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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母亲足迹向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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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母亲足迹向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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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意外地,当晚九时许光景,王国林出现了。他着一条现如今不太有人穿的西装短裤,足蹬塑料凉鞋,手臂与小腿晒得黝黑,暴出山民般很有力道的筋络,鼻上架一副浅色塑胶架眼镜,顶一头白发。就是这头白发,使他猛看上去有了岁数,其实呢,白发下是一张年轻的清瘦的脸,目光澄澈,气色匀和。千真万确,他是一九五六年生人,今年不过四十七岁。他原是在浙江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方才到家。听我要求陪往西天目山,他略表为难说,明日还要回去杭州,因为丢了手表在那边。人们问是不是块名表,他羞涩道,表是一般的表,可却是一直用着的,所以要去找回。部里同志答应打电话帮他找表,他又详述了遗表的方位路线,方才放心留下。
二〇〇三年盛夏,我寻母亲足迹往浙江,却是溯当年路线而行,第一到母亲的最末站,武康,现今的德清县。我母亲先是抵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下的“浙西民族文化馆”,找到她的大哥,由她大哥安排进山脚下的杭余临联中插班读书。不久,又转去武康,落脚武康县“民众文化馆”,再到武康中学插班就读。武康中学今天还在,改名为德清二中,校舍全新,当然不会是旧址。校前有一条河,名“余英溪”,因上游有桃花,溪水载了落英流于此,意境很美。这一回寻访,我是依《德清日报》社长张林华帮助,事前,张林华便找到当年与我母亲同过学的两位老人,至于“民众文化馆”,却无任何踪迹。
2003年10月31日上海
从我母亲茹志鹃留下的文字里,可了解一九四二年春夏至一九四三年春,她的行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母亲正就读圣经女子学校的美国校长回国去了,这所提供膳宿,学生多为孤儿的学校停办,于是,我母亲又无处可归。这一年,应我大舅舅,即母亲大哥茹茄之召,与她四哥茹志雄去往西天目山,进入浙西后方。
后来,王国林带我拜访几位杭余临联中的老校友,他们虽然知道母亲曾在联中就读,自编的校友名册上也写进了母亲的名字,却记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细节。但谈起联中的生活,表情都变得活跃兴奋。与武康中学校友一样,深记得生活的苦与老师的好。也是要到安吉挑米,糙米饭尽管饱,下饭菜却只是南瓜、冬瓜和笋。八人一桌两块霉豆腐,只够筷子头蘸一蘸九*九*藏*书*网过粥。而老师呢?真是形形色色。有一个杨姓英语老师,教书极好,学校散后,以何为生计?阉猪!终日提一具小炉子走街串巷。还有一位章老师,据说是章太炎后人,逃难到天目山,却挨了便衣队的打,到浙西行署告状,安抚于联中教语文、历史。又有一时髦的上海小姐,足蹬高跟鞋行走山里。他们至今记得樟村校舍前的树林子,晨曦中这里、那里,都是读书的学生。
这妇女姓李,敦实的个子,面上皮肤黝黑紧绷,欢欢喜喜的眉和眼,看得出生活的满足。她家与大多数村民一样,靠山吃山,种菜竹为生计。菜竹自己会繁衍生长,只需收采,再卖给商贩,从本地到临安,临安到杭州,再到上海十六铺,批发到零售,吃到你们嘴里——她说,已经过好几道手,价钱上去几番。问她杭余临联中的事,她说村里人多是抗战之后才出生,有少数老人,也老得“拎不清”了。但村里人都知道杭余临联中,那时候,她的母亲就替学校老师洗衣服,干零活,挣一些小钱。听老人说,因樟村紧傍了山壁,日本飞机刚瞄准扔炸弹,炸弹就落到山那边去了。所以,樟村从来没挨过轰炸。村里人还都传说,她忽开心地笑起来——杭余临联中的学生日后都有出息,但全是习文,没一个做官。
在母亲就读时期,武康中学究竟在哪里这一点上,汪老师和余老师产生了分歧。余老师认为是在莫干山脚下的后坞,汪老师则坚持在晓村。而我宁可相信余老师,因汪老师是那么一个富于激情的人,于事实就难免会有想象。不过,他们共同承认,其时校舍居无定所,经常搬迁,而无论搬到何处,莫干山上大礼拜堂里面,由传教士带来的一架钢琴,始终由十几个学生抬了跟着学校走。这就和母亲的记录合上了。在一九四三年春,母亲给上海女友的信中写到过这架琴,十七岁的她这么写:“在春假中别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孤寂的我,在无家可归的情形下只单独地和一架钢琴做着伴……”
这天,我们从西天目山下来,在山脚下车。天目旅馆还在,再向前、向上,是潘庄。上海潘姓实业家在此建造别墅,抗战时作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公馆,其时,许多重要的历史场面在此上演。天已向晚,且阴得厉害,台阶很高,每一级都须极力登攀。竹林高入天,顶端几乎合拢,天地变得封闭幽深。空气里水汽颇重,好像走九-九-藏-书-网在云雾中的迷蒙湿滞,便觉得潘庄是在无限的高处。不知道登了多长时间,夜都仿佛深了,方才到了山顶,走入山门,便是潘庄。现辟为别墅式旅馆,住了一二位客人。推进门去,竟热气腾腾,灯光融融,灶间里正开炒,有脚步在楼梯上下。好像回到人间。下得潘庄,又驱车一小段,来到“民族文化馆”址上,当年的浙西行署,已回原山林田地,活跃蒸腾的景象,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那烟云深处,有我母亲,寂寂的少女的身影。
村长,一个也是黝黑结实,但相貌精明的汉子,送来了钥匙,一同走去开院门。院内种有一棵桂花树,并不高大,却有一百年的岁数,是原房主造房时栽下。房舍很结实,楼板全是宽而厚的木材,现在,板与板之间,裂出疏阔的缝,可从楼上窥见楼下。当年,二楼是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是在院两翼延出披厦。现在,披厦没了,二楼的隔间也全拆除,连成辽阔的一统间,说话都有回音。楼下一侧房屋上了锁,从窗外可看见修补过的地板,还有家具箱笼。门外储着风车、稻箱等旧农具。是那杭州知青收藏的,是为纪念在耕耘中度过的青春?大屋有这样的归宿,令人觉着可靠而且可喜。
将近西天目山,车下了高速公路,开进竹林掩映的窄道。青绿的竹,依了山势起伏,偶尔破开一角,可见房屋人家。拐个弯,就进了樟村。汽车驶进村中空地停下,空地前就是一座高墙大屋,粉白的壁在炎日下亮得刺目。墙上一扇黑铁门,果然挂了锁,门栅上镶两个“佛”字,隔门望去,看得见屋宇底下,垂了几条香幡。这时,空地上走来一个妇女,以阔大嘹亮的嗓音告诉我们,市里电话打来过了,因有户村民修房,借大屋置放家什,方才遣人去他家取钥匙,让我们先到她家屋里坐等。于是,我们一行人便尾随而行,走过村道,走进一处院落。院里大半地方摆了盆花,挤挤挨挨,至少五六十盆。当门一张八仙桌,待我们坐定,主人便进客堂后边搬出一个硕大的长圆西瓜,操一把宽刃大刀,几下子劈开,顿时满桌绿皮红瓤,汁水淋漓。主人一边让我们吃瓜,一边述说大屋历史。这本是村中一富户家宅,四房妻妾均聚居此屋,据说相处和谐。抗战时候,举家避难离去,屋舍就做了杭余临联中。后到了土改,当然没收,只是房屋太大,分给谁也不恰当,就做了乡办布厂的厂房。布厂倒闭后九_九_藏_书_网,闲置一些年,就有人来买,不知要做何用,只见他筹作着要拆房,临危关头,村民们集资以多一倍的价格买回。接着,有一和尚——她称为“菩萨”的买了去,开了庙,却又曲曲折折落入东天目山区宗教机构,再一次赎回。总之是,村里人既想以此房产生财,又不愿改变房屋现状,花了不少冤枉钱。村民们都很喜欢这座大屋,因有许多特别之处,其一是宅院的墙全为泥砌,却高而坚固,一百年来,风吹雨淋,挺拔不颓。屋檐窗棂刻有木雕,内容有十二生肖、八仙等等,雕工很精细。现在,大屋租给一名当年的杭州知青。上山下乡时节,大屋内底层一隅,曾住过一伙知识青年,这名是其中最倒运的一个,人家陆续回杭州,余他自己,却与樟村结下感情。回城后逢年过节必回村看看,结婚时还携新娘前来发放喜糖。他决定退休后归隐此间,便租下大屋,不仅按时交纳租金,并且已经投入几万开始装修。
我特别要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母亲寻大哥落脚处,浙西民族文化馆;二是杭余临联中。王国林对这些早已谙熟于心。前一处没了踪迹,当年行署旧址,如今只余下一处“天目旅馆”,现在也并不作旅馆用。王国林的另一本书《轰炸东京》,叙写一九四二年初,美国轰炸东京,飞机失事,飞行员降落浙西山区史实。其中录用一张由美国方面提供的照片,飞行员在民族文化馆纪念合影。从照片看,民族文化馆是一座简易的建筑,茅草顶,竹木结构,二层楼高。后一处,杭余临联中,原校舍却还在,地址旧称青云桥樟村,现名太湖源黄岗村。王国林特别嘱宣传部与那边联系开门事项,那座大屋的归属挺复杂的,有一段做了庙,就要从宗教局索讨钥匙。次日清晨,《临安报》便派车载我们前往。
当回忆起学校生活,不由都变得奋然,他们一起夸赞老师的好。依余老师的话:生活是苦的,老师是好的。老师多是逃难过来的大学生,他们来到此地,逗留几时,走了,然后又有新人来到。老师们从汪老师眼前历历走过:一位国文老师,教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还有一首诗,吟的是一个小姑娘采苜蓿的苦楚:“苜蓿头,腹中饥;苜蓿头,夕阳低。”又有一位老学究,教的是全套《古文观止》,讲一节,长衫下摸出酒瓶,喝一口。有一回,讲到九九藏书“秋水共长天一色”,忽拍案而起,疾呼:好啊!还有一名陈姓外语老师,学生们在他课上作弊,从校工处买出试卷,彻夜抄卷,第二日考堂上试卷发下,竟是白纸一张,陈老师反身在黑板上写——作一篇日记;某一学期开设了美术课,因从宜兴来一美术老师,最擅长画兰花,方一开春,便以宜兴口音拉长道:上山画兰花——在这浪漫的怀想中,汪老师忽就忆起民众文化馆,曾经组织过一次歌咏会,演唱《黄河大合唱》。
这天一早,从莫干山下来,直接往德清二中,见母亲的两位同学。两位老人,一为汪祖镕老师,一为余维英老师,直接间接地与德清二中有联系,这也是能找见他们的原因。汪老师就是本校的教员,是学校惟有的享离休待遇的职工,年轻的校长便敬让着他,不时要受几句排揎,再要谦恭地做些解释。汪老师的胸怀很大,从全国到德清,都有关心和批评的题目。对往事的回忆,汪老师是宏观地展开。他以为武康中学的历史并非如公认始于一九三八年,而是应该从一九三七年,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搬至莫干山脚下的庾村算起。其时,日军已烧毁武康县城,但被京杭国道,即今日的一〇四国道阻住,不敢再进。于是,一个武康辟为两半,东边沦陷,尚余西边山区。上海、杭州、嘉兴等地,沦陷区的失业师生纷纷流亡到此地,与地方上开明人士,一同向国民政府要求办学。因大半县境被日军占领,没了税收,政府囊中空虚,便联合邻近几县,办起一所补习小学,是武康中学的前身。学校给予沦陷区的学生学费膳宿全免,本地的仍需付费,依余老师回忆,大约每月五元“白洋钿”,价值二百斤大米。所以,能够供起的,多是较为富裕的家庭,且也是一桩艰巨的负担。比如余老师,先是自己家供她读,读到付不出,停下,然后,定了亲的未婚夫家再又继续供她。余老师显然不像汪老师的生活顺遂,而是命运乖蹇。老伴原先是乡村学校的校长,只为一句话:“初级社还能收出学费,高级社倒收不出了。”戴上右派帽子,罚去农场改造,全家则遣返老家,从此,便过着土里刨吃的农人的生活。“文化革命”结束后,老伴平反复职,就在德清二中教书,可惜好景不长,仅过几年便得病去世。学校很仁义,将他们一个女儿调进学校做厨工,聊尽补偿之心。余老师看上去体弱多病,实际却比我母亲年长,而母亲已是故人了。大约是www•99lib•net女生的缘故,余老师对当时的记忆,多是在日常起居方面,犹记得吃住的苦。一盆水在太阳下晒热了洗脸;顿顿腌笋,一百多人一顿仅吃油一斤,一周吃两回豆腐,算作打牙祭;学生要去安吉背米,还需上山砍柴。她对母亲的印象集中在两点,一是母亲来自上海,个子很高,体魄也很大,她用手比试着母亲的身量。二是母亲每礼拜日都往县里去,她就感到奇怪,母亲在县里有什么人呢?母亲去县里,是到我四舅舅处去。大舅舅安排母亲就读武康中学的同时,将四舅舅安排在《武康报》刻钢板。这两个细节被余老师反复讲道,虽然不多,可我以为十分靠实。汪老师的回忆是比较辽阔的,在细节上我却不免生疑,似乎带有想象的色彩。比如,他说:你母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我从未见母亲写过毛笔字。于是冷不防地测他一下:您看我与我母亲像不像?他迅疾回答:不像,你母亲脸架子与你两样,是见方的。他说得不错。还有一点,则是两位老师共同的印象,那就是母亲的姓,“茹”,十分少见,引起大家的注意。母亲留给他们的印象很淡薄,我想,一是因为同学时间短,二也是因为,显然母亲不太与人打拢。母亲在他们描绘下,显得很寂寥。
在西天目山的寻踪,必要从一个人说起,有时候,一段历史得以存在,就取决于某一个人。这人名叫王国林,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先在临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近日调入临安浙江林学院。在我出发临安之前,《德清日报》张林华已和《临安报》报社联络帮忙,一到临安市宣传部,部里同志立即递过一本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浙西战时施政》,作者王国林。我要了解的天目山民族文化馆和杭余临联中都辟有章节专门描述,包括我大舅舅茹茄在民族文化馆的活动,可见出资料做得详实。于是,找到王国林,就成首要之务,可是,王国林却不知在了何处。林学院已经放假,家人说他去了杭州,却不知住哪里,又几时才回,他也不用手机。看起来,家人对于他这样一无音讯的外出已经很习惯。一边商量如何找他,一边议论王国林其人其事,忽为他的年龄起了争执。一派人说他一九四六年生人,一派人说是一九五六年,并且翻开书中作者简介一栏证明,“一九四六”派的则推开书,表示不足为信。一九四六与一九五六差距十年,如何错得?等认识王国林以后,这个疑惑渐渐释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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