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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她是一个女酒鬼,喜欢狂饮。喝醉时,丑恶至极,可是清醒时,她对待人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对人的行为意义的冷静探索,又令我感到惊奇。
妓女们开始时笑我太拘谨,后来便生气地问道:
“看够了,玛丽娅!”
人们叫他“霍霍尔”,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
“这是你捏造的!”
后来又来了一位火红色卷发的姑娘,身材匀称,有一双发绿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便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
不过,捷连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一心关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未来,每当读到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书本上的某些论断,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当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展开狂热的争论,或者就在一些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带着厚厚的书本,用手指戳着书页的内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论证着自己喜爱的真理。
诚然,我不大明白这些争论。在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真理已经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那样稀少了。有些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不过我也明白,眼下这些大学生,他们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虽然这种真意被他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冲淡了,但也没有完全被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任务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我常常感到,在这些大学生的话语中鸣响着一种我没能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我对这些人的喜欢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就像一个囚徒被许诺获得自由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成一件不寻常物品的木料一样。
只有阿尔焦姆冷笑着对我说: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后,觉得作藏书网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于是他们便毫不留情地、凶狠地嘲笑我。不过我也是一条好斗的小狗,我感觉自己并不比那些老狗愚蠢,而是更勇敢些。我也发怒了,并且开始明白,思考生活并不比生活本身轻松。我心里对这些一起工作的、固执而又难缠的伙伴们也有一种突发的憎恨,尤其使我愤恨的是他们的忍辱和顺从,他们竟甘心受醉鬼老板的半疯狂状态的挖苦嘲弄。
“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可是真奇怪!听到所有这些话时,我都觉得悲伤和羞耻。我知道,在妓院里花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妓女陪你过上一夜。我的伙伴们对这种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过于放纵无度,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做作的。对两性关系我极其好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也特别敏锐。当时我还没有受用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妓女们和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约我去妓院了,并公开对我说: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瞧你,跟你说了——别去!跟你一起真没劲……”
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小青年从小铺里走出来,淡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无礼的眼睛,跑进厨房去时,沙哑地喊了一声: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瞧,他就是这样子!”
在面包作坊里,只要我说到有些人大公无私,说他们在为人民寻求自由幸福的道路时,就会遭到反驳:
一只手残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满了油污和干硬得像树皮一样的面粉疙瘩。他在房间里侧着身子走路,负疚地微笑着,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刚被饶恕的孩子。帮他卖货的弟弟阿列克谢是个又懒又笨的青年。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念书,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他个子矮小,衣服整洁,头发梳得光亮,像一个衙门里的老官吏。生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一旦她走了下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条九-九-藏-书-网看不见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他们每月在领工资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一周之前,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乐事了,嫖娼之后他们也许久都在谈论这种甜蜜的感受,厚颜无耻地吹嘘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说边嫌恶地吐唾沫。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人家对我谈过许多有关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声音很尖细,听来像是小孩子说话。
我看到,那些“供人取乐的姑娘”怎样地在肮脏的地板上爬动,懒洋洋地拖着沙沙响的步子;怎样地在手风琴的令人厌烦的呜呜声中,或者在破钢琴的恼人的颤音里难受地扭动着松弛的身体。看着她们,我心里产生一种模糊不清却又非常不安的思绪。周围的一切都令人烦闷。一种想一走了之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使我的心情变得糟透了。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他成天像兔子一样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难临头。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感到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我也走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可是过了一天,我又坐在了这个房间里,试图弄明白,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很奇怪。
“本姑娘怎么会捏造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吗?”她瞪圆眼睛问道。
“姑娘们,放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青年,肯定有未婚妻,肯定有!”
“真是捣乱鬼。”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最令人不能理解的人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她对我们的伙伴说,“他们是这样地玩弄姑娘的:首先吩咐姑娘们在地板上抹上肥皂,然后让一个脱光衣服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脚都放在四只瓷盘上。大学生按住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远。一个姑娘做完了再换第二个。瞧,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听众都厌恶地吐唾沫,狠狠地骂大学生。我看得出来,捷列扎有意在激发人们对我们所喜欢的大学生的仇恨,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爱人民、希望人民好的。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包鲁哈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领班婆,她用像良种母狗那样的聪明的眼睛瞅着我说:
安德烈·捷连科夫走了进来,他把那只残疾的手塞进腰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弄着妹妹的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真有你的!”这位脑袋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大声说道,“老弟,你这是胡闹。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适合你的,你就别到处乱抓!”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诚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缺乏知识,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能解答。这时我觉得我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http://www.99lib.net,那里人们像蛆虫一样盲目地爬动,只想忘掉现实生活,跑到小酒馆里,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怀抱里去消愁解闷。
大家都贪婪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依然用冷漠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玩的鬼把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这是为什么?
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红头发的娜斯佳姑娘。在人们面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并尽量不看她那生气的眼睛,但却用爱慕的眼神目送着她走过去的身影,而当他同她单独说话时,却显得很狼狈,羞怯地微笑着,老是捋自己的胡子。
不仅肉体上艰苦,精神上更加艰苦。
“你怎么爬出来了呢,玛丽娅?”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
一个姑娘叫这种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适,太刺耳。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关于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在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做过描写。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时期。
“你扯谎!”我说。
可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是过不下去的。由于我迷恋于周围出现的一切事情,所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得依靠别人的面包过日子,但是这种面包还真不好咽啊!我必须找个过冬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哎呀,这可不是扯谎!”捷列扎没有生气,而是平静地说道。不过在这种平静里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那个亲切、温和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恳求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而您是谁呢?原来是您?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哩。”
“你们别来碰我!”
“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雅街上那所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吧!而我说的却是神学院的大学生,从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这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全都是孤儿,而孤儿长大后一定是小偷,或者就是胡作非为的坏蛋;他们长大后一定是坏人;他们无牵无挂,无情无义,这些孤儿!”
“老弟,你就别跟着我们了。”
她把她带走了。
捷连科夫一家的家务是由那位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妇女,一张木偶似的脸,一双凶狠的像修女一样严厉的眼睛,她的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也经常在这里转来转去,每当她用绿色的眼睛看男人时,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停地翕动起来。
“领班婆”的心平气和的讲述和妓女们对大学生、对官吏,以及一般的对那些“圣洁的嫖客”的深深的怨恨,在我的伙伴们的心里引起的不仅是憎恶和气愤,而且还有喜悦,他们说: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听到这种话,我感到非常难受和痛苦。我发现,这些人汇集到这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来,就像是全城的垃圾汇集到这个大坑里来一样,这些垃圾会在烟雾腾腾的火光中滚沸起来,然后充满仇恨和怨气,重又流散到城市里去。据我的观察,他们是出自本能,是由于生活的烦闷无聊而走进这个深坑的,他们用荒唐的词句编造那些动人心弦的歌曲,颂扬爱情的恐惧和痛苦,讲述那些“受九-九-藏-书-网过教育的人们”的丑闻和逸事,嘲笑和敌视那些不理解的事物。我还认为,这些妓院也像一所大学,我的伙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毒性极大的知识。
祈祷完了之后,他仔细地抚平自己的头发和白胡子,端详着我说:
“这么说来,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
“将来聚集起几百个这样的好人,他们将占据俄国各种重要职位,立即就可以改变整个生活。”
我听人家说,捷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观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当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房间里是多余人。
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好像命运在有意作难,偏偏又碰到一种新奇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与我敌对的,却仍旧搅得我心烦意乱。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你嫌弃我们吧?”
我来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后,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见面和交谈的那些人中间筑起了一道“忘记的高墙”。他们中谁也没有到面包坊里来看过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无法去看捷连科夫。在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同面包坊的伙伴们一块待着。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丑,另一些人则像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那样,带一种天真的爱慕。鬼才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故事,不过我讲的一切当然都是能引发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这方面我常常是成功的,因为我看见,在他们的浮肿的脸上出现了人类的悲伤,眼睛里则冒着屈辱和愤怒的火花。我心里感到过节一样的快活,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
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个角落里听这些唇枪舌剑。由于专注和紧张,她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时,她就会大声地吁一口气,就像是一瓢凉水泼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边则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的学生像一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声音跟她说话,动情地皱着眉头。看到这一切,我觉得很有趣。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捷连科夫的小铺子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矮房子里,与银币兑换商阉割派教徒的房子相连。小铺子的门通向大房间,大房间只靠一扇朝院子开的窗户送来微弱的亮光。大房间过去是窄小的厨房,厨房后面,在矮房子与大房间之间的阴暗走廊的拐角处,隐藏着一个包房,那个秘密的图书室就在这里。图书室里的书一部分是用钢笔抄录的,钉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论文,还有《沙皇即饥饿》《狡猾的圈套》——所有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坏了。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小杂货铺的老板安德九-九-藏-书-网烈·捷连科夫。他的铺子隐蔽在一条贫穷偏僻的街道的尽头,在堆满垃圾的沟壑上面。
“一块天生的好材料!”他们都这样介绍我,并带有一种骄傲,好像街上的顽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铜板拿给别人看似的。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称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时感到,我的智力发展也受到指导者的压制,比方,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名为《箴言与格言》的书,我很想读读这本书,便去向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阅。
“跟你就像跟牧师或跟神父在一起似的。”
“不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但是那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对待雇工一样,粗暴且不客气,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经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先是打扫房间,然后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毡,接着便躺下来,在黑暗中,在勉强有点亮光的神灯下,友好地、低声地交谈许久许久。他像一个圣徒那样怀着暗自的喜悦对我说: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可是,妓女们谈到他们时并不是这样说的呀!”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可现在病了。您干吗不说话呢?您感到拘束吗?”
捷连科夫一只胳膊残疾,面容和善,留着浅色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家里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有不少的禁书和孤本。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都要借用这些书。
“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为什么?”
我头一次到小铺时,捷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点头,我走进房间,在昏暗中看见屋角里跪着一个小老头,模样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他还在虔诚地祈祷。看见这个小老头,我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抵触的感觉。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穿透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有默默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第的画像。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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