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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个窄小的、但比较干净的地方。店里的清洁卫生也由我负责。这已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我面前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鬓角已经斑白,留一撮尖尖的胡子,有一张干枯的熏黑了的脸、一双乌黑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和一张古怪的嘴,这嘴小得像鲈鱼的嘴一般,厚厚的嘴唇嘬得紧紧的,仿佛要跟谁接吻似的,在他那双眼睛的深处还闪烁着某种嘲讽人的东西。
等姑娘走了之后,他便在我面前吹嘘起来:
“您在读什么书?”
几乎每天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个短腿的姑娘便会出现在临街的面包作坊门口,她是由不同体积的半圆球拼凑起来的,很像一个装满了西瓜的口袋。她两只光脚刚踏在地下室窗前的洼地上,便边打哈欠边叫道: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捷连科夫在计划开另外一个更大的面包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很好,因为我的工作太多了,累得我晕头转向。
“你这是干啥呢?”
信中写道:
她有时问我:
总之,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这对一个半大的孩子来说是常有的情况,总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我的脸像卡尔梅克人,颧骨突出,说话时,嗓门也不听使唤。
老板的妹妹则行动快捷、灵活,像一只空中的飞燕。我似乎觉得,她的轻盈的动作跟她浑圆、柔软的身体并不相称,在她的姿势和步态中有某种虚伪和做作的东西。她说话声音洪亮欢快,常常放声大笑。听到她这种响亮的笑声,我就想:她是要我忘记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我却不愿意忘掉这个,我很珍惜不平常的事物,我需要知道可能发生的和今天存在的不平常的事物。
而且呀——啊哟!
卢托宁虽然并不关心现实生活,但他很快也感觉到,面包铺有点儿不正常。店铺里打理买卖的是两位不懂业务只顾看书的姑娘:一位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位是他妹妹的女友。这位女友的脑袋很大,脸颊红润,有一双温柔可爱的眼睛。经常有大学生到面包铺里来,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待很长时间,时而大喊大叫,时而窃窃私语。老板很少在家,而我这个“助手”,倒好像是面包铺的经理。
还干了那种勾当……
“瞧见了吗?像一只小绵羊,满头卷发。我呀,小弟弟,我是个纯洁正派的人,不跟婆娘们同居,只跟姑娘们要好,这是我的第三个姑娘!她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有一回,面包师一边抚爱着那位短腿姑娘,一面用陶醉的声调对我说:
短腿姑娘一面包扎头巾一面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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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老板的亲戚?”卢托宁问我,“也许他想招你做妹夫吧?真可笑,而那些大学生们为何到这里来闲逛呢?是来看两位小姐的吗?嗯,有可能……不过,这两位小姐并不十分甜美……我想,这些大学生来这里吃面包要比看小姐们更来劲……”
我很简单地回答她,并想反问她:
他对我很亲切,甚至有几分尊敬。也许他以为我是老板的亲信,所以有点儿怕我。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干净利落地偷面包。
她埋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坟场我们大家都去送葬我们和乞丐们他们是爱她的都哭了你外祖父也哭了他把我们赶走一个人留在坟地里我们从灌木丛里看着他哭他也快要死了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好像有一股冰冷的风向我袭来。这天夜里,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内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向什么人讲一讲外祖母的事,讲一讲她是一个多么善良、聪明的人,她是所有人的母亲。这个沉重的愿望长期留在我的心灵中。然而却没有人要听我讲,于是这个愿望便永远没有实现而慢慢消失了。
面包师一边从柜子里掏面团,一边对我讲述他的情妇是多么令人舒服、痛快和百玩不厌。我却在想:
晚上,我写了一首关于疯子的诗,把疯子称为“王中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顾问”。这个疯子的形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里,使我无法正常生活。
他脑子里整天梦想和幻想的就是那些财宝和那个圆鼓鼓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经常在夜晚来,这时他就把她带到堆满面粉的前厅去,如果天气太冷,他就皱着鼻梁对我说:
“你梦见什么了吗?”
我经常听到他说“真可笑”这个词。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说这话时,自己并没有笑出来,只是略带笑意地眯着眼睛,皱皱鼻梁,张大鼻孔罢了。
“记不起了……”
在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替她烧茶炊,但尽量少去看她,因为见到她我有点儿不自然。她那孩子般的眼睛老是用不能容忍的目光望着我,在最初几次见面时,我就怀疑这双眼睛的深处含有笑意,我觉得这是一种嘲笑人的微笑。
捷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铺。记得我们当时十分周详地估算过,这个铺子的每一卢布至少可以赚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润。我的职务是当面包师的“助手”,作为“自己人”去监督面包师,防止他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您干吗要知道这个?”
我似乎觉得,在我身边的某个角落,一场灾难在等待着我。
“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
听着他这些扬扬自得的话,我在想:
“我透过大地看到,整个大地就像一张馅饼,里面藏满了财宝:一罐一罐的钱,到处都埋藏着箱子、铁罐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熟悉的地方——九-九-藏-书-网比如澡堂子,在澡堂子的一个角落里埋藏着一箱银餐具。我醒来之后,连夜就去挖掘,挖了一俄尺半深。我一看,原来是一些煤块和狗骨头!咳,找到的竟是这种东西!……突然,哗啦一声,我把玻璃窗碰碎了!一个婆娘疯狂地尖叫起来:‘救命呀,有贼!’我当然逃跑了,否则就要被毒打一顿。真可笑!”
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他再说些类似的话,我就用秤砣砸烂他的脑袋。后来我出去了,走到放面粉袋的前厅里。从关得不严实的门缝里我听见了卢托宁的声音:
“万尼亚!”
面包师则一面欣赏着,一面喊道:
他当然也偷东西,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把十个鸡蛋、三普特左右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放到别的地方去。
“我干吗要生他的气呢?他整天啃书本——就像疯子一样生活……”
我的外祖母死了。我是在她出葬七周后才在表兄的来信里知道的。他在这封简短的没有用标点符号的信里说,外祖母上教堂门口乞讨时,摔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便得了坏疽病去世了。晚些时候,我还听说,我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及他们的孩子们,虽然这些人都年轻、健康,却一直拖累着我外婆,靠她去乞讨来的施舍过日子,外婆病了后,他们也不想办法请医生看一看。
他的各种梦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一样乏味和荒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地讲述他自己的梦,而对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和事却不乐意说一说
“很好,你把书本扔了——就让老鼠去啃它们吧!”面包师说,“难道你就不做梦吗?也许你也做梦,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真可笑。要知道,把梦说出来是最平安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友善地说,又皱起鼻梁补充了一句,“一个挺好——好看的姑娘。”
我从烤炉里取出论斤卖的白面包,捡出十一二个大面包放在长托盘里,赶忙送到捷连科夫的店里去。回来又把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装进满盛两普特的篮子里,跑到神学院去,给大学生们供早点。在神学院,我站在食堂的大门口,把面包卖给大学生,有的赊欠,有的交现钱。我一面站着卖面包,一面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古谢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宿敌。在我的面包篮子底下有时也放上几本小册子,我得秘密地把它们交到某个大学生的手里;大学生有时也把一些小册子或纸条偷偷地塞进我的篮子里。
她头上围着一条花头巾,下面露出浅色卷发,卷发就像一个个小圆圈挂在她那红润九-九-藏-书-网的、绷得像球一样的脸颊上和低低的脑门上,擦得她那双半睡不醒的眼睛直发痒,她用小手懒洋洋地把头发从脸上拨开,那手指就像是婴儿的手指那样好玩地张开。真有趣——跟这样一个小女孩能说什么呢?我叫醒了面包师。他对她招呼说:“你来了?”
“睡了,怎么啦?”
“在新的作坊里你就要升为帮工头了,”面包师对我许诺说,“我去跟老板说,你的工资该提到每月十个卢布。”
他眼睛望着星星,问我:
我明白,我升为帮工头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不喜欢干活,而我却很乐意干活。疲劳对我有好处,它能消除我的心神不宁,抑制我强烈的性本能的冲动。不过,这样一来,书也读不成了。
有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一个富茶商强迫女儿出嫁。刚举行完婚礼,女儿就自杀了。有好几千的年轻人结伴而行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被警察驱散了。在我们面包作坊隔壁的一个小店里,人们都大声谈论着这个悲剧。小店后面的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愤怒的喊叫声和尖刻的话语也传到了我们这里,传到了地下室。
从天上俯视她们,
歌声里特别突出了这个深沉的低音的“啊哟!”我两手支在膝盖上,弯着身子朝窗口望去,透过钩花的窗帘,我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地下室,一盏小灯罩着蓝色灯罩,照亮了灰色的墙壁。在墙壁前面,面对窗口坐着一位姑娘,她在写信。瞧,她抬起头来,用红笔杆捋了一下垂到鬓角上的一绺头发,两只眼睛眯缝着,脸带笑容,然后慢慢地把信折起来,装进信封里,用舌头在信封边上舔了舔,封上,便把信扔在桌子上。她用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恶狠狠地点了点信,却又重新把信捡起来,皱着眉头把它拆开,读了读,又把它装进另一个信封里,粘好,并伏在桌上写上地址,然后拿着信像摇晃白旗一样在空中晃了几下,旋转身子,拍着双手,朝放床铺的屋角里走去,随后又从那里出来,脱掉短衫,露出圆圆的像肉蛋似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又隐没在屋角里。当你看到她独自一个人在活动时,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疯子。我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想:多么奇怪,这个姑娘竟独自一人在小屋里生活。
“睡觉了?”
“你出去一会儿吧!喂,你最好到老板妹妹那儿去,干吗要错过机会呢?要知道,大学生们……”
“你的力气能抵得上三个人,但论灵巧,你却没有!你虽然个子高,却仍旧是笨牛一头……”
是那么笑容可掬……
“彼什科夫,去把甜面包取出来,烤好了!”
“你出去半小时吧!”
一位当过我老师的数学系大学生批评我说:
头上闪现出光轮,
我力气很大,但动作十分笨拙。面包师看见我能翻动并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袋,99lib.net便遗憾地对我说: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柜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的星星,表示惊讶地嘟哝道:
“你别看书了,睡觉去吧。”他关心地劝我说,但从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
“鬼知道你是怎么说的,那不是话,而是秤砣!……”
“我也该这样生活吗?”
“竟然教训我!初次见面就要训人!可我要比你大三倍呢。真可笑……”
“你很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是面包师了。真可笑。不过你太年轻,人家不会听你的话,不会尊重你……”
病人说话发出沉厚的男低音,他好像提出了什么要求。从白色病号服的袖口里可怕地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手指也很长。我觉得他全身都不自然地伸展着,无限地伸长,就是不移动地方,好像也能伸到我面前,掐住我的喉咙。从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陷进去的黑色眼窝里,一双黑眼睛威严而又专横地射出一道刺骨的目光。二十来个大学生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戴圆筒尖顶帽的疯子,有些在笑,大多数人则显得凝神、悲伤,他们的眼睛同这个疯子的火辣辣的眼睛相比,就显得太平常了。疯子是可怕的,他身上有某种威严的东西——真的有。
尽管我读了不少书,也喜欢读诗,而且开始自己写诗——用“自己的话”来写,但我觉得,这些话很粗俗,很尖刻,不过,我认为只有用这些话才能表达出我最深刻的思想混乱。有时为了抗拒某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和使我生气的事情,我便故意把话说得很粗野。
城里很安静,只是某个地方响起了清道夫扫地的声音和刚刚睡醒的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玻璃窗上现出了暖融融的初升的阳光。我很喜欢这种宁静的早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抚摸姑娘的腿,姑娘满不在乎地听从他的摸索,没有笑容,只是眨巴着两只绵羊般的眼睛。
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能睡觉,什么姿势都能睡着,甚至站着扶着铁铲也能睡着。他睡觉时微微扬起眉毛,脸变得怪模怪样,呈现出一种嘲弄人的奇怪的表情。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讲述有关金银财宝和做梦的故事。他肯定地说:
在大学生们的像鱼一般的沉默中,教授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那低沉嗓音的严厉呵斥。这种低沉的声音就像是从地板下面,从僵硬的白墙底下冒出来的,病人身体的动作则像大主教似的缓慢而庄重。
我试着劝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嘴笨,还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够坚信我所说的道理,我的话没有起作用。
他不赞成我埋头书本。
我想象着玛丽娅·捷连科娃也躺在我的双膝上,就像短腿姑娘躺在面包师的双膝上那样,可是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你瞧嘛。”
“这个姑娘,小时候挨的揍不够。”卢托宁接着又对我讲道,“我好像在池塘里捉了一条鲤鱼,突然——警察喊道:九九藏书‘住手,你怎么敢?’我无处可逃,只好钻进水里去——于是我就醒了……”
我边走边想道:“这种恋爱完全不像书本里描写的那样……”
我把铁篦子从烤炉里抽出来,面包师从篦子上抓起十多块扁形白面包、酥皮点心、梭形面包,把它们一起扔进姑娘的裙襟里,姑娘则把这些烫手的面包从一只手倒换到另一只手,用绵羊似的黄色牙齿去咬,烫着了,便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我每天从晚上六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中午,午后睡觉。只有在工作的空隙中,即当揉完一团面,而后一团面又尚未发酵时,或者是刚刚把面包放进炉子里烘烤时,才读点书。随着我对烤面包技术的慢慢掌握,面包师就工作得越来越少了,他亲切而又惊讶地“教导”我说:
他又喝酒又哼唱,
这时一个红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并用压低的像耳语一般的声音跟她说话。她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显得更小了。她胆怯地望着他,把双手藏在背后或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头发的大学生,非常不喜欢。
“你进面包作坊去吧……”
前厅里,老鼠在吱吱乱叫乱闹,面包作坊里则是那姑娘的哼哼声、呻吟声。我来到院子里,这里无声无息地下着毛毛雨,却依然很闷热,空气中饱和着焦灼的气味——什么地方的森林着火了。这已经是后半夜了。面包房对面屋子的窗户还敞着,从这些房间里透出暗暗的灯光,有人在哼唱:
我每星期有一次要跑得更远——到“疯人院”去。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就在这里讲课,并用这里的病人做实例。有一天,他让大学生们看一个患自大狂的病人。当这个穿着白色病号服、戴着像袜子一样的圆筒尖顶帽的高个子病人出现在讲堂门口时,我不由得嘿嘿笑了出来,而他在我旁边走过时,却停了一会儿,并瞪了我一眼。于是我倒退了一步,就好像他用凶恶的火辣、尖利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在别赫捷列夫捋着自己胡子郑重其事地跟病人谈话的整整一段时间里,我都偷偷地用手掌抚摸着我的像是被热灰烫坏了的脸。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以前在哪里干活?在谢苗诺夫家吗?就是原来进行过暴动的那一家吗?对了,那就是说,我曾在梦里见过你……”
整夜,通宵,
“快把裙襟放下吧,你这不害臊的东西!”
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契诃夫那篇描写马车夫的非常真实的短篇小说时,我又记起了这些日子。契诃夫的小说描写马车夫对马诉说了自己儿子的死。遗憾的是,在那些极端痛苦的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马,也没有狗,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要去与老鼠分享痛苦——当时在面包作坊里有许多老鼠,我跟它们和睦友好地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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