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目录
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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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金庸对《明报》的具体编务管得少了,大部分时间躲在家中看书、下围棋。内地记者葛继宏造访山顶道一号,“在他的书房,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精装本的外文书籍”。其实也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楼丛书》《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艺术、围棋等方面的书籍。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藏书大多外皮残旧,“显见是时有翻阅”。许多到过他书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册的《大藏经》,占了整整两排书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南洋商报》记者杜南发,只看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文字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读完的《大藏经》。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闻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1986年金庸与吴清源对弈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罗孚说,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花园式的华屋,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温瑞安第一次踏进金庸的家,有三个特别的印象:九*九*藏*书*网
金庸与郝克强在家中对弈
80年代末医院查出他心脏有问题,他开始戒烟,有一次欧阳碧在明报大厦的电梯里遇到他,他嘴里像是嚼着什么,问他是否在戒烟,他点点头。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
——金庸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小说,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二、佛经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
他说,晚年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爱吃”。他跟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蔡澜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他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较清淡,特别喜欢吃海鱼。他也喜欢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
——金庸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那天,他穿了一袭西装,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边很阔,那件白衬衫的领子,一面微微上翘,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也拉得斜斜的,没有安稳地结在领中央,还有那对皮鞋,相信已没有上油有一段时期了,以至灰尘布满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用火柴点了一支,后来邓谈得兴起,见他手里没了烟,又给他一支,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他忙站起说:“不敢当!您是长辈,又是我向来所敬佩的,您怎么好给我点烟?”邓笑笑说:“我们这么说话,就是朋友了,快请坐。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他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80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后来,他与会中一位高手因围棋会的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给围棋会。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

四、围棋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九-九-藏-书-网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1964年4月金庸到东京,就让当地朋友陪他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家中不仅收藏有大量关于围棋的书,而且搜罗了各类名贵的棋盘、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贝壳、烧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货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华贵无比,建议金庸去买,结果他动作慢了,想起去买,被人买走了,多年引以为憾。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1985年12月24日金庸与陈祖德、聂卫平等在一起
欧阳碧记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顶道一号的查家别墅做客,金庸听说她会连五子儿,就把她带到客厅的另一边,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围棋盘,两盒烧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来。下围棋的一般不屑于玩连五子儿,他们那天下了三盘,结果被欧阳碧赢了两盘。两个女儿和阿May听说她赢了,都过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跟她杀一盘,她们轮流跟她下,最后查传讷终于把她赢了。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与朱玫离婚后,金庸将渣甸山的别墅给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
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施定庵),《桃花泉弈谱》(范西屏)也是金庸送的。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
他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经常与他九九藏书一块儿出差的潘耀明说,“在机场候机时,他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去看书”。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金庸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到中年还是大吸特吸,并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从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区。太平山俗称扯旗山,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日落后能欣赏“东方之珠”的夜景,山顶一带都是官绅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有好几万平方英尺,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就用了百万元。“别墅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结构是一幢二层楼的楼房,整个设计可谓中西结合。亭台水榭、花园曲径当然颇为民族化,但游泳池却是绝对的洋派。”(1996年他将山顶道一号拍卖,成交价1.9亿港元。)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照应不易。
倪匡说他对吃并不讲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见到金庸: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小说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小说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小说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
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99lib•net
四卷本的《吴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学习的,日本围棋高手小松英树随同教他围棋的老师王立诚到他家做客,向他借棋书研究,选中了这套书,发现他在棋书上画了不少红蓝标志。王老师夸他钻研用功,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他回答:“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其实,他知道即使那些负局之中同样有精妙之着。

三、气功和烟酒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年6月30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做什么举动,把金庸着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
温瑞安初见金庸时,他就一面抽烟,一面谈天。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
1983年8月28日晚上,金庸在台湾“清华大学”说:“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围棋有定式,几位大宗师都是老一辈老师照定式教出来的,而人生没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师的风度,初次见面,林海峰话也不讲,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赏。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林海峰个性很好,刚毅木讷。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认为就是郭靖的写照。以前他认为生活中并无这样一个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当然林老师主要是在围棋上的贡献,下围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坏,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1966年4月15日,《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林海峰与高川格对决的棋局,当时林八段,对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对沈君山说,他写了郭靖这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不过他最仰慕的棋手还是吴清源。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
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

一、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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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邓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难过,十六年前和邓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
“五月风暴”之后,香港房地产处于低潮,金庸以40万港币的低价,按揭买下港岛渣甸山一幢三层高的洋楼,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别。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佘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
在他家中大厅的醒目之处挂着日本棋院颁发的围棋段数证明书,是金庸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段数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当着温瑞安等人的面说:“足拿了段级呢!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艺也不怎么!”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的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由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
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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