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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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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是在成长的一个什么节骨眼上,我们变得如此脆弱,胆战心惊。有一阵子,我们特别惧怕对窗的灯光。那一排窗距离我们很远,是在我们房子的前面,隔着另一所中学的大操场。我们用一条纱巾蒙着头,透过纱巾,那灯光就变得很诡秘。它的光涣散开来,光的纤维飘荡游动。奇怪的事情在于,那一排窗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一扇亮着灯,其余都暗着,这使我们更有理由惊惧了。一到晚上,我们将这条纱巾传来传去,去接受那灯光给予的惊吓,然后在惴惴不安中入睡,让噩梦来侵扰睡眠。我们在这神秘灯光的惊悚之中,沉溺了一段时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刺激。对,问题就在这里,惊悚给我们刺激,它似乎是我们生长的需要。这是一种不甚健康的需要,体内某一种腺素在活跃着、亢奋着、要求着这种不正常的养料。夜幕中那一排黑洞洞的窗户里,按时亮起的一扇,向我们传送着一些晦暗不明的气息。楼房的暗影,还有楼房与楼房间的空地,都怀着沉郁的晦涩的表情。它浸淫了我们。这时,我们怀着寻密探幽的心情,我们放学不从大马路上回家,而是在窄巷长弄里穿行。似乎,所有的弄堂都有着蹊径别路,它们四通八达,将弄堂和弄堂结成一张网。真是有想不到的发现,忽然就走到一条背静的夹弄,有时候则是相反,一条背弄神秘地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就好像一团乱麻的一个线头,来无影,去无踪。即便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它们依然保持有各自清晰的、不容混淆的面目,这面目来自它们各不相同的生活。那全都是离群索居的。我们也是离群索居。
我们家的院子就只巴掌大,却是我的广袤的田野。就像我去绍兴鲁迅先生故居,看见那著名的百草园,我极其惊异百草园竟是这么逼仄,而且乏味,与鲁迅先生笔下的描写相去甚远。成年以后,我们再不会像儿童时那样,善于播种和收获快乐。就这样,我们家的小院子,成了我的大自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是保姆和姐姐有一天从菜场买回来的。另一棵是园林局统一来栽种的法国梧桐。隔壁院子显然要比我们院子繁荣得多,单是依着我们这边院墙,就种了红白两棵夹竹桃和一棵枇杷树。到了春天,沉甸甸的花枝便垂到我们院子里来,还有,青枇杷也撒了我们院子一地。同时,夹竹桃的有毒的香气也在院子上方弥漫开来。我们这边就萧条多了。我们的石榴树总也长不高,而且瘦弱,花朵稀稀拉拉,然而,却很醒目,是发亮的金红色。有一阵子,它甚至生了奇怪的虫病。虫是褐色的,长条形,表面有着细细的节,颜色与形状都与枝条一模一样。它紧紧地贴附在枝条上,很难发现。我耐心地用筷子一条一条地剥离,忍着恶心。我竟然一条不剩地将它们全部剥离了。但这还不是转机,事情的转机出自我的一次农科实验。我从《十万个为什么》上面读到,在果树的根部截去一周树皮,可使养料更有效地供到枝叶部分,促进开花结果。于是,我便在石榴树的根部截去一圈圈的树皮。不想,来年春天,石榴开了满满一树花,好像挂了一树的金红小灯笼。可它还是长不高,也长不大,并且不结果。那一棵梧桐树,却飞快地长着。几乎没有人注意地,它长到了院子的上空。我甚至不记得它的树干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从来没有照管过它,它在我们院子里,就像一个侵入者。大约七八年以后,已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一场台风,将它刮倒,带起了一半的根。母亲叫上我,合力把它拔起,从墙上推了出去。母亲悄声对我说,自从来了这棵树,我们家就过得不好,这是一棵不吉祥的树。我虽然没这么总结过,可我从来和这树不亲近,视它于无睹。可能它对于一个小院子来说,太高了,它的树冠超出了视线,但它的树干我也没有注意过。
我敢说,母亲一定是忘记了这个允诺。因为有一些时间过去了,实现允诺的机会却没有来临。倒不是说母亲单位再没有发票看电影和演出,而是发两张票是无法体现这允诺的。两张票,正好我与姐姐同去,她还是比我多看一场。甚至有一次真的发了一张票,可是邻家男孩正好生病,他的妹妹很幼小,不可能离开大人去电影院,所以把票给了我们。姐姐依然比我多看一场。我们依然扯不平。可是这些票来票往却使人们忘了还欠着我一场,只有我记着。事情已经不止是看一场电影或者演出,而是要消除我的不平。我的身心都急需要这次实现允诺来摆平,否则,这将形成严重的创伤。没有人明白这些,人们以为事情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一切都将从头来过。时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临的。
就是在这光线幽暗的内厅,从里朝外看去,阳光烁烁下的马路,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国泰电影院正是在一个街角上,一面是繁华的大马路,一面是高尚的林荫道,两条马路相交而成城市的时尚的画面。它使我们向往,但也胆怯,意识到那里是有着一些危险的,而电影院内厅却要安全多了,它的华丽的幽暗有一种蔽身的效果。我们手里捏着电影票,脚步匆匆走过马路,到了这里,就放松下来。检票员撕去半截票,等于发放了通行证。放映厅还暗着灯,电影开场早着呢,我们就在这里尽情地玩耍吧!由于空旷无人,我们轻轻的说话声都激起了回声,我们耳语般地交谈着,交换着对照片上的明星的看法。我们在打蜡地板上滑行着追逐,以暗影作掩蔽捉迷藏。然后,人就渐渐多了起来,玩起来虽然不那么自由了,可却热闹了,有些回到人间的意思。因为临近开映,内厅里亮起了灯光,这也叫人温暖。挤在人堆里,我们很安心。方才自个儿玩耍的情形,显得有些寂寞了。然而,这一次,就在临进场的时候,我们的电影票找不着了。那撕去半截的电影票是捏在手心里的,可不知什么时候却松了手,玩起来总难免忘形。我和姐姐脸色都变得煞白,我们先是不相信似的上上下下使劲掏口袋,期望它是躲在哪个口袋角里,然后则满地地找寻。我们在树林般的腿之间摸摸索索,手摸得漆黑。还是一无所得。人们都渐渐进场了,我们就留在内厅里悄声商量着。我主张去向领票员坦陈实情,看他们怎么说。姐姐不同意,说这样一定不会让我们进场看电影。我以为不进场回家也是一个办法,否则还能怎样?姐姐比我年长几岁,更有胆略,看电影的要求也更强烈。她说反正我们已经进了检票口,进放映厅不会再次检票,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的座位号码。这实在是一个冒险的计划,万一半途查票,万一有人捡了我们的票前来看电影?这场电影我真的不要看了,这时候回家真是个解脱。可姐姐不由分说,她说她想起了我们的座位,拉着我就进了场。
我的小动作很拙劣,带有人身攻击的意思。我对班上同学说,他的发型是“包头”。所谓“包头”,也叫“火箭式”,是将头发留长,涂有发蜡,用电吹风从额前高高翻卷上去,梳往脑后,直至颈下,要说“包”,就是“包”在这里,带着庸俗的资产阶级气味。我还将他名字中的一个字略改了笔画,再读起来,就是一个可笑的绰号。这两桩事一无遗漏地被好事者报告了老师。就是有那么多讨他欢心的人。于是,有一天,我又被叫到了办公室。这一回,可不比那一回。要说,这是面对面的时刻,要反击就看这时候了,可我却畏怯地哭着,无法说出一句囫囵话来,时机就这样贻误了。老师是真的生气了,他非常恼火,他甚至站起来,转过身,要我看他的头发,说:“哪里包?哪里包?”他又用手指敲着备课本上的他的名字说:“这是家中老人起的名字,老人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封建思想也是正常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老师那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再有,那“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政治空气已经充斥着火药味,我的出于个人恩怨的中伤,弄不好会断送他的前途。而我一点没有窥破他的虚弱,反被他的发急样子吓得要死。
我们这排房子的后门对着一座高墙,高墙和房子之间的那条窄道,就是后弄。墙那边是一个辽阔的大院子,是党校的校园。那里原来是著名的震旦女子大学,一九四九年以后,震旦女子大学没有了,就由一所重点中学和这所党校分割了校舍与园地。后弄的高墙那边,正是属于党校的那部分地面。即使一分为二了,那园子依然很大。震旦女子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所以,从楼上的后窗,可看见那建筑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拱廊,拱廊里有一座石雕的立像,一母携着一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也许是因为雕刻粗糙,它在我们远远的视线里,显得模模糊糊。但是,在那种空气澄澈的夜晚,它们的立在空廓夜幕前的静静身影,则变得边缘清晰。它们有一种寂寞的安详,令人感动。我们有时在后弄里打羽毛球,羽毛球很容易就飞过墙,从墙的那边落了下去,无影无踪。我们曾经壮胆去寻找我们的羽毛球,那就需要走出弄堂,走过一段马路,再走进另一条弄堂,那另一条弄堂的底处,才是党校的大门。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地理位置,我们的后弄与党校的园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好容易说通了党校的门卫,踏进党校的园子,却茫然起来,简直不知道该往哪里举步。我们在党校的园子里兜着圈子,寻找着那座高墙,高墙下的羽毛球。墙下长着杂树和杂草,相当茂盛,就像一个小树林子。夕阳低低地斜照过来,树叶和草丛毛茸茸的,我们的羽毛球就停在那里。我们撒开脚步向它奔去,杂草在脚底柔软地倒伏了。这时,我们看见了高墙外的我们的房子。它变得面目陌生,高墙也面目陌生。它们看上去陈旧而且灰暗。隔壁中学的下课铃声响起了,在这隔成两半的大园子里游荡,余音拖得很长。
这一条夹弄得自姐姐的发现,她吊了我们几天胃口,然后在我们强烈的向往之下,带我们前往。这条夹弄其实算不上夹弄,它只是两座相连的楼房之间的一道狭缝,缝中是一条干涸的阳沟。我们只能分开脚,跨过阳沟,踩住沟的边缘,一步一步挪过去。墙就蹭着我们的肩,从这头走到那头,已经不成人样。身上是墙上的灰,脸上头上蒙着蛛网和小飞虫。阳沟散发出昏晦的气味,决不是臭,甚至连难闻都算不上,但却令人黯然。它给了我们一种晦涩的乐趣。我们来来回回地从狭缝中挤身而过,头顶上是一线天,我们就好像身居黑暗的蝙蝠。
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处境。这处境有时候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来进行认识。别人的某时某地的情形,如镜子一般照出了我们的。就像我在电影院放映厅门口,裹在紫红丝绒门帘里,看见了那妇女在哭泣的时刻。这很偶然,但总会有那样的时刻。还有一次,是母亲被分配到一个新单位参加“四清”工作,临去前夕,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来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周围都是陌生人,心中很是害怕。母亲将这个梦讲给我听,我不由黯然神伤了许久,感到非常悲哀。这个梦在某个方面触动了我,锁在朦胧中的抑郁世界似乎初露端倪,是不幸的端倪。原来是这样一无所助的,我们处在冷漠之中。其实早就是这样,而我们一无所知。沉睡的理性好像突然向我们眨了眨眼,再重又入睡,可就着这点倏忽即逝的微光,我们也看见了身体周围的一圈,我们孤零零的。其实这就是独立的最初状态,我们赤裸裸的,没有一点披挂和掩饰,任何时刻都会遭到袭击。
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之前发生的。发生的时候,它们似乎并不是不幸的,它们只是叫我们着急、惊慌、扫兴,可却不是不幸。当时我们只顾着应付眼前的处境,无暇考虑是幸还是不幸。不幸的感觉被压抑着,在不自觉中一点一点地积蓄起来,然后遇到触发的契机,便一涌而出。这时候回想起来,不说别处,单是在这电影院里,就发生过不少不幸的事件。
这一年的夏天,所有的不顺遂似乎都发生过了,人已经处在消极的状态,有一种心灰意懒,对什么都提不起99lib.net劲。生气、惊怵、抑郁都消融在夏季的慵懒之中,还有经历磨折的疲惫之中。事情该告一段落了,可是,就是结束不了。不知身心内的哪一部分起着抗拒,不让事情就这么了了,似乎还期待着一个有力的结尾。结尾部分空白着。这骚动不安的时期,需要一个特别有力的结尾,否则,就结不了。还有一些燃料没有消耗,一些冲突没有平衡。在慵懒与疲惫之下,有一些惧怕和等待压抑着,不知所以的、盲目的。其实那将来未来的,是一个打击,带有彻底的消灭的性质,它将把一切都推入过去,一无遗漏,永不返回。后来的岁月将重新砌起一个年代,完全不同的内容。
我们的病房,有五张床位。三张是并排抵东墙而放,另两张是沿西墙头尾相接地一顺放。我就在西墙顶头靠窗的一张,阳台的门就在我的床头柜旁边。在门那边正对着我的病床上,是一个川沙乡下的农妇,有许多农人模样的男女,川流不息地来探望她,说着难懂的川沙话。她的病不重,眼看就要出院,却总是愁眉不展,时常叹息。忽有一天,她绽开了笑容。下午她的女儿来看她,也是笑容满面,前来探视的亲友则都向她道贺。她不善言语,只是笑着,几乎合不拢嘴。原来她的病因检查出来,是血吸虫引起,而凡属血吸虫病范围,都可由当地政府担负医疗费用。这才明白,这多日来,她愁的是这个。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病也治好了,她欢欢喜喜地出了院。出院那一天,亲朋好友来了一大帮,用各种手法溜了进来,前呼后拥地将她接走了。她的病床空了不到半天,就来了新病人。这是个年轻妇女,长得很文静,梳两条长辫,戴一副白边眼镜。她是一个人住进病房的,却显得熟门熟路。安置好自己的东西,在床沿铺一块白布,然后坐下来吃荔枝。她铺一张纸在膝上,放荔枝的壳与核子。她一颗接一颗地吃,吃了一会儿,就起身检查身下的白布。只这一会儿工夫,白布上已染上了血迹。她一直在流血。可是她很镇定,毫不慌乱地再又换上一块白布,坐下来,继续吃荔枝。
很多年以后,我们早已经搬家,离开了这个地区,有一次我又来到这个电影院。电影院的内厅一角开辟了一个餐厅,供应得克萨斯州牛排。和所有的电影院一样,由于电影市场的不景气,它必须扩大经营范围。我在餐座上坐下,要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牛排。已经过了午餐时间,餐座上只我一个顾客,只这一角亮着灯,其他地方都暗着。两个小姐站在吧台里,轻轻私语,但在这寂静的空荡荡的厅里,声音却非常清晰,连说话的声气都一丝不漏地传进耳朵。餐座是在内厅的最深处,望出去,门厅外阳光下的马路显得十分幽远,那里的声息到了门厅里便偃止了,漫不进来了。因此,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无声的银幕。而内厅的中央则黑着,就像一个演出结束后的舞台,演员都退场了,布景在黑暗里沉默着,可是只需要一束追光,它便活了过来,戏剧又将开头,继续。可是追光没有亮起。倒是在黑暗和沉寂中,窸窸窣窣地上演着一些情节。
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身心里某一部分因得了特殊的养料,在疯长。而另一部分则因养料不足,几乎处于停滞。这种养料不均衡的状态即便是在短时间内结束,但造成的不均衡的长势,却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茁壮的部分以强大的吸收力掠夺着养分,瘦弱的部分则不因为养料匮乏而衰退生长的欲望,甚至由于受到压抑,它们具有着更大的动力。就这样,你争我夺,争先恐后,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什么都是不协调的,难看而且痛苦,由于盲目而深感绝望。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的多余。这多余的感觉是由里及外延伸的。自己的手脚首先是多余的,不知往哪里安置才妥帖,这已经足够使人变得笨拙了。然后是自己的嘴是多余的,特别想表达得出色些,叫人注意,发生好感,结果出来的不是废话就是蠢话,或是招来不屑,或是招来嘲笑。挺好的话,一出口就变了,就失了分寸,有的重了,有的轻了。最终是,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时一群人站在那里,满心渴望参加进去,于是便向那里靠拢。可刚刚接近却发现人们都停了说话,看着自己,似乎是受到了侵扰和妨碍。无论是多么蹑着手脚,脸上笑开一朵花,甚至于有些谄媚的,结果还是一个,人们停了说话,并不转身,却用眼睛乜斜着你。自尊心和自信心便在这一刻,被击得个落花流水。为避免这样的窘境,便去找那些更小的孩子玩。和他们在一起是可以称王称霸。慑于年长和强力,他们一律唯唯诺诺,还很讨好,可就因为此,却再一次发现自己的多余。他们是好好的一伙,眼光里全是默契。他们以示弱的姿态排斥了外来的侵入者。在这个时期里,年龄的分界是极其细微的,大一岁小一岁都隔着鸿沟,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就特别难找到同伴。内部生长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是外部关系的不和谐,这使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尤其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困难的处境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一切都放大了。
我先把在场的同学扫视一遍,看看有哪个可与我哪怕同一段路。就是说,倘若是住在隔壁那条弄堂里的也好,我也许可以厚着脸皮要求他送我一段。至少有那一段同行,趁着一股子劲,我也可以冲进后弄,推开后门。可是,没有隔壁弄堂的同学。没有人与我同路。然后,我便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是走后弄,还是走前弄?前弄虽然略微可怕得好一些,可是,前门却不像后门,总是开着。它从里面拴上,与房间又隔了一个小院子。通小院子的门到了晚上,就锁上了。所以,走前弄就必须叫门,然后等着开门。最后才能进入安全的家。后门呢,就比较简单。走过后弄,直接就可奔进家门。可是后弄是多么阴森啊!我禁不住地打着寒战。走过后弄回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前弄呢?要是家人听不见我的叫门声?即便听见了,我又需要在那里呆多久?一个人呆在黑暗的弄堂里,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反反复复的权衡比较之下,这两条弄堂被一遍遍寻根究底的掂量,不断地增添着阴森的程度。恐怖攫住了我的心,我渐渐失去判断力。一直到电视结束,走出电视室,我都还不知道走哪条弄堂回家。
我们前一日买好了票,这一日早早地就来到“国泰”,检了票,在空荡荡的内厅里游逛,将打蜡地板当作溜冰场,溜来溜去。有时是单个儿溜,有时则一人蹲在地上,另一人拉着他的手,滑过地面。我们做这些时,总是小心翼翼地蹑着手脚,压抑着笑声,以免引起电影院职员的呵斥和驱逐,我们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权力的,虽然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关心我们在干什么。就这样,当我滑行到放映厅入口处,撞到那厚实柔软的紫红色丝绒帘幕上,丝绒的毛茸茸的光滑使我忍不住地将它裹在身上,然后将自己卷起来,卷起来,黑洞洞的观众席便展开一个角,于是,我听见了那个女人的抽泣声。
星期天的早上,姐姐和邻家男孩欢天喜地地出了门,我的生气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气,它使我非常的压抑。我又开始不和任何人说话,同时则感到深深的孤独。谁都不知道在我顽强的沉默底下,身心遭受着怎样的折磨。有时真是受不了,就问自己,是怎么会到这一步的?于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又在脑海里走一遍。事情重新上演一遍,心中的气恼就再添一成。这又是母亲早出晚归的日子,我的抑郁没有人注意到,谁能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呢?我抑郁地上学下学,在弄口看车水马龙的街道,直看到暮色沉暗,华灯初上。倒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快乐的时候,同学们之间发生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和姐姐或者邻家男孩一同玩耍,我就努力地笑,以使自己从抑郁中脱身。可是笑过了,闹过了,抑郁还是如故。没有办法,我救不了自己。前面所说的,和邻家男孩一同去“国泰”看电影,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姐姐很大度地将这张单独的电影票让给了我,倒不是她还记得对我的不公平,以此作补偿,而是她对纪录片没有兴趣。谁对纪录片有兴趣呢?可是没有它就什么也没有了。即便是获得了补偿,我也高兴不起来。就像前边说的,我努力振作自己,收效甚微不说,还遗失了电影票,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来到了这里,心头的阴霾稍稍驱散了一点,略感轻松。电影院里的嘈杂,有一种暖意。由于时间不早了,内厅已亮了灯,有些灯火通明的意思。放映厅也开始放人,从帘幕后透出观众席里的灯光。人们或进场,或在内厅流连。可是我却丢了电影票。我的电影票,不知什么时候,又丢了。邻家的男孩是个处事老练的孩子,他带我去和检票员商量。为证明我确实有票,他拿出他的票,还有单位寄票来的油印信函。并且这一回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座位号码,就和男孩的挨着。因为有了前次丢票的经历,我认定记住自己的座位很有用处。男孩说,假如我的座位又来了新人,我就退出。检票员是个挺面善的妇女,她耐心听完我们的陈述和建议,说,我可以在这里等着,等到电影开场时,那座位还没有人来,我便可以进场。这样,邻家男孩就进场到他的座位上,而我,则站在检票口等着。男孩不时从场内出来报告,那位子还没人来。我站在检票口,紫红色的丝绒缎穿过金属立架顶上黄灿灿的铜球,连起来,在每两个立架之间,它优雅地垂成一个弧度,看上去华丽极了,也冷漠极了。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内厅。棕色的地板蜡,在灯光下柔和地反光,有淡淡的人影,交错移动。人们不断拥入放映厅,川流不息。原来这里的气氛也是很熙攘的,几乎是甚嚣尘上。然后,高潮过去了,人都进了场,只有几个迟来者,零零落落地来到,进场。内厅渐渐冷清,灯光照在空荡荡的打蜡地板上,显得有些寥落。看电影的心思已经很淡,站在检票口,我感到极其窘迫,看不看电影我都无所谓,只是等待事情的结局,否则这一天就完不了似的。事情怎么结束,我也无所谓,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什么也扭转不了局面了。男孩终于带来了最后的消息,那座位上来了人,一个流气的中年人。男孩甚至上前问他,哪里来的票,中年人竟也回答了他,说是买的退票。事到如今,向来沉着的邻家男孩,也不禁惊慌失措起来。检票员同情地对我说,这就没办法了。她的同情也叫我窘迫。我和邻家男孩在检票口分了手,彼此都有些可怜。我一个人走下检票口的台阶,走出门厅,走到夜幕降临的街上,感到自己非常的狼狈。这狼狈的感觉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它遮盖了这一天下来所有的不顺遂,又将这一天的不顺遂推上了一个高潮,最终完成了这倒霉的一天。
这一次,事情有着足够的准备时间,不像上一次,要看谁下手快,而我凡事总是比年长我三岁又生性机敏的姐姐,要慢上一拍。这一次,一星期前就收到了电影票。然而,无济于事,时间带来的是不安和焦虑。由于这是一场招待会性质的电影,在放映电影之前,还要演出几出小歌舞。其中有一出是舞蹈《洗衣歌》,由少年宫舞蹈队演出。姐姐班上有两个女生是少年宫舞蹈队的队员,平时腰里系着黑色的宽腰带,夏天人家穿裙子,她们则穿人造棉的练功裤般的长裤。所有的少女都特别崇尚舞蹈,可能是出于一种表现欲,表现她们刚刚觉醒的女性意识。这两个女生是姐姐崇拜的人,她们练功,排练,演出的细节,都使姐姐羡慕不已。所以,早在这张票决定给谁之前,姐姐已经和她的同学说好,这天一定要去看她们的《洗衣歌》。虽然,一切都是背着我进行,可姐姐向妈妈下的工夫,是可以想见的。票子依然是她的,还是她和邻家男孩去。由于时间充分,母亲回绝我的理由也很充足。她说我还小,她不能放心我与邻家男孩,两个同龄的孩子出去,因为这一回的电影院是远在南京路上的“大光明”。事情悲www.99lib•net惨的就在,尽管有时间作改变,却一点也改变不了。我眼睁睁地看着,看电影这一天来到,不公平的事情再一次发生。
这时候,我的外貌变得很厉害。我的脸拉长了。原先那种儿童可爱的圆脸形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儿童的娇嫩肌肤也消失了。脸色很黄而且粗糙。再要等上许多日子,少女的光润的瓷白肤色才会降临,随之而来的,还有少女的匀称结实的体格。而现在,却形销骨立,颜色暗淡。我的眼睛开始近视,看远处便习惯地眯缝起眼睛,鼻梁上堆起皱纹,额上也全是抬头纹,看上去就有些歪鼻斜眼的。我的牙齿参差不齐。气管炎使得我长时期张口呼吸,导致口腔狭小变形,新长的牙又明显大于乳牙,便前凸后凹。有一个时期,我不得不整天戴着牙齿矫形器,引来人们好奇的询问。于是我便与母亲讨价还价,今天戴,明天不戴,最终不了了之。我的发型也很糟糕。从小就是姐姐梳长辫,而我剪短发,这曾经使我像个日本娃娃。而这时头发变硬变多,七支八楞,很难修理伏帖。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处在可爱儿童和美丽少女之间,似乎也很难引起理发师的兴趣。有几次,我的头发剪得完全像人们俗话说的“马桶盖”。而我却不能自作主张留辫子,因为梳什么样的头发都是母亲决定的,虽然头发长在我们的头上。母亲的权威是不用怀疑的。我的胳膊和腿又细又长,每一件衣服的袖子都远远地缩在手腕以上,胳膊肘以下。裤腿则吊在脚踝上一二寸的地方。那时还没发明化纤织物,棉布的缩水简直是雪上加霜。而且我的横和竖大大不成比例,够长的衣裤在我身上就成了大布袋。我的身高已经不能穿童装,成年的女装于我要多不合适就有多不合适。最好的办法是量体裁衣,去裁缝铺做。可没等衣服做好,我又变了尺寸,不是这里长,就是那里长。好像我总是处在不安的变化之中,身体内的生长激素分外活跃和兴奋,不停地改变它们的作品。我时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在我的眼里,自己的形象是不确切,不肯定的。我甚至怀疑人家眼睛里的我和事实上的我,是否同一种形象。我对自己充满了犹疑。
幸而,肌体是健康的,而且,还是纯洁的。这些都给予了承受和抵抗的力量,平衡的机制最终将发生作用。尖锐的冲突达至濒临极限的时分,剧烈的疼痛便要求着和解。这不止是妥协和软弱,还是服从生长的需要。越是尖锐的冲突,和解的要求就越是强烈,和解的过程也越是艰巨。冲突之后达到和解,身心都将焕发和平的光辉。这是一种深刻的安宁,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之后,终于获得。这一个过程其实极其正常,而且向上。它是在我们生命的初期,儿童的年代,身心还没有受到疾病与遭际的侵害,健康和纯洁都无损伤,一切处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去走向和解。
我的外伤其实很简单,经过简单的敷药与消炎,便立即好了起来。疼痛和羞耻都是在入院第一天消除的。那清洗创口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终有力地解决了我的折磨,一些新的类似于快乐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滋长着。我的身心进入安宁。这是真正的、和平的安宁。出院那一天,我和妈妈下了公共汽车,走过弄堂口的街心花园。我发现,我的肩膀已经和妈妈的一般高了,而我却还扎着那样可笑的牛犄角似的小辫,在地面上投下奇怪的影子。
邻病房的音乐学院附中的女孩,这时候已经彻底不理睬我了。她生性活泼,喜欢串病房。可是即便串到我们病房来,她也并不搭理我。甚至看都不看我,好像没我这个人。她手风琴不离身,在各病房里拉琴唱歌,也在我们病房拉琴唱歌。可她就是不理睬我。我一点不在乎,一如既往地喜欢看见她,听见她的声音。我,崇拜她。
这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国泰”,在我们所居住的街道的西边。在东边也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淮海电影院”。这两个电影院虽然只相距两条横马路,情形却大不相同,它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国泰电影院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一家专放外国原版片的电影院。在那时,它就有冷气设施。它有着华丽的门厅,大理石铺地,悬挂着电影明星的装了镜框的大照片。走过门厅,上两级台阶,便是用红丝绒穿在金属立架顶的铜球里拦起的检票口。检票口内还有一个厅,是栗色的打蜡地板,四周有皮沙发。日光照不太进来,就有些幽暗,但就是这种幽暗的情调,使它显得高贵。来早的人们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放映厅内亮起灯光,然后拉开紫红丝绒的帘幕,可以进场了。在这里,人们总是静静的,敛着声息。而淮海电影院就要嘈杂多了,它的门厅很浅,检票口离马路一步之遥,看电影时可听见马路上的汽车声和人声。门厅里也悬挂了明星的照片,可那照片似有些过时的。没有冷气,盛暑时就在检票处放一筐纸扇,检了票拾一把进去,出来时再扔回筐里。纸扇是用颜色俗艳的电影广告裱糊在竹片上,大都已残破不全。一场电影从头至尾,都伴随着纸扇划动空气的沙沙声,就像蚕吃桑叶的声音。每个星期天,这里都放映早早场的儿童场电影,大都是战斗的故事,到了电影结尾时,我军向敌人发动总攻,全场便响起了和着音乐节拍的鼓掌声,整齐划一,好像有人在指挥。国泰电影院的票价要比淮海电影院高一倍左右,像儿童场这样的廉价场次,“国泰”是没有的,它显然是比较豪华,而“淮海”则是平民化的。
小孩子是相当能受罪的。他们的承受力和柔韧度简直无法限量。倘若没有这样的能耐,他们如何接纳他们的敏锐的感受?他们娇嫩的身心能感觉到疼痛的最深刻、最细微。倘若没有力量承受后果,他们怎么行?所以,他们既是娇嫩的,又是坚强的。孩子的坚强,意义要更重大一些。成人的坚强有一半是麻木,是身心打上了坚硬的茧子,隔离了体验。
我开始向人讲述我在学校里的故事。我甚至不懂得旧瓶装新酒,我的故事也是同老师顶撞。受顶撞的老师是一位教算术的男老师,他的教学在区里也排得上号,是学校的尖子。他衣着颇为讲究,头发梳得光滑,皮鞋擦得锃亮,呢料西裤的裤缝笔直的。他挺有风度的,态度矜持。他说话的声音是那种嘹亮的男高音,在脑门那里发出共鸣,美中不足的是,讲课讲到忘形,声音提到高处,猝不及防地,会破,发出尖锐的啸音。这种小小的失常放在别的老师身上算不上什么事,可他的行止是那么一丝不苟,无可挑剔,称得上完美,这点瑕疵就不容忽视了,它甚至成了个大洋相。小孩子是很喜欢看洋相的,越是他们以为不可触犯的人,越是热衷看他的洋相,这很刺激。所以,每逢此时,课堂里便一阵骚动,四处是压抑着的笑声。尽管他不动声色,一点没有停顿地把课讲到底,可依然透露出一点狼狈相。就是这个老师,成为我故事里的人物。他总是被我顶撞得无言以对,所有的口舌之战都是以他败下阵为结局。在这种虚构的胜利中,隐藏的是我对他特别的在意。像这样拔尖的老师,往往会对学生形成严重的挑战,他们以对抗的表现掩盖着内心的佩服、崇拜,还有羡嫉。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老师,在教学中相当能广采博纳。有一回,他同我们讲解某种类型的题目,我举手提出又一种解题的方式,是他没有想到的,备课大纲上也没有。他沉思了一会,说你可以这样解。于是,我便以我的方式完成了作业。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让我解释这种方式的思路。我磕磕巴巴地讲着,他则不时从旁提示我,帮助我完善思路。终于等我讲完,他当着我面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上一个五角星,说,很好。照理说,我与他可以有相当好的师生关系,可是不,我们关系紧张。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原因,我面临挑战。
这时候,我们的有限的户外活动都在后弄里进行。和所有的后弄一样,它很阴沉。阳光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照到这里,多半已是相当微弱了。所以它还很潮湿。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们弄堂与隔壁弄堂之间的墙拆除了,这样,后弄就正对着隔壁弄堂的一面山墙。山墙已有了年头,墙壁剥落了,裸露出暗红的砖,有一些背阴的爬墙植物。和所有的山墙一样,它的顶部呈三角形,在那尖顶下面,有一扇永远关着的木窗。木头框子都朽了,是黑色的。窗玻璃积着成年的灰垢,也是黑的。山墙下是一块空地,没有铺水泥,是裸露的泥土,既不长东西,也没有人来。这小小的一块空地,却将荒凉之气扩散开来,蔓延进我们的后弄。那扇木窗里有一些动静,是一种沉闷的空洞的声响,寂静中,突然地嗵嗵嗵一阵。倘若这时我们正走过空地,要拐进我们的后弄,就会惊得魂飞魄散,拔脚就跑。其实,那是一扇楼梯口的窗户,是腐朽松动的楼梯上的脚步声。
就在我吃得克萨斯州牛排的当口,厅的中央悄悄地摆起了一张长桌,然后聚拢了一些人,有瓜子糖果倾倒在桌面上的沙拉声,还有茶杯搁在桌面上的磕碰声,椅子从地面上拖拉过去的响声,人们说笑的声音。人们正常的音量的说话,反倒是有些虚飘,好像在空寂中挥发了,传进耳朵的所剩无几。所以内厅并不因为这群人的加入而热闹起来,他们甚至是使这里显得寂寥了。切切磋磋的声响过去了,有一个声音独自响起,在做一段郑重的发言。原来,这是在欢送两位老职工退休。发言说,这两位老职工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到了光荣退休的年纪了。我望过去,看不见那两个今日的主角,但猜测是在桌子边上最沉默的一角,那里机械地传来嗑瓜子的噼啪声,而相比之下,别的方向,声音是活跃轻松的。他们应当是在我独自去看电影时候的放映员、检票员,或者领票员。在我那个忧伤年代里,他们正是壮年,是电影院的主人,沉着、镇静,充满力量,对一个处在忧伤的成长阶段的小孩子视若无睹。就在这一刻,舞台上的追光亮起了,我好像看见了那孩子,初出家门,在这里茫茫然地滑行。这里是她在喧哗世界中找到的蔽身之处,这里的暗和光都是用来保护她的。成长是忧伤的,稚嫩的身体一点点地失去保护,所有的接触都是粗暴的。要通过多少日子,她才能触摸到粗暴的深处的那一点暖意。这暖意也并不是来自什么爱之类的情感,而是从你我他的生活的艰辛里,迸发出来的人之常情。可是,在最初的时候,什么都还谈不上,只有粗暴的感觉,尖锐地损伤着心灵。
这种渴望由于程度热烈,渐渐成为了一种幻觉。我们在想象中真的成了那样出风头的角色。比较起来,姐姐由于年长几岁,还保持着清醒。当我忘乎所以,特别引人注意地,以那女孩的方式说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时候,姐姐便颇有含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是心照不宣的,令我感到难堪,顿时面红耳赤。可我已经陷进去了,这样的提醒无济于事,更大的难堪还在后头等着我呢!
这些晦暗不明的嫌恶的快感不知道暗示着什么,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哪一部分有着关联,我们的好奇心变得十分怪诞,这是一个心理阴暗的时期。就好像白昼和黑夜交替,我们进入了黑暗。在日头高照的街道上,我们这几个小人儿就好像阳光里的阴影,勤勉地挪着脚步,走到哪里,阴影就到哪里,所有背弄里的、墙角壁缝里的阴沉,都贯注进我们的身心,积蓄起来,驱散了光明。当这种阴沉达到某种程度,而我们的身心又处在一种极度薄弱的状态,它就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那情形几乎是惨烈的。我们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啊!生长的尖锐的激素咬噬着我们,痛楚是无可名状的、不确定的、不明所以的。寻找突破口,也是盲目的。
当我开始注意我周围的情形时,东墙下那另两张床上,各有一个做剖腹产的孕妇。在我看来,她们的年龄都过于大了,似乎不该只是婴儿的母亲。她们从手术室出来,就一直闭眼睡着,床前有人日夜守候,主要是她们的丈夫。在我看来,也是大得九-九-藏-书-网可怕的年龄。其中有一个是白白胖胖,戴眼镜的。有一天午睡时,我看见他悄悄地、狼吞虎咽着产妇的西瓜。他大约是想把旧的西瓜消灭掉,好让产妇吃新鲜的西瓜,可情景看起来总有点滑稽。我不由偷偷地笑了。这是入院以来我第一次笑。这两个产妇生的都是女儿。护士长说,两个女儿都长得特别像妈妈。护士长还对其中一个说,她的子宫非常难看,这我就不懂了,子宫还有什么好看和难看?好看和难看又意味着什么?而这两个产妇无论护士长说什么,都无动于衷,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似乎是,反正已经过来了,别的什么都不要紧了。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看上去都很疲倦,可是轻松。这境遇可能与我有些相似,所以我便领会至深。
人们香甜地午睡着,我吞下了“强的松”,这不敢指望的指望。我还是指望睡眠来拯救我,我不能放弃幻想:事情也许会在睡眠之中缓解好转。可这时候,睡眠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一半是刺痒和灼痛,一半是恐惧和忧虑。我在凉席上辗转反侧,默默地吞着眼泪,等着睡眠和“强的松”发生效应。而所有的磨折,在夜深人静时则变得分外尖锐,生病已经够苦了,又是生这样糟糕的见不得人的病。我一心以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炎症和焦虑使我开始发起低烧,并且迅速消瘦,可是谁也没有注意,我依然要应付人们,应付得滴水不漏。
这就是我们的后弄。它阴沉,寂寞。可就是它,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我们跳绳,踢毽子,造房子。形形色色的游戏磨损了它的地面,使它布满裂痕,并且高低不平。我们吃下的瓜皮果壳还会堵塞阴沟,害得污水外溢。所以,它就变得破烂和肮脏。我们就是喜欢在这里玩,前弄其实宽敞明亮,阳光普照,可是它靠近马路,生人较多,不如后弄来得隐蔽和安全。看,我们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龟缩在弄底,高墙的投影笼罩着我们。我们一律面色苍白,四肢细弱,并且神经过敏。我们像惊弓之鸟一样,老是自己吓自己。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们就吓得个半死。我们的惊恐不是造作、装腔、人来疯,全是实打实的。我们常常在后弄的转弯口,突然飞奔起来,压抑着尖叫,直奔进家门,心像擂鼓一样在跳。后弄的沉郁已经濡染了我们的心,它对我们的迫害是很深刻的。可它就像我们的躯壳,收藏着我们的灵魂,像宝宝一样揣在怀里,摇啊摇的。
我的抑郁终于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在这么长久的抑郁之后,我的再一次陈述事实使她无法置若罔闻。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她问我。母亲的恳切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着成年人的狡黠,实际上是推卸了他们对事情应负的责任。她就这样问我,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我回答不出,流着眼泪。这个问题还碰着了我的痛处,事情的不可挽回使我痛心疾首。这是个悲惨的痛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可挽回地失去。失去了就再不会有了,没有补救的办法。母亲的问题真是问到节骨眼上了,她把事情最痛心的要害提纲挈领地拎了出来,但这也确是我此时此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只能和母亲合作,几乎没有思考的,我提出要看一部电影。这个要求没有遭到反对,母亲一口答应,给了我超过一张电影票的钱,甚至没有规定我去哪一家电影院。本是带有挑战的意味,不料却立即被接受,事情解决得太过容易,反使我不满足,情绪并没得到缓解。我没有兴致走到更远的电影院,而是去了最近的淮海电影院。那里正放映故事片《生命的火花》,是由小说《军队的女儿》改编,而我刚刚买了一本《军队的女儿》,十分入迷。应该说运气不错,并且一切顺利。我及时地买到了票,临进场也没丢失电影票,电影且相当令人感动,整场电影,我都抽噎不止。走出电影院,是下午三点半光景,太阳正好。因是星期天,这条全市著名的商业街分外热闹,人头熙攘。我终于平静下来,不公平的感觉不再咬噬着我的心,抑郁也不再那么沉重压迫我。我只是感到十分孤独,经过的一切就好像砌起了一座高墙,将我和人群隔离开来。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与我相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太阳也是两个太阳。我们互相从彼此的影子上踩过,仅此而已。由于我没有认识与表达的能力,许多感受都处在无法交流的封闭状态,这就是我孤独的原因。
独立是极其孤独的。我们好像一下子与人群失去了联系,所有交流此时都中断了,这有些像幽闭症的处境。我们用闭关自守来抗拒危险,恐惧一触即发,犹如惊弓之鸟。弄口有一个街心花园,沿着马路。每天放了学后,我总是一个人来到这里,坐在铁栏杆上,看着街景。直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在暮色里,我感到很安全,它掩蔽了我,并且隔离了我与周围行人。路灯亮起的一刹那也很温暖,天光未灭,它们就显得有些微弱,黄黄的,一点不刺激人。街上行人都模糊了身影,我也模糊了身影。此时,我好像获得了自由,身心都很解放。我放松了身体,任它在铁栏杆上扭曲成古怪的姿势。这姿势令我舒适。我的情绪也缓和下来。由于没了压迫,它反而变得很柔软,有一点点伤感,但温温和和的,一点不伤心。这一刻真的很享受,所有的焦虑都平息了。
下一次夜场的电影,我和邻家的同龄男孩一起去看电影。我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是单位里发的电影票,他一张,我一张。这一天我过得很不顺心,和姐姐吵架,和保姆吵架,没有母亲来打圆场,事情就没有公平的了断。这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公平,由于不公平而生的委屈使我闷闷不乐。没有人安慰,只有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晚上这一场电影无疑是一个契机,可扭转这一日的局面。电影是个纪录片,名字就没什么吸引力,我便自己给它增添一些令人鼓舞的内容。我和邻家的男孩早早就出了门,我还带了一整只豆沙月饼,是母亲早晨出门前分配给我的下午的点心,我一直留到了晚上。我一边吃月饼一边走去电影院,加强着这趟出行的快乐。街上匆匆行路的人,大都是在往家赶,是吃晚饭的时候。想到人家都将围坐在晚饭桌边,而自己则走在街上,不觉心生凄凉。天光还很明亮,却是暮色的光明,晚上单独出门,总有一些大胆的反常的色彩。我不知不觉吃完了一整只月饼,心情却没有明显的改善。邻家的男孩对单独出门要比我有经验,他熟悉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商店和每个弄口,时常伫步,进去逛一圈,看看商品,或者进弄内小便池小便。他甚至还提议走过电影院,到更远的街上走一走。出了门,我举目无亲,就只有听他的。我们没有目的,却步履急促,远兜远绕再回到电影院前时,路灯亮了,使得本来还亮着的暮色沉暗下来。街上多了一些人,是吃过晚饭的人们,出来度他们的夜晚。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正常而对头啊,而我们的,却总有那么一点不对头。路旁的商店也亮了橱窗,呈现出繁华的夜市景象。有些市声浮起,不夜城拉开了帷幕。我们走进电影院的门厅,厅里站了些人,或在票房等退票,或在欣赏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街上的繁闹漫进了电影院,使这里变得有些嘈杂。
遗失电影票到此还没有完,后来又发生过一次,也是在同一个电影院,事情的结局却要悲惨得多。要说,我们也实在缺乏吸取教训的经验,居然会在同一个地点犯下同一个错误。这个电影院的幽暗内厅就好像是一个上演悲剧的舞台,布景华丽。
第二天傍晚,我早早来到阳台上,等着那女孩出现。果然她来了,拖着椅子,挎着手风琴,朝我一笑。我还来不及回她一笑,她已经转过头,坐下,拉开了手风琴。她随着手风琴放声唱了起来,歌声和着琴声,在天空下散得很开。晚霞渐渐在头顶铺开,一直到极远的天边。晚霞下的绿树和红瓦顶,看上去很美。街心里有小小的玩具般的汽车爬行着,也是美丽的。在渐渐暗下去的天光里,她拉手风琴的轮廓是美丽的。她的发辫因刚洗了头散开着,披在肩上。唱歌的嘴一开一合着,手风琴的风箱也一开一合着。手在键盘上移动。歌声和琴声都消融了,消融在这一片黄昏美景之中。
我住进了医院,换上肥大的病员服。由于我受伤的部位,我是在妇产科就医。在我这样的年龄,出现于妇产科病房,是十分招眼,并且惹人非议的。时常有人好奇地到我们病房门口来看我,然后窃窃私语。而我其时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木头人。我已经成了个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我躺在床上,不理睬任何人。我不梳头,不洗澡,一切都等下午妈妈来探视的时候,替我完成。我的头发长了,母亲把它们扎成两个结结实实的牛角。先用玻璃丝在根上扎牢,再编几股辫子,最后扎住辫梢。因为扎得过紧,我的眼梢都吊了起来,瘦尖的下巴更成了个锥子。心里觉得这样的牛角辫不是我的年龄合适梳的,可这时什么也不在乎了,随妈妈怎么处置。我吃饭,只吃一两,人们就向妈妈告状,妈妈便嘱我一定要吃二两。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要了二两稀饭,满满的一大盆,又一次招来非议,再向妈妈告状,说我竟然吃二两稀饭。妈妈不得不详细嘱我,二两是指干饭,稀饭则只要一两。我这才调整了饭量。
这时候,这城市还有许多柔软的泥土,它们零散在各处,倘若聚集起来,对一个城市来说,还是可观的。这些泥土还有着足够的养分,它们滋养了一些树木和花草,与此相依并存的,是一些昆虫。它们形貌不同,益害也不同,可这就是生态平衡。在各种昆虫中,有一种名叫“洋辣子”的,我们叫它做刺毛虫。它一般歇栖在柳树和梧桐树上,夏季时繁殖最盛。到了那时,它们身上的茸毛便随风而去,满天地飞扬。这茸毛细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可事实上它不是茸毛,而是极尖锐的刺。它一旦落到皮肤上,立即就鼓起了红包。先是痒,一抓挠,却剧烈地灼痛起来。夏天,人们裸着的腿脚手臂上,谁没有刺毛虫造成的红包?又疼又痒,弄得人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惟一的办法是用肥皂水洗,以期肥皂水能将毛刺从皮肤里滑出去,可结果也很难说。被刺毛虫刺上,可真是夏天里不幸的事情。现在,这城市里再也没有刺毛虫了,没有刺毛虫的危险威胁我们,刺毛虫成为历史的遗恨了。
这时候,我认识了隔壁弄堂里的一个女孩。这个结交也得益于其时的“四清”运动,父母早出晚归,或者一周一回,根本顾不了我们的社交。我们才有可能去搭识邻弄的孩子。这是一条嘈杂的弄堂,居住的大抵是低薪水、多人口的小职员家庭。房子是进深而阔大的旧式楼房,有着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房间,住户甚多,于是就成了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他们与我们的弄堂之间,本来隔着一堵墙,但是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拆除了,为了取那墙里的钢筋炼铁。从此,这两条弄堂就打通了。那条弄堂的孩子,就像放羊般地放养着,而我们弄堂,孩子少,管得严,因此胆小如鼠,我们总是龟缩在背静的后弄里,悄悄地玩耍。这样,我们的宽阔的前弄堂,便拱手出让,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分为男孩和女孩两拨,男孩的游戏是踢球和打架,女孩的游戏却很新颖,是体操和舞蹈。她们吸引了我们的好奇和妒忌。有一个阶段,每到下午放学以后,她们便来了,而我们则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在底下的弄堂里蹦跳。她们的头是个面容秀丽的女孩,就是她带领了游戏。她是区少年体育学校体操队的成员,同时还是学校舞蹈队队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另一所小学,一座民办小学。我们弄堂的孩子,都有办法不去那家小学,而去现在的重点小学。我们的小学没有舞蹈队,却有着全市著名的合唱队,用假声唱四部合唱。可就像前面说过的,这个时期,我们都向往舞蹈。
我们在姐姐说的座位上坐下,每一个人看我们的目光好像都存着怀疑。人渐渐坐满了观众席,焦虑等待的事情却一直没有发生,那就是,有人拿了票过来99lib.net,说,这是我们的位子,你们的呢?没有,没有人来。灯却暗了,银幕亮了起来,电影放映了。这一场电影从头至尾,如坐针毡,令人不解的是,这部电影每个细节竟都记忆犹新。没有一场电影是看得这样滴水不漏的了。我们克制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强使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电影上,这实在很艰巨。电影的名字叫《自有后来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原型。电影里的场景多是在夜晚、火车站、工棚,还有监狱和刑场,气氛阴沉。这气氛被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扩张得更加浓郁。故事到了悲情之处,我们都哭得分外伤心。这场电影真实地引起我们的悲恸之情,谈不上是享受,而是经历浩劫。直到走出电影院,还不能自已。正午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眼睛是红肿的,脸上布着泪痕。虽然结果不错,安然无恙,我们显然是坐对了座位,姐姐的判断和记忆力都属上乘,可是事实上,这次过失对我们造成了伤痛。这伤痛是以对这部电影记忆清晰来体现的。
这是一段乱七八糟的时间,千头万绪的,什么都说不清。就是说不清。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因。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但在这时,它就像河底湍急的暗流,制造出危险的翻船事故。我们看不见它的流向,做不到顺流而下,相反,我们常常顶着上,或者横着来,结果就是失败。生命的欲求此时特别蓬勃,理性却未觉醒,于是,便在黑暗中摸索生长的方向。情形是杂芜的。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伤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痕。等我们长大之后,才看见它。痛感间杂在种种莫名的感觉里,使我们不能突出地辨别出它来。这也好,免去了痛苦,这阵子,我们已经够难的了。
这时候,即便是对于大人,也是个较晚的时刻了。街上的人不多了,街心花园里黑而寂静。我们这些看电视的小孩子,分散在花园里,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我走进了大弄堂,街灯离我越来越远,我很快就不再看见自己的身影,眼前是一团黑。由于眼睛近视,这黑夜就更深了。我脚步越来越快,有一项决定也迅速地成熟,那就是走前弄回家。我转进了前弄。一进前弄,我便控制不住了,奔跑起来。此时,后弄的阴森黑暗如同洪水般从身后汹涌而来,前面则是前弄里的空旷的黑暗。我惊恐地失声大叫,叫妈妈开门。我凄厉的叫声震惊了整条弄堂,所有的窗户,都在这一瞬间亮了。
事情总是围绕着电影发生。开头却是一场舞剧,是母亲单位里发的票,仅只一张。当然,隔壁男孩的父亲也得到了一张。这票子是在舞剧开场前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发下来的。是夏天的傍晚,姐姐和母亲带着弟弟在弄堂散步,我一个人在家,什么都不知道。只看见姐姐忽然冲进门来,拉开抽屉换好衣服,又冲出门去。我听见她招呼邻家男孩的声音,还有男孩蹦跳着响应的声音。事情的发生猝不及防,等我追出门去,只看见他们快乐的背影,在弄堂转弯处,倏忽消失了。我转而追问妈妈,他们去了哪里。妈妈支吾了半天,实在被逼不过,道出了真相,他们是去看舞剧《椰林怒火》。我顿时大怒,深感不平。这一回,我气得非常厉害,很多天不能平静,不和任何人说话,生着闷气。有时气得过不去了,忍不住自己找着理由解脱。有一个很好的解脱的理由,那就是母亲的允诺。她说下一次有票,一定让我去。当我被生气折磨不过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允诺。起初,连这个允诺也安慰不了我,因为我总是顽固地抓住已经丧失的不放,而丧失的是无法挽回的。这有些不讲理,还有些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可我就是不能不这样。我的思路非常狭隘,我过于尖锐地感觉到丧失的不可挽回,然后陷入悲愤不可自拔。然而,生气是那么可怕,生活变得很难熬,四周一切都愁云惨惨,暗淡无光,天性又是渴望快乐,不得已的,只能妥协。我最终接受了这个允诺,使自己渐渐平息下来。
然后,难堪来临了。学校开家长会,父亲在农村,母亲早出晚归,这事就交给了我姐姐。让大孩子管理小孩子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过于热衷权力,免不了会滥施滥用。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在他们的权力欲之下,被任意地摆布着命运。这实在是相当危险的。
阳光明媚,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忽然沉陷进了阴晦的暗影里。
我总是敏锐地感觉到不公平。这是由于所处的被动位置。我没有能力决定某些事情,权力在大人手里,他们仅只是随心所欲,便决定了我的快乐和不快乐。而且,在这个成长的时期里,使人满意的机会似乎非常少,被我们严格地挑剔着,它往往是相对存在的,在比较之下才能体现出快乐的意义。这里含有着一种竞争的内容,而我总是敏感到自己处于竞争的弱势,预先就为失败的结果而愤怒起来,事后又为这丧失要伤心许久。于是,这不公平的感觉便布满在这一时期里,成了阴影,遮住了少年时代的光明。
除了石榴树,我还在院子里栽种过玉米、向日葵、蓖麻和葱。我种的全是油粮作物以及蔬菜,比如葱。因为那都是比较容易得来的种子。我特别细心地照料它们,大大超过它们需要的程度。可是,一切都违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我几乎颗粒无收。而从来没有养育过的车前子,却长得非常茂盛。在种植以外,我还热衷于架设藩篱。我用竹片编成篱笆,围住我的不得收获的庄稼,又用砖块砌成花围边。我甚至于企图在院子里挖一口井。这项工程持续了好多天,最终被大人阻止,重新填平。这院子里埋藏着我的秘密。比如我蓄意砸碎的一个玻璃镇纸。玻璃镇纸里的小鸟始终困惑着我,我问所有的人,所有人都回答我,那是一整块彩色玻璃。而我坚信那里有一只完整的玻璃鸟,我必须把它取出来,不这样就不得安宁。结果自然是失望,除了一摊彩色的碎玻璃,还有就是闯了祸的恐惧。我将碎玻璃埋在院子墙脚下,以为这就没事了。我在院子里掘了一眼行军灶,像电影里的那样,然后烧火点炊,结果当然也是不成。即便是在这忧伤的年代,我的抑郁也没有濡染过这个小院子,它总是温暖我。脚下是柔软的泥土,还有茂盛的车前子,头顶是人家院子的夹竹桃和青枇杷。这是个美妙的小世界。是我的庇身所。
我开始渴望与她搭话。我生出了一些虚荣心,心想,倘若我能与她做朋友,该是多么骄傲的事情。每天傍晚,我总是早早地在阳台上等她,寻与她说话的机会。而她在与我招呼的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就对我熟视无睹了。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她美,她成熟,她会拉手风琴,还会唱歌。我呢?难看,丑陋,没长熟,头发梳得那么怪,而且乏味无趣,她凭什么要对我有兴趣?由于我巴结得很紧,她后来还与我说了几句话。她告诉我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钢琴系学生,也是受外伤来住院治疗。她的外伤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她正骑着一辆男式的有前梁的自行车,忽然身后有同学喊她,猛地一下车,撞到了前梁。她受伤的情形光明磊落,来龙去脉清楚分明,立即便被人们接受认可。而当人们来询问我时,我却无法这样明朗地叙说,所以就总是沉默。人们就再进一步问,是骑自行车的缘故吗?自行车的妇科外伤已为大家确认无疑,除此以外,似乎再想不出有其他受伤的原委。我摇摇头,人们便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走了开去。我知道我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个不光彩的角色,可我不在乎。在经历了那么些之后,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当我站在黑洞洞的电影放映厅入口,裹在紫红色的丝绒帘幕里,听见了那女人的压抑着的抽泣声。有一点光从我卷起的丝绒帘幕后面透过来,我正好能看见那哭泣的女人的侧影,她坐在最后一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手里握着一个手电筒,这女人是领票员。这情景没有使我害怕,也没有惊讶,我甚至没有想,她为什么哭泣,我只是不自禁地,也啜泣起来。我的忧伤就在这一刹那,好像拔开了一个瓶塞,喷然而出,涌上心间。
我将自己严严地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了往来。妇产科病房是个嘈杂的病房,人来人往很多,新鲜事也很多,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引不起我一点兴趣。我终日躺在床上,脸朝着天花板,看着太阳光如何从天花板上走过去。心中无喜也无悲,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在每天上午,大约九点钟左右,有一个小护士来叫我去坐盆半个小时。那护士个子小小的,端着一大盆消毒液,脚步很利索地走过我的病房,并不停脚,只是侧过头脆脆地叫我一声,再继续向洗手间走去。她总是把我的名字叫错一个字,我也能听懂。等我从床上爬起,走到洗手间时,她已不见了身影,坐盆架上搁着那盆热腾腾的紫红色的消毒液,边上搭着一方干净的纱布。我就坐在消毒盆上继续发愣,时间一点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一点不操心计算时间,只等着那小护士脆脆地再喊我一声,便起身走回病房。有一天,我已经走到我的病房门口,忽听身后有人喊“喂”。走廊里没有别人,这一声“喂”又分明是冲着我背后。我惊奇地回过身去,想是谁老熟人一样地叫我。与我相邻的病房门口,站了一个女孩,梳着两条垂肩的短辫,她指着我说,本来是我最小,现在是你最小,是最小的病人。我愣着,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她已经闪身进去,不见了。
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后弄里还有一两个人进出,后门碰响着。面对后弄的厨房也都亮着灯。我匆匆走过后弄,说不上有什么高兴,相反还有些凄然。人家都回家,而我,却走出家门。家人对我的夜晚出门都不以为意,没有人挽留我,叫我不要去,我只得去了。学校也暗着灯。白天喧哗的学校,这时变成了一座空房子,脚踏在楼板上,会激起了回声。只有电视室亮着灯,传出些声响,却显得更冷清了。不过,明亮的电视室毕竟叫人安心。老师们彼此打趣着,不像平日里那样严肃,而是有些随便。同学们则都拘谨着,互相不说一句话。情形似很反常,这时的学校,和平时的,竟判若两样。倘若是在白天,我们就会感到新鲜了,可是夜晚似乎对所有的孩子都有着压迫。此时,我们的兴致都有些低沉,还有些不安。小孩子天黑是不能出门的,出门的经历大多不那么愉快。后来,电视打开了,电影《小足球队》开映了。电视室里关了灯,街上的灯却映到了窗户上。霓虹灯变幻着,有些光怪陆离。人们都被《小足球队》吸引着,只有我,心不在焉。电影一开场,我就开始为回家担心。
事情的起因极其简单,没有引起一点注意。刺毛虫的毛刺落在了我的晾晒在院子里的内裤上,内裤是翻过来晒的。它刺伤了小孩子难以启齿的部位,我无法同人诉说,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恐和痛楚又一次袭来,却和以前的全不一样。它是贴近而且具体的。每时每刻,无法回避。开始时还能忍受,心想一觉醒来,就能过去。可是事态却在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红包被擦破了,并且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能帮得了忙,我还得强颜欢笑,装作没事一样,和大家一起玩啊,闹啊!痛处和恐惧与日俱增。我自己一个人,趁人们午睡的时候,悄悄地去到药房买消炎药片。药房就在那家平民化电影院的隔壁,中午时分,街上少有行人,蝉在响亮地鸣叫,阳光从梧桐树叶里洒下,闪闪烁烁的,叫人睁不开眼。柏油马路在汽车轮胎下软软地起伏。我赤脚穿一双凉鞋,齐膝的花格子裙里的折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走进药房说要买消炎片。心下紧张地盘算着,假如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发炎,我将怎么回答。不过那店员什么都没问,卖给我的是“强的松”。这样小小的、白色的药片,不敢指望它能解决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是那么巨大,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可不指望它又指望谁呢?
这时候,少先队的组织很健全,工作很积极。九-九-藏-书-网尤其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是一位优秀辅导员。她年纪轻轻,梳两条垂腰的辫子,眼睛黑黑的,令人敬畏。逢有少先队的节日,她便在颈上系一条红领巾,看上去很庄严。她富有想象力,且充满活力。她能够想出许多点子,活跃我们的学校生活,以及课余生活。我们的学校就在方才我说的街心花园前的那一排民居之中,街心花园也是我们的校院。我们的富有生气的活动吸引了居民和路人。谁能想到,在这灿烂的花园背后,有着那样阴沉的夹弄。我们学校有一个电视室,倘若有好节目,便会给各中队发电视票。电视票不多,每个中队只四张,各小队一张。中队以班级为单位。和所有的学校一样,我们学校已经少先队建制了。这一张电视票发到小队,要进行讨论和推举。讨论是严肃认真的,花时很长,难免会有不快发生,但最终还是意见一致,口服心服。这带有一定的奖励优秀的用意,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终于轮到我了。这晚的电视是电影《小足球队》,我早已看过,并且还看过电影的前身,话剧《小足球队》。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不止是电视,而是荣誉。我兴奋了一阵,紧接着便愁上心头。看完电视,我如何走进后弄,最终回家呢?学校和家只有一条弄堂的路程,可是却隔着后弄。这问题梗在心里,使我心事重重。然而,我不能不去,也不能让给别的同学,事情太不一般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看电视。
那时候,我们十岁出头,父母们在忙着“四清”运动,有的下工厂,有的下农村。下农村的一周甚至两周才能回来一次,工厂呢,大都是离我们这市中心遥远的城市边缘,大杨浦什么的,路上须换几部汽车。所以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进家门。而我们也都到了能够自个儿去看电影的年龄。我们将零用钱用来买电影票,父母为了弥补无法经常陪伴我们的缺憾,给了我们较为丰厚的零用钱。我们都有一个钱包,是用玻璃丝编结的,里面珍贵地收藏着几张角票和一些分币。没事时,我们便整理和清点这些角票和分币。对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来说,到“国泰”看电影是有些奢侈了,比较合适的是“淮海”早早场的学生场电影,可是我们不愿意和那些小毛孩子同流合污,那和着音乐节拍的整齐掌声特别叫我们害羞和讨厌,它有碍我们的矜持。而去“国泰”看电影,则使我们感觉良好。我们宁可多花些代价,去国泰电影院。
他也是邻家男孩的算术老师。有一回,男孩对我说,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戒骄戒躁的教育,以我们班上一位女生的活生生的例子作教训,男孩听下来,觉得他所说的这个女生特别像我。真的,就是你,他肯定地说。在这个老师的描述中,这个女生虽然学习不错,可是却很骄傲,所以她永远得不到一百分,当然,她也不会是八十分,因她学习还是不错的,她就总是九十七、九十八甚至九十九,可就是不到一百分,永远功亏一篑。我听了顿时气得满脸通红,我被他形容得如此糟糕,而且倒霉,不幸的是我又无从反击。他并没有当面说过我什么,于是,我也只能在背后做小动作。
姐姐去开我的家长会了。她只不过是个初中二年级生,自以为是个大人,在家长会上,不甘心只做个听众,而要与我的班主任谈谈我的情况。她以为她很有责任与我的老师合作,共同来教育我。她向老师反映情况,但事实只是为了揭我的底,同时引起老师的注意。她说我每天在家就很得意地说,如何与老师大吵大闹,不以为错,反以为荣。班主任对这个情况果然重视起来,她认真地说,倒没有听说过这事,她必须去调查一下。姐姐从家长会上回到家,劈脸就说,你们班主任说你在学校并没有与老师吵架的事情。她这一下可说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顿时哑口无言,满脸通红。姐姐脸上便露出得意的神色。我猜想,她从来就没相信过我那些逞英雄的故事,只是没机会戳穿我罢了。以后的事情都很难堪。第二天去学校,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问我事情的究竟。我说不出一句话,班主任困惑又奇怪的眼光使我无地自容。她说,她已经去调查过了,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不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解释。那遭我编派的老师这次倒没有找我谈话,只是有一次,轮到我值日,去他那里领取全班的算术作业本,他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以后不要瞎讲了噢。
这是一次非常屈辱的对峙,我完全没有还击的能力,尽是挨训。事后我有一百句一千句有力的回答,可已经无济于事,等于马后炮。比起我的失败,那隔壁弄堂里的女孩更显得战绩辉煌。她怎么能如此节节胜利,毫无损伤?而我再羡慕她,也只能在想象中扮演她的角色,经历她的经历,我没有她的魄力。这就是我向人讲述的学校故事的来由。应当说,开始时,只不过略略夸张了一点,还没有大出格。可是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的讲述激动起来,我渐入佳境,我越说越多。别看我说的那么多,究其底全是鹦鹉学舌,将那女孩的一套直接搬了过来。我被自己的想象迷了心窍,我甚至不以为那只是想象,而是真实。起先人们还有些怀疑,可到底是经不起我这样汹涌澎湃地说,便也认了,只是流露出缺乏兴趣的样子。因为在那女孩的讲述之后,再有什么样的与老师顶撞的故事,都有重复之感,没有新意。他们都企图转移话题,可我不让,坚持说我的。我的态度是那么凶狠,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听下去。
这天傍晚,吃过晚饭,我走到了阳台上。我们的病房在七层楼,可看到城市很远的地方,无遮无挡的天空显得很辽阔而且贴近。那时候,这城市还没有现在这样多的高楼,空气也比较清澈。太阳下去了,天空铺满了晚霞。楼下街道上已经有了黄黄的灯光,在树丛里隐现。我又看见了早上喊我的女孩子,她也在阳台上,但与我隔着围栏。她在阳台上拉手风琴。我方才想起,每天傍晚时分的手风琴声,原来是她在拉呀!她眼睛看着远处,一点没有注意我。我就趴水泥围栏上,静静地听着,直到夜幕降临,笼罩了我和她的身影。这时,病房里开了灯,所有窗户都亮着,最后的探视者也都走了。病房里很安静,整个城市都很安静。风是凉爽的,一阵阵吹来,将白昼的暑气一扫而光。那女孩已经回了病房,琴声止了,而我却还在阳台上,心里有一丝喜悦生起,是安宁的喜悦。我在阳台上一直呆到同病房的大人来叫我进去睡觉。由于妈妈的嘱托,这里人人都觉得有责任管我。
事情似乎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我依然顽强地捱了下来,一天又一天。直到了有一天晚上,母亲很晚回来,看我还醒着,问我怎么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软弱了下来。我的意志崩溃了。多日来,以极大的毅力维系着的自尊自强,全崩溃下来。我泪流成河,从家里哭到医院里。在治疗台上清洗创口时,我大哭大叫,不让医生护士近身。这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这正是最羞于自己身体变化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而就在这一刻,帷幕拉开了。七八个医生围着我,按住我的手脚。门口还挤着看热闹的病人,住院的日子是无聊的,难得来这么一场好戏。人们都在笑着,对我的痛苦抱着轻松好玩的态度。在我的哭叫挣扎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挤进来,对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在新疆……我一时上理解不了她的女儿在新疆和我有什么关系,可她严肃谴责的神情却震住了我,我不由止住了哭声。接下来,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那就是,清创,消毒,敷药,然后住进医院。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只是一次受伤和感染,需要的是治疗。
这个女孩打动了我们的心,她身体矫健敏捷,姿态活泼美丽,而且很会说话。她极善表达,她的声音沙哑却不失润泽,口齿清晰。当她向你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真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我们都对她着了迷。当然,最初时,这着迷是以仇视来表达的。后来,我们不打不成交,她成了我们的座上客。她对我们挺巴结的,这多少平衡了我们的心理。就这样,我们不再掩饰对她的着迷。而她也竭尽才能,做出最好的表现,回报我们。她跳舞给我们看,讲各种趣闻给我们听。她的学校生活显然比我们的丰富多了,她的阅历也比我们丰富多了,相比之下,我们真是白上学了。她的阅历大部分是和老师顶嘴,很有戏剧性。在她的讲述中,活脱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直爽,大胆,泼辣,且又妩媚。她实在是了不起,竟能和老师这样针锋相对,并且,结局都不错,不仅获得和解,也没使老师对她反感。听起来,她的老师相当民主。这种经历十分令我们羡慕,她的个性也令我们羡慕。不知怎么,好事都落到她身上了。其时,我们学她走路,学她说话,学她表情。我们的学习都是一是一、二是二的,不会举一反三。她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由于使劲太过,难免有些夸张和造作,可也顾不了许多了,我们多么急于变成和她一样的人。
我还是不说话,可内心却活跃了许多。我躺在床上除了看太阳光外,我还悄悄地照镜子。这是一面小小的、可以藏在手心里的镜子,背面是歌片,边缘包了一条红色的塑料胶皮。是姐姐留给我的。她到医院里来看我,就给我留下了它。其余,就是大吃我的水果和零食。我看着她吃,心里很少有地一点不生气,还为自己的慷慨生出喜悦。白天我就用这面小镜子审视自己。它只能照见我的局部,一只眼睛,一个鼻子,几绺散发,脸上的某一部分皮肤。这些局部都显得那么陌生,好像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是谁呢?在此同时,我开始注意房间里的动静。
在这阴郁的背景上,凸现而起的是我们所居住其中的后弄。那后弄的拐弯一角,是我们的惊怵之地。那空地,空地上方的木窗,木窗里的楼梯声响,在我们心头布满了无尽的荒凉。天黑以后,从那里经过,是一件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幸的事情。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无论怎样躲避,厄运还是降临。
最坏的是我的表情,总是动个不停,却显得十分呆滞。这就是紧张。事实上,我无意识中,一直在模仿着别人的表情。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着这样尖锐不调和的生长时期。许多孩子顺利地度过。他们协调系统特别完善,这使他们镇定自若。他们目光稳定,谈吐自如,而且表情生动。他们往往是我羡慕和学习的榜样,我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其实那都是皮毛,实质是自我调节的功能,学是学不来的。这是一种类似遗传基因的素质,潜移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这种孩子的各方面发展都呈平均水平,这是协调的保证。他们的智能一般是中等,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在成年之后获得良好的社会成绩。而那一类有着折磨的生长过程的孩子,面临的危险则要大得多。他们的不平衡生长往往是因为暗藏着某一种特质,这种特质的活跃,打破了均衡的态势。它就像人体中某一种特别有生机的细胞,迅速地分裂繁殖,变质为异常细胞,前途不知是凶是吉。我模仿着那些幸运孩子的可爱的神情。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无论动静都是美的。这种美来自松弛和心底安宁。他们还特别善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有一种天然的驾轻就熟。因此,他们就变得形象鲜明。而我却是模糊的。就像我不能确信自己的长相一样,我也不能确信我的个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这使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我是“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一稿:1997年12月9日二稿:1997年12月25日
一切又都处在无意识中,不知道什么是忧伤,不知道这就是忧伤。直到我卷在紫红丝绒门帘里,听见了放映厅里,女领票员的哭泣声,所有的郁闷才有了命名,我才睁眼看见自己的处境。就像先前说过的,我的忧伤拔开了瓶塞,喷涌而出。我已经忧伤了多么久了,可我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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