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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把她这话当真了,便有条不紊地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并说,只要努力,最终那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向我敞开的。
就这样,我在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里,在一幢平房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窄小、简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片发生过火灾的荒地,上面长满稠密的杂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草丛里和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耸立着一堆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一个宽敞的地窖,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使我永志不忘,这就是我所上的诸多大学中的一所。
我当时不懂,一个家兔居然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甫列伊诺夫却如此友好地向我说明,现在各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人。诚然,他也提及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一些事迹。叶甫列伊诺夫还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过了秋天和冬天,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地应付一些考试(他是说“随便”),就可以得到助学金去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就成为一位“科学家”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而且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外祖母为我送别时劝我说: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职业小偷巴什金过去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现在却是一个受尽折磨的肺结核病人,他雄辩地劝导我说:
“妈妈,包顿饺子吃多好啊!”
他中学考试完了就回家去了。过了两个星期,我跟着也走了。
“你怎么像个姑娘似的腼腆呢?难道你害怕失掉贞节吗?对姑娘来说,贞节是她们的全部财产,而对于你呢,只是一副枷锁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草料了。”
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女人在楼梯上如何地用颤抖的声音向他哀求:
“您洗土豆洗得很好。”
“你这个坐不住的野孩子现在远走高飞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可是活不久了……”
“彼什科夫,你可别去沾偷窃这玩意儿的边!”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在庄重地抚弄他的银白色的胡子,眯缝着一双狡猾而又大胆的眼睛,“我看得出来,你会走别的路,你是一个有心智的人。”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和伟大的英雄行为。这对我度过生活中困难的日子很有帮助,因为这种困难的日子实在太多了!我在这种幻想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磨炼。我从不等待有外来的帮助,从不期望有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坚强了。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感到自己越发坚定,甚至越发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像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样,坐在斯维雅日斯克这个贫穷城镇的客店里。那是在秋天,十月份,连绵不断地下着雨,秋风吹拂,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着嗓门在唱歌似的,那歌没完没了:噢——噢——呜——呜——呜……”
“……忽然,她回来了,那么轻盈、鲜艳,宛若旭日东升的云彩,而眼睛里呢——那灵魂的纯洁是虚假的。‘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却又信以为真!——理性上我很清楚,而感情上却总是不相信她在撒谎。”
我来之后的第四天早晨,孩子们都还在睡觉,我走进厨房来帮她洗菜,她小声而谨慎地问我: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离开亲爱的老外婆,甚至很少去看望她,而现在我才痛切地感受到,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个骨肉相连、全心照顾我的亲人了。
在他那陷进了黑眼窝里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躁狂者的傲气。偶尔有个小罗锅来看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在肥大的鼻子上架一副深度眼镜,头发灰白,在他那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现出一种奸笑。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好几个钟头坐着不说话,奇怪地缄默着。只有一次,在深夜里,数学家的嘶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了:http://www.99lib.net
“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这是鸟笼,对!是耗子笼,对!是监狱!”
“哎哟,好古利!”她叹息道,“你真是个演员!你若是长得再好看一点儿,我要给你安排个好去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她慨叹了一声:
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温顺的执拗,就像一匹耗尽了全部力气的马拉车上坡,明知拉不动,却依旧在往上拉。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感觉到自己像一块生铁投进了火红的煤火中一样,每天都给我增加了许多尖锐的强烈的印象。在这里,人们在我面前像旋风一样转来转去,有露骨地贪婪的人,有生性粗野的人,我喜欢他们对生活采取激愤的态度,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加以敌视和嘲笑,而对自己却持无忧无虑、毫不在乎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亲身的直接感受使我更接近他们了,使我更愿意融入到他们那带刺激的圈子里去。我过去读过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大量“低俗”的小说,这更激起我对这个阶层人民的同情。
在讲故事时,他的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微微闭起眼睛,并常用轻轻的手势触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是啊,可是我又可怜她!我受不了,可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跟我多么……唉……”
不久后我打听到,原来这个人想从数学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他就死了。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子,有车马,曾为一个产科学校捐献过几千卢布。
“你就别生人家的气了,你老是生气,变得很厉害,很傲慢!你这是向你外祖父学的!可你外祖父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活了那么久,到头来还不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儿!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非议别人,这是魔鬼干的事!好吧,再见了……”
那个大学生憎恨这位富商太太,躲着她。她却像个残忍的讨债人或暗探那样跟踪着他。
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色皮肤一起往上皱了一下,手指被菜刀割伤了,一边吸吮着手指上的血,一边坐在椅子上,马上又跳起来,叫了一声: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叶甫列伊诺夫房子旁边那块荒地上,常常聚集着许多中学生玩击木游戏,其中有一个叫古利·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皮肤有点儿黑,青蓝色的头发像日本人,脸上有许多小黑斑,像是抹上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那么快活,玩得很灵巧,谈话也很俏皮,好像全身长满了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就像所有有才干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些天生的资源过日子,再不想去努力和发展了。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音乐鉴赏力,喜欢音乐,能像艺术家一样弹一手古斯理琴、三弦琴和手风琴,却不肯进一步地掌握更高级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不过他那又皱又破的衬衣、布满补丁的裤子、磨穿了孔的破九_九_藏_书_网皮鞋跟他的豪勇的性格,跟他那结实身体的灵活动作和粗犷作风,倒是很相配的。
他就是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不过他付不起租金,就用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放出一种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也当过歌剧团合唱队的演员,她对歌曲很内行,有时由于感动,泪水便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流到其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泪水从脸上抹掉,然后再用肮脏的手帕拭擦她的手指。
“那是说,这种人对什么都不嫉妒,只有好奇心……”
加尔金娜抓住这一点,便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这位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是个干瘦、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大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发黑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戴一条老式丝绸头巾,两只耳朵上垂着一副深绿色的钻石耳环。
另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他仪表优雅,穿着讲究,有一双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他在造舰厂工业区里开了一间小铺,上面挂着一块“钟表匠”的招牌,干的却是推销偷盗来的黑货。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就——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常常在晚上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商太太准确地一跳,便进了大门,用坚定的步子往院子里走去。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严实地闭着,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用一种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眼神望着前方,但她又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紧张得好像把身子拉长了,脸孔绷得发痛,整个人都好像被扭曲了。
谁也不会娶她做老婆……
“有过”,“常有”,“司空见惯”——听着这些话,我觉得,好像今晚大家都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切都有过了,再不会有什么了!
“欧几里得是个傻瓜!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我长得很丑,家里又穷,
可听完他的故事后,大家都一致地说:
“娘儿们,娘儿们!”他唱歌似的说道,黄色的脸皮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叹赏的亮光,“为了娘儿们我什么都可以去干。女人就像魔鬼一样,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罪孽!再没有什么比跟女人恋爱更美的事了!”
小说里常常有这么一种“坏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时却出乎读者的意料,变成一个宽宏大量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好像是这种人。
令人更为忧伤的是听这些人轻声慢语的谈话——他们思考着生活,谈论各自的心事,却几乎谁也没有听谁的。他们在灌木丛里或是躺着,或是坐着,吸着烟,不时地、不急不躁地喝着伏特加酒、啤酒,回忆着各种往事。
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可以毫不费力地为妓女们编造各种关于不幸爱情的委婉动人的小调。他编出的小调传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下面一首流传极广的小调就是他编的:
“嗨,这还不会!”于是我就告诉她,过去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她问我:
我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技术,便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可是太次太少了。
他好像仅仅是靠吃自己的指甲活着,把手指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画着什么,算着什么,并不断地发出喑哑闷人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不过出于怜悯,又悄悄地在他的门边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糖。他从地上把一包包东西捡起来,带进屋里,像一匹疲惫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倘若妓女们忘记了或出于某种九-九-藏-书-网原因不能带来礼物时,他就打开房门,嘶哑地朝走廊喊叫:
他喜欢女色,谈起女人来便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从其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一种痉挛,在这种痉挛里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令人感到恶心。不过我很留心地听着他说话,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
“见你的鬼去!滚蛋!”
巴什金一头火红的头发,脸刮得像一个演员,矮小的身体像小猫一样灵活而柔软。他以一个教导者和保护者的姿态对待我,而我也觉得,他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我能获得成功,得到幸福。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
他使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得房间里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掉了下来。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外表,人们也不会让我登台表演的,不会的!”
“啊,见鬼……”
我衣衫褴褛。
“这本书里既有目标也有热情。”他说。
我和普列特尼约夫睡同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当他清早被一夜的校对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脸色变得更黑、两眼红肿地回来时,我就立即跑到小饭馆去提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便在窗口旁边坐下来,就着茶水吃面包。古利常给我讲些报纸上的新闻,读一读那个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写的打油诗。我对古利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感到很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旧花衣服和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的态度一样。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他的声音低沉、浑浊,而他的话却是明确的,就像是夜莺在唱歌。
叶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维持生活。刚来的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位可怜的矮小的寡妇把从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时,她的表情是多么的悲戚忧伤,她面临的难题是:即使不把自己算在内,用这么一小块次等肉又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好饭菜来呢?
这种感觉使我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仍旧喜欢他们。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想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到挫折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了。当我饥饿、愤恨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不仅去反对“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度”,而且去干其他犯罪行为。不过,年轻人的浪漫主义并没有让我离开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低俗”小说外,我还读了不少严肃正派的书籍,它们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这个沙皇当皇帝很能干。”
“您以为,这样您就能够上大学了吗?”
他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饿着肚子好不容易巧妙地念完中学,进了大学,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软的男低音,便又想去学唱歌了。
“什么叫——有心智的人?”
“你就赶快了结了这件麻烦事吧!”普列特尼约夫劝导说。
当他的客人被赶到走廊里,气呼呼地一面尖叫着,一面用宽大的斗篷盖在身上的时候,变得非常凶狠的高个子数学家站在门槛上,用手指抓住自己头上蓬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喊道:
碰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到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去,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谈自己的事情,多半是谈生活的艰辛啦,人际关系中稀奇古怪的纠葛啦,谈得特别多的还是关于女人的问题。他们谈论女人时带有一种怨恨,一种忧伤,99lib•net有时也很能感动人,而且总带着某种窥视黑暗的心情,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害怕的意料不到的东西。有两三个夜晚,我和他们一起,躺在星光晦暗的黑天底下,在长满柳树的闷热的洼地里。由于这里靠近伏尔加河,空气潮湿,黑夜中船上的桅灯就像金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爬动,在黑压压的一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这是富有的乌斯郎村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窗户里发出的亮光。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沉闷的声音。在一排驳船上,水手们狼嚎似的喊叫着,什么地方有人用铁锤在敲打铁板,还悲凉地拉长声音在唱歌,排解着某人灵魂的郁闷,却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愁思。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个人非常有趣地讲述了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方的故事,非常尖刻地嘲笑了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神秘地讲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
小罗锅嗤嗤地尖声笑着,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奇怪的词,而数学家突然吼起来:
她从栗色的松弛的脸颊上擦掉不多的几滴眼泪后又说:
这时尼古拉正好进厨房里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而且照样是乐呵呵的。
“你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优雅地甩了甩他那像马鬃一样的头发对我说。
尼古拉很乐于教导我,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给我灌输一切对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后来我竟把富科、拉罗什富科和拉罗什查克林混为一个人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迪穆里埃的头,还是相反?这位好青年真心实意地要“让我成人”,他深信不疑地承诺要做到这点。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条件来认真教我。青年人的轻佻和利己主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如何千方百计地操持着家务的;他那位既迟钝又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没有什么感觉了。而我对厨房里的这一套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则早已十分精通。我很清楚地知道女主人的那种心机,她每天都得对付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浪荡青年。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去找点活干,打一清早我就到外面去了,免得留在家里吃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到那块荒地上的地窖里,在那里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味,听着那狂风暴雨式的吼声。这时我才很快地醒悟到,上大学——不过是幻想罢了。当初我要是去了波斯,也许更聪明一些,于是我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能使麦粒变得苹果那么大,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之,我为大地,为这个不仅我一个人被弄得地狱般的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好事情。
“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在黑暗中有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真是个疯婆娘!”
这对我来说,并不正确。其实我对许多事情都嫉妒过。巴什金能用特殊的唱诗般的声调说话的能力,能运用出九九藏书网人意料的比喻和语调的方法,我就很嫉妒。我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时,是这样开头的:
对于这样的姑娘,
“这是常有的事,常有这种事……”
“读书,上大学。”
她用手绢包扎好受伤的手指后,称赞我说: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一般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生气,这是女人的天性,好像有位瑞士的有声望的学者做过不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谈论过这个问题。
他就像是一个长期卧床刚刚爬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新鲜、很愉快,使他感到分外高兴,他简直就像花炮似的从地上直蹿起来。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伫立在码头边缘上,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肩擦着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永不磨灭的爱的闪亮的黑眼睛。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生气了,她冲着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弄得我两耳充血、满脸通红。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便离开厨房出去了。尼古拉给我使了个眼色,替他妈妈解释道:
“情绪不佳……”
他听到我的生活如此困难和险恶,便建议我和他一起住,并劝我准备到农村去当教师。于是我便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又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也许有多少代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它好像是那些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被生活抛弃了的幽灵从房主那里夺过来的战利品。普列特尼约夫住在通往阁楼去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一张床,走廊尽头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三个房间的门都通向走廊。有两个房间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患肺痨病的数学家,个子很高,很瘦,样子有点可怕,全身长满红黄色的硬毛,用肮脏的破布勉强遮住身体,透过破布的窟窿露出可怕的青紫色的皮肤和肋骨的骨架子。
“面包!”
而现在竟像乞丐一样在向男人乞讨抚爱。
于是我就到喀山大学去学习了,至少是这样想的。
普列特尼约夫在一个印刷所里当夜间校对员,一夜的工资是十一个戈比。如果我来不及挣到钱,我们一天就只能吃四俄磅的面包,二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工,必须读书,我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费劲,尤其是那些语法,其反常、偏狭、死板的格式使我大伤脑筋。我根本不会把生动的、劳动生活中的俏皮而又灵活的俄语嵌进这些格式里去。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于我来说,学这些东西“太早了”,即便是我考取了乡村教师的资格,也不可能获得教师的职位——因为我的年纪还小。
关于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甫列伊诺夫提醒我的。他是一位很可爱的青年,美男子,有一双女人般的温柔的眼睛。他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他看我手里经常拿着书本,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甫列伊诺夫便肯定地说我“对科学有特殊的天分”。
“您到这里来打算干啥?”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住在这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一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宽胸,胯股奇窄,站着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角被拆断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也很小,并且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去了;头发是火红色的,像马鬃一样。在其苍白的贫血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凸形的绿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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