虽退守台湾,却保有封锁中国沿岸港口的军事实力。

荒谬与其所创造的

——谈思婷《死刑今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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