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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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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见过河边拉水的车,你就会伤感。它是那样古老的营生。生了水锈的铁皮桶盛满了淮河水,在平车上晃荡。拉车人弯下了腰,车轱辘碾过河滩的碎石子,上了堤坝。水从桶口悠了出来,在车下延出长长的水迹。远远望过去,这里那里都是拉水的车。县城的地下水矿物质太高,俗话说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烧饭米不烂,吃在嘴里,发咸发涩。因此,日常生计就靠了淮河水。县城没有自来水,有句儿歌是:五河五条河,吃水要人驮。本地话,“河”是念成“活”,这样就押了韵。这种营生啊!是这县城的活化石,给这县城的历史打上了印记。那码头上叮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锚的声音,敲着历史的铜墙铁壁,激起悠然的回声。码头上走来走去的水手,穿着齐膝的胶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这种。码头下的石柱子,长着绿森森的苔藓,还有寄生的贝类。这县城有着它自己的气味,就是酒糟的气味。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说了,各条巷道里,都铺着金黄色的酒糟,空气里充满了酸甜的、热烘烘的发酵味。这气味也有年头了,否则怎么能发出这样浓厚的、强烈的酵气,酸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你还没摸着头脑,就一下子被这老八股的糟味罩住了。这样,你就算进了城,进了这个荒凉的繁荣县城,开始了你的隐居的时代。
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庄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就这样,我们带着新的认识和崇敬再回到他身边。可是情形依旧,没有变化,没有新的升华发生。由于日渐稔熟,他益发显得平常,以至庸俗。他和他的同屋常生龃龉,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通常是发生于女人间的。比如,将吃剩的鸡骨鱼刺扫到同屋的床下,用了同屋打来的开水,湿衣服挂在了对方的箱子上,蚊香燃着了人家的床单,等等。这些事倘若在关系好的时候,至多只能算是恶作剧,大可忽略不计。可当关系有了裂缝,彼此生出成见了,性质便不同了,就变得比较严重了。平心而论,他虽是历史的风云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乏善可陈。他有一种上海人称作“精刮”的作派,就是出不敷入。只占便宜,不肯吃亏。其实呢,亏都不是大亏,便宜也就是小便宜,算大账是划不来的,但小账上确实有盈利。眼光是短浅的。这就叫“精刮”,大大有损于他的形象。所谓“风云人物”毕竟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是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学校奉上级旨意,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集中起来,脱产办班,学习改造,历史的严峻性才又回来了一些。人们重又恢复了对他的热忱,从中体验到激昂的感情,连他的同屋也放下芥蒂,对他说,你全力以赴去对付学习班,你的营养问题由我负责。从此,杀鸡宰羊,日烹夜调。然而,学习班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酷。学校显见得是走过场的,念念文件,训训话,每个人谈谈思想,仅此而已。气氛相当宽松。回到宿舍,又有美味给养,大饱口福。这样过了几天,形势就淡了下来,提供营养的那一位积极性也感受挫,便懈怠了,他倒反有些不满。那一位想,又不是我该你的,情形竟比先前更紧张了一些。好在,学习班也到头了,各回各的班里继续上课,一切恢复原状,总算没有酿成新的事端。
他的同屋也是那一日登上县城码头的,四十个中的一个,是师范学院体育系七〇届毕业生。学历、专业、经历的传奇性,都比不上他,但这一个却具有着个性的色彩。他是上海街头真正称得上时髦的人物,是骨子里头的时髦。他的发型是板刷式的,平平地推过去。他总是赤脚穿一双夹趾拖鞋,这个装束和那个“哲学奇才”相同,但效果有所区别。“哲学奇才”是名士派的,这一个则是嬉皮风的。他的裤腿一高一低地挽着,脖子上挂着一把吉他,是西班牙式弹奏法,然后,很讽刺地弹奏《东方红》,将其时的国歌弹得很是颓废。他出身在一个私产者家庭,一九四九年以后家道中落,从原先的花园洋房迁入嘈杂长弄里的一幢弄堂房子。每天放学回家,他从后门走进潮湿阴暗的底层客堂,后阴沟涨溢的污水气味一直漫进房间。母亲在二楼卧室开着无线电,唱的是京剧。成年后,他一听到京剧,就感受到一股没落的气息。他是在新政权的阴影中生长起来的一类人,心底是压抑的,对社会也是游离在外的,抱着漠然的态度。他虽然没有成为“反动学生”,其实是比那一位更具阶级异己的性质。那一位是处在政治社会的中心,成为对立面仅仅是历史的误会。这一个则是真正的边缘人,他所以没有沉沦到底,那是出于享乐的天性。他爱玩,游泳,唱歌,船模,排球,等等。他对生活还是有兴趣的,在这个沉闷的县城里,他都因地制宜地找到了快乐,那就是钓鱼。他扛着鱼竿去钓鱼的样子,真是很迷人。他对生活的认识是感性和具体的,注重细节,这使得他对政权的不满,不会概括归纳为抽象的理论,从而招致危险。这种不满,在他竟然表现得很有人情,那就是,他对所有的失意的人施以强烈的同情和关怀,尽管有一些失意并不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容忍了他那位同屋的恶习,而终于相安无事。在五河县中,受他庇护的,还有一个老教师。老教师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现在学校教数学。他至今保持着黄埔军校严格规范的操行传统,衣着特别整齐,从不见他敞领捋袖的。在最炎热的夏天,他走进课堂也是穿着中山装外套,领下的衣扣,扣得严严的。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绝对一丝不苟,有一个字说错了,也要纠正重来。他早年丧偶,自后没有再娶。天好时,他将被褥箱笼搬出门外,支一张凉床晒霉气。在他的箱子里,有一个绣花绷,显然是他亡妻的遗物。体育系七〇届生看了,很受感动,便暗下决心,要负起保护他的责任。他年老体衰,但独居一室。五河县中校舍很大,宿舍间距较远,又是在县城边缘,靠近农田。体育系生想搬过去,与他同住。可老黄埔生独处惯了,并不欢迎有人进驻。体育系生很能理解,以为这是一种高尚的习性,不像他那位复旦的同屋,全是低级习性,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可是他又不放心老黄埔生一人独住一室,考虑良久,就交给他一个叫操的哨子,嘱他若遇到紧急情况,就吹这哨子,他将闻声赶到。老黄埔生也受了感动,他对这上海小伙子生出些喜欢,可长期的单身生活,已经使他很难与人深交。倒不是有什么防范心,而是不习惯。但体育系生则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他,并且也取得了他的了解,不是有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吗?有一天晚上,他提着酒,端着新烧的菜,到老黄埔生屋里,两人开怀畅饮。喝到深处,老黄埔生红了脸,眼睛里也有了水光,有些倾心相告的意思,结果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过,对这样的晚宴,他终究表示出了兴趣。这样,他们这一老一少,就成了莫逆之交。虽然,彼此相知甚少。即便是喝酒喝出了眼泪的这一刹那,心和心还是隔得很远的。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支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濡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黏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五河县中的老师,来路很杂。倘若到人事科去看档案,就会发现每一个的历史都很复杂,来到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罪贬的性质。而他们之间,却有着默契,从不互问来历。他们都是独往独来的,自己在自己的屋里,头上各有一片天,各有各的社交圈子,互相也不参与。时间长了,难免会露一些端倪,也不要紧,谁也不干谁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五河县中表面看上去散得很,见面如同路人,但内里其实团得很紧,有着牢不可破的一致性,有些滴水不漏的。它和农机厂的自由不同。农机厂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式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的意思,带着点破坏性,风格比较粗鲁。这里却是有着些家底,带着些享乐主义,难免是沾点颓废的边,但还是被人生抓得很牢,不愿放弃。这两种都含有些尖锐的东西,前种宣泄得比较厉害,因此便所剩无几,反而调和了。后种表现得很温和,比较节制,结果是在继续培养和生长。这也是因为后种的尖锐要更加深刻,源远流长。也许是这两种之间掩藏着我们所不觉察的前后继承的关系吧,我们农机厂的圈子渐渐倾向、转移到五河县中,知青的桥梁作用也为上海来的大学生所代替。
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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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样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在我后来居住过的苏北城市徐州,根据传闻,我们在夜晚穿街走巷,来到一座大杂院的背后。那里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由于大杂院坐落在台基上,那扇窗就离地面很远。大青石的墙壁陡立着,墙面很光滑,没有可攀附的,好让我们爬上去,接近那窗口。我们只能伏在窗下,耳朵贴在墙缝,等待着。人们说,夜深的时候,窗户里会有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去了几次,也没有听见过一回。我们就贴着那堵高墙,守至夜半。窗户里非常寂静,耳边只有风声。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也不知何为《第五交响曲》,可我们就那样虔诚地等待着。我们完全相信,在这条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潜伏着莱茵河畔的那位巨人。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乎乎的针。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针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臜。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口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人,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他所以找到我们农机厂来,是事出有因。农机厂的这伙人,在县城里相当出名。在我们的周围,渐渐围拢了一些别的单位的知青和大学生,就像我们的外围。其中有窑厂的、手管局的、中学的、小学的,还有文工团的。他找我们,就为了与县城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接上头,因为他要介绍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来投考文工团。他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农机厂。不知是为了与我们笼络关系,还是真对我们有好感,那几天,他与我们混得很熟。他先是听我们谈,接着就加入了讨论。他一旦发言,我们便全噤了声。我们显然不是同他一个量级的,在他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过后回想,其实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开,引入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他的强项,而我们都是弱智。这是个什么领域呢?就是杂闻博见。他谈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戏剧,还有上海的文坛旧事。他不瘟不火,不紧不慢地说着这些,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海外传奇。我们是连提问的准备都没有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他却渐渐地惜字如金,越说越少,在博得我们的崇拜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其时,他的沉默都是有含义的,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他坐在农机厂宿舍的床沿,用我们的搪瓷盆吃着农机厂的饭菜。可他从容镇静,仪态一点不打折扣,上海的风范也不打折扣。这真是一个奇迹,可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信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匮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叉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音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呼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年轻的体育系生后来有了恋人。时间进入了一个阶段,县城里的外地青年突然开始了恋爱。就是这么些人头,际遇都是有限的。倘有一对发生变故,就可能推翻全局,打散所有的组合。这样的调整甚是波动,要大大地乱上一阵才可达到新的平衡。这些外来者的恋爱使县城的空气活跃起来,城外的田野小径上,留下了年轻而开放的恋人们的身影。这情景是带有戏剧性的,人们像看电影似的看着,怀着嘲讽和羡慕。在所有的恋爱画面中,体育系生和他的女友,无疑是出众的一幅。他的女友就是农机厂那一拨里的,压面条老人的小说就是出自她手。他们各自都拥有着追求者,但当他们真正结对的时候,各自的追求者便都识时务地退出了,不再作徒劳努力。他俩走在城郊的田地里,照县城人的话,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就此,也可看出,人们对他们的恋爱抱着的审美的态度。这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欣赏的,也是爱护的。没有人想要去破坏它。至多是,有调皮的好奇的孩子,要去撩拨一下。这有些类似现在的追星,就是说,看看电影上的人物,真相究竟如何。有一回,学校英语老师生病,教务处让体育系生去代课。这堂课是教名词,体育系生教得很生动,不仅讲了大纲上的那些,还增添了许多别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胜。告诉道,这在英语里怎么说,那在英语里又怎么说,课堂气氛也相当活泼。忽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某某某,英语应当怎么说?这某某某,就是农机厂的,他的女友。这问题提得相当俏皮,而且大胆,具有挑衅性。体育系生愣了有那么几秒钟,然后大步上前,揪住那学生的衣领,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学生,滚出去!说着,就把他拎了出来,推到门外。这一幕发生得那么突兀,还那么出格,可是没关系,课继续上下去,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事后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人来告他体罚学生。这地方就是这样尊师重道。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匮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士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后来,他们全家离开了五河县城,溯流而上,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城,在那里一所大专院校供职,此后杳无音讯。以上说的那些人后来大都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去到各大城市,可是他们依然带着隐居的影地,走哪,带哪。他们的历史明暗相间,隔成一段一段的,他们全都默默无闻。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士。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琇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99lib•net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备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成群的知青。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于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侧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鱼和虾的价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县城人从来不吃螃蟹,而上海人视为珍物。于是从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终五角。上海大学生雄壮的购买力和古怪的食欲,重新调整了县城的物价和经济。火油的销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精巧的火油炉抵得上整个单位食堂的工作量,他们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国菜、铁排鸡、葡国鸡、红烩大虾、奶油蛤蜊。这些奇异的香味飘荡在县城的犄角旮旯里,混进了几百年不变的柴米烟火气中。
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这样的师生对峙的场面,在五河县中也没引起什么轰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很多怪人怪事在这里上演,这只是其中的一幕。这里不仅师承了严肃端正的儒风,也师承了放荡不羁的老庄,有着这些准备,什么样的乖戾都可容忍了。但这乖戾,是必以知识作前提的。那个时代确实扼杀知识,许多文化的传统被灭绝掉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时期。可是,在我们县城这样的地理的夹缝里,倒正好相反,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退居到了这里,比平时更加聚集起来,变得突出和鲜明。要说,正是这种夹缝样的地方,才是藏精蓄锐的地方。它们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这种固定不变,保护了我们人类积攒了很多时间的优良的素质和训练,使其不至流失,得以传继。你要是走过淮河,乘着轮渡,轮渡扯着呜呜咽咽的汽笛,缓慢地行驶着,那缓缓退去的两岸,和两岸间的笛声,就有些像这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拉水车在河滩上,淋淋沥沥的车辙,也有些像。
他也带来了那个从上海来考文工团的待业青年,到我们这里做客。事前,他已经与我们谈了这女生的身世。这女生是因身体原因而被划入“待分配”一档的。“待分配”就是免去下乡,留在上海,暂缓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毕业生求之不得的。可这女生却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母亲早逝,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自然是嫌弃她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艺术天赋,尤其表现在戏剧方面,无奈出身是资产阶级,几次报考文艺团体都落榜。这一回,她降低标准,决定到县一级的文工团试试运气。她报考的是导演这一行。听起来就像是个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很向往和她会面。可她的形象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老练、大方,还有些傲慢。她长得也很一般,两边耳畔各长有一个绿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就不怎么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将她尊为上宾,卑微得不敢向她提问,也是她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那天上午她已经去过文工团的考场,她说她做了一个“小品”。我们甚至不敢问一问“小品”是什么。看得出她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主要与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谈话。他们互相都很懂得的,说着戏剧上的典故术语,我们完全插不进嘴去。下午她就搭长途车离开了县城,考文工团的事情并无下文,而那上海人从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场也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退下了。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洇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洇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染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呱。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他“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脸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流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他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魅力是埋藏很深的魅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败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
一稿:1998年6月2日二稿:1998年6月22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璞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老黄埔生像影子一样生活在这县城中学里,他严己律行,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单薄的印象。他倒是颇有些相似前面说过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写作的“小说”,那个压面条的老人。只是后半截与知青深交的情节不像,那是来自我们年轻和温馨的想象。我们良善地期望去打开一扇扇紧闭的心扉,好安慰寂寞的心。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孤独是不留一线缝隙的,他们将孤独坚持到底,永远居住在黑暗的影地里,这就叫隐居。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居住着多少影子,我们知道的只是万分之一。它们隐入隐居地的夜晚之间,当太阳出来,天地大明,就已改换了声色。那小说里所写的,最后留下的坟墓,更是天真的文艺气、教条的浪漫主义。事实上,什么坟墓也没有,隐居是不留纪念碑的。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藏书网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
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伏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锃亮。他也是戴琇琅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便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音了。这时候的上海话,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概念时,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湖气。可他,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濡目染、精心学习的结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中间。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衣服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又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肯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五河县中有许多怪人,这些怪人的集中,使得这个县城中学有了才情。因要容纳这许多特异的性格与经历,它不得不开放了思想,于是就变得自由了。不要以为在那个政治生活一体化的时代是谈不上自由的,即便谈自由,也是可笑的、将就的。其实,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它们不是书写历史的,它们书写的只是些随风而逝的私人生活。可它们真的很活跃,不怕人不信,事情就是这样。五河县中就是证明。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得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疗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六二六”,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黄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黄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沉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士,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还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个时期的写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被放逐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患着晚期的结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压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致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地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生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得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九九藏书网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合,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明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种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牍。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秫秫,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秫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个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既是虚无的,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六二六”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木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责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从的态度,他们不会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问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草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的,将一口薄皮棺材送上了路。
想起来,那四十个上海大学生登上码头,似乎平静得有些奇怪。这四十个年轻男女,携带着样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们知青,都是凭上山下乡证明购买的式样单一简陋的箱笼。他们是要色彩丰富的,带着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的背景。并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职业的人,拿着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时代的有产者。他们下了码头,走过坡岸,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里。他们闹嚷嚷的上海话,讥讽着这个县城里的所有一切。他们照着上海人的习惯,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没有更多地惊动这个封闭已久的县城。他们一两日以后就纷纷离开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工作单位。这样就更难见其踪迹了。你想象不到,这个结构简单、人口不多、建筑单调乏味的县城,竟有着这样多而隐秘的空间,四十名大学生一下子销声匿迹,生活照常进行。可是,改变还是发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就是物价。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们不太关心我们,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粝,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蓄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我们这两个地方开始走动起来,并且热情渐高。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六七届毕业生,这学校和这专业都令我们瞠目结舌。在我们这些乱世少年心目中,那是不复回返的光荣与梦想。时代已经荒芜到头了,再不能有什么耀眼的辉煌。他在我们眼里,是前朝遗民,带着盛世的余晖。而且,他不止是一名新闻系的学生,他还是一名反动学生。他所以分配到这个贫瘠的县城,就是因为他的反动学生的身份。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在这种偏僻的所在,许多概念都会变得模糊和隔离。“反动”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它非但不使我们提高警惕,反使我们激动起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抽去了具体的性质,剩下的只是一些审美性的含义。比如“受难”,比如“受罚”,还比如“叛逆”“叛道”。好了,这足够刺激我们的好奇和虚荣了。我们缠住了他,一有机会就到他的房间,守着他,眼巴巴地望着他,等待他吐出骇世惊人之语。可是,一切竟很平淡,他说的尽是一些你我他都知道的内容。而且,他一点不比我们更激进,也不比我们更有热情。他甚至有些市侩的习气:吝啬,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他是较为敦实的矮个子,梳偏分头,脸部的轮廓不是不鲜明,而是有些多肉,就变得浑圆了。他说话有时会带出几句切口,明眼人就可看出他是生活在上海这城市,大墙背后的夹弄里的小市民堆里。他还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他一身上下笔挺,皮鞋锃亮,可是与人合住的宿舍却可以不扫地、不铺床、不洗碗。这不是落拓,而是邋遢和懒惰。尽管我们承认,这些都不要紧,都是他的个性和特质,可是这些特质说实在是有点叫人倒胃口。然而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认识他,我们其实并不十分知道,我们遇到的,究竟是谁。
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六二六”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有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五河县中的校舍是很大的,几乎比得上上海的一所大专。因都是阔大的平房,每一排房屋之间的间距也都宽阔,看上去平展展的,甚是开阔。前边是教学区,后边是教师住宅院,中间是学生宿舍。县中一半以上是乡间镇上的学生,他们大多住校。镇上的学生用粮票及钱领饭票,乡里的,则从家里带细粮来交到灶上,换取饭票。在我们乡间,供一个孩子读县中,须将全家全年的细粮集中起来,还要欠些。所以学生们大都有个干粮袋,装着豆面、秫面、芋干面的馍,充实口粮。尽管是这样艰难,乡间也还是积极供孩子上学,能上县中是一件荣耀的大事。这是有着上千年耕读传统的乡间,在路上,遇姊妹尊称“大姐”,男孩子的尊称是“学生”。也因此,这里尊师成风,真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五河县中的怪僻性格,也是在此纵容下,才得以发展的。这有些魏晋风的,时代也有些像,却是尊师重教的民情,熏出来的名士风气。现在想来也有些吃惊,这些生活在偏僻庄落里的孩子,何以能面对了这些怪脾性,不惊不怪,从容处之。其实,骨子里都是有教化的,性情深厚,一点不轻浮,特别有肚量。在校舍间,规规矩矩走着的都是学生,那疯疯癫癫、歪歪斜斜的,却是先生。在礼仪和做人上,学生是老师的老师。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较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他也没有太推辞,就端九_九_藏_书_网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姊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姊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地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对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在五河县中后排的家属院里,还住着一个右派。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在上学期间戴上了右派帽子,被下放到安徽劳动。在农场里结识了安徽省医学院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他,毕业分配放弃了留省城合肥的机会,跟着结束劳动的右派的他,来到了这个县城。右派在学校里教英语,右派妻子在县医院当大夫。这位妻子出身于诗书礼仪之家,从小生长在合肥。自从跟上了右派,便学会了一身市井泼妇的本领。当人家欺负右派时,她便挺身而出,可堵着门骂半天,骂得人不敢出门。其实人家欺负右派,倒不只因为他是右派的缘故,他本是一个软弱的人,命运又不济,不免就畏畏缩缩的,凡事都退让在先,别人自然就要进了。现在知道他老婆厉害,就不敢再冒犯,两头算扯平了。但这也并没使她就此恢复闺秀和知识分子的清高作派,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她接受的不仅是一个右派,还是一个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右派是上海人中“江北人”的那一类,生活在棚户区中,干着这城市里最苦最累最下贱的营生。他们大约是三代人才供出一个大学生,不想折戟在右派这回事情上。但他并不能够因此推卸掉作为长子长孙的养家的重任,他每月的工资,要供应祖父祖母生活、弟妹读书,还有多病的母亲的药钱。于是,右派的妻子不得不锱铢必较,为一分钱,和菜贩肉摊争得不可开交。她的一儿一女也像乡里孩子一样,上学时带着一个搂草的竹耙,一路走一路耙,将路上的碎枝末秸,搂回家烧锅。有人笑话孩子,她就又冲到人家里去骂,骂得人不敢吱声。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她丧失乐观的天性,她依然笑口常开,快快乐乐地打发着艰难的时日。她很有幽默感,即便是叙述自家的窘境,也是带着快乐的风趣的口吻。贫困也没有妨碍她赤诚待人,她依然很好客,总是拿出最好的待客。贫困其实是比政治上的落难更压榨人,使人丧失自尊。而她将外表磨得粗糙了,就像是有了保护层,她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完善,不受侵蚀。只有贫困生活养成的极端节俭的习性,伴随了她,直到境遇彻底改善以后。这就不免要出很多洋相,她自嘲地说给人听,一边说一边笑,直笑出了眼泪。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信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两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淙、潼、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徜徉,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徜徉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几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后来,我们回上海探亲,与人谈起了他,那人几乎是惊呼了起来,说道,原来他在你们那里!就好像是我们将他藏匿了起来。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驱、红卫兵的一员,所有的革命的起落跌宕在他胸中都有一本账。那人告诉我们,当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过他的专场批斗大会,斗大的字写了一条街的围墙,写着,打倒反动学生某某某。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这名字可是振聋发聩的。那人怀恋地谈起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原则,以及他所组织的盛大的行动。革命真的是狂欢节,而他是狂欢节的首领,坐在众人拥戴的宝座上。那人遥想过当年,便急于倾听他目前的情况,还有,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惭愧我们一点也说不上来什么。他的表现极一般,没有什么是值得加以描绘和渲染的。这完全可能是我们缺乏洞察力的缘故,我们没有觉察,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什么样的历史性的人和事。不过,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这是历史赐予的良机。那人失望过后,又继续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的道听途说。他出身于一个工人世家,可尽管如此,也没有减轻对他的处罚。他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销声匿迹,却原来是到了我们那里。那人又一次这样说道。甚至,就连他的家人都没能幸免受他株连。他的弟弟,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说来也奇怪,这个三代工人的家庭里,尽出高材生,孩子们大都学业出众。他的弟弟本已经参军入伍,连军装都穿上了,编进了新兵连,却因他哥哥事发,脱下了军装,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
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他的班级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要比其他孩子年长几岁,已接近青年,加上他身材高大,体格成熟,看起来又要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是一名中央高级干部的孩子,在上层派系斗争中,被贬罚,全家下放到此乡间。两个姐姐按知青下放政策在农村劳动,他则到县城中学继续求学。其实他已过了读中学的年龄,这年大约是十八足岁吧。他也不时常来校学习,而是四处游荡,并没有什么目的地,走到哪算哪。有一回,在轮船上遇我和姐姐去蚌埠办事,他便也随我们去到蚌埠,在我们蚌埠的朋友家住下。这实在相当冒昧,好在他有着许多中央上层的内幕新闻,又很会聊,吸引了人家的兴趣,也就接纳了他。他很有些没落的世家子弟的习气,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心里还是瞧不起人家的。虽然是一无所有,却也什么都不在他眼里,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赖皮式的信心,四处游荡。当他认识了体育系生在农机厂的那位女友后,就开始接二连三地上门,坐在人家的宿舍里,吃饭时也不走。他说小是个大男孩,说大也可算是个青年了,个子又大,在宿舍里一占就占去一大块,十分惹眼,不免会引起非议。终于,在一堂体育课上,体育系生在全场列队前面,将他训斥了一通。体育系生斥道,你搞搞清楚,你是多大的一点人,轮得上你吗?等等。他再是高干的孩子,再是纨绔,终究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处在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年龄,特别渴望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因此不免会因自己的不成熟而自卑。体育系生的话无疑是指到了他的痛处,他红了脸,梗着脖子,却说不出一句话。体育系生还不放过他,又将他搡了一把,警告道,再看见你去农机厂,决不饶你!从此,他便从农机厂绝迹,进而从县城绝迹,也不再上学了。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地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摘了帽子,得到改正。他的一九四九年跑去台湾的老兵叔父,也联络到了他们。然后,这一年的夏季,就到沪探亲。这年的夏天,上海特别炎热,好像掉进了火炉。他们一家特意赶来上海看望从未见面的叔父,叔父请他们在他住宿的宾馆里吃饭,接着他们就要回请。宾馆这一顿并没有给右派妻子留下什么好印象,只觉得繁琐的杯盘碗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她说,正吃得好好的,忽然却要换碟子。殷勤的服务也使她不安,小姐蜡烛似的戳在身后看着,吃饭怎么吃得下去?不菲的价格更令她触目心惊,深感造孽。于是,她决心回请的这一顿,在自己家中进行。她从前三天就开始置办酒席,买了三只鸡、一条猪腿、一木盆鱼。那时,家中也还没有冰箱,东西有一大半变质了。到了那一日,天气热得可怕,叔父与他的同伴,乘着出租车,百折千回地在陋巷深处,找到了他们家,然后走进火烤似的水泥屋顶的平房,坐在条凳上,面前一大片热气腾腾的鸡鸭鱼肉,几乎摆到桌沿上来,倒是一点不掺水的,实实在在。可炎热败坏了人的胃口,又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流汗流得几乎虚脱,最终也没能动了三五筷,便打道回府,匆匆结束了这餐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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