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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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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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1986年圣诞节,《明报》在香港中环一家茶餐厅举行联欢会,有两百多人参加,人来人往的,他们夫妇和《明报》高层人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台上的人有点拘谨,而阿May手拿一个“卷蛇”玩具,正放在嘴上吹,不吹的时候要卷起来,吹起来里面充满空气,像个圆纸棍。她不断地吹,而且当众将“卷蛇”尾巴对准老公的脸,一下一下地吹,如入无人之境,而金庸像个宽厚的长者,微笑着轻轻推开她的手。后来他干脆也拿了一个“卷蛇”,一下一下地吹起来。这一幕给亲眼目睹的欧阳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May那种活泼爽朗的性格,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样,完全不顾及她的老板娘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金庸与子女查传侠、查传诗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
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但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1986年她进入《明报》工作,做过一年多报纸检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楼给金庸送报告,有一天秘书小姐告诉她:“查太来了,跟查先生在里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出来,她礼貌地称呼:“查太……”金庸马上笑眯眯地说:“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时阿May未满30岁,以后在有些饭局上她们会见面,比如与王光英夫妇吃饭那次,阿May的国语不是太好,他们之间谈天常用国语,阿May在旁边静静地听,一般不会插话,听不懂时会问身边的丈夫,金庸会停止谈话,用广东话小声讲给她听。在欧阳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欧阳碧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http://www•99lib.net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的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她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对冷夏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跟我离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会,一起吃饭。”他在央视对白岩松说:“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

三、阿May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明报》创刊十周年时,金庸与朱玫等合影

金庸夫妇与王世瑜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二、朱玫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四、长子查传侠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的至痛与伤心。1961年,金庸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99lib•net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为他生了两子,他心想不过是算命的乱说,长子的弃世不幸验证了相士的预言。从此金庸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英文名Grace),曾在《明报》六楼的广告部当过普通职员,听力有问题,一般的音量她听不到。有传言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就是从他女儿“小聋女”而来,一些员工背后就称她为“小龙女”。1988年5月15日,查传诗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赵国安离过婚,据说金庸不大高兴,他的决定是,赵与他女儿结婚后必须离开《明报》。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现任查太比查先生年轻二十七岁,查先生最爱美人,现任查太焉能不好看。
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在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在树仁书院毕业后,1987年与医生吴维昌结婚,《明报周刊》对他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九-九-藏-书-网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他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
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绝望中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金庸在1986年《明报》圣诞晚会上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九九藏书

一、杜冶芬

金庸对陶杰(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内地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金庸有一次请温瑞安等人吃饭,饭后他们夫妇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水泥地太滑,他们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看到这一幕,温瑞安在车上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下午,金庸带温瑞安上了他家的游艇,温问他:“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作‘金庸号’吧。”温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时近下午,他们到甲板上晒太阳,他太太阿May和女儿则下海游泳。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与金庸很熟悉的女作家林燕妮说:
次子查传倜喜欢美食,有意尝尽天下美食,以蔡澜为师,给报章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他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亲也爱东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东坡肉,有好吃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他说:“小时候,我与哥哥查传侠同在圣保禄学校读书,哥哥成绩优秀,甚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罚站,有时还要请家长来校。”查传倜到英国学会计,没有毕业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经理,协助出版父亲的武侠小说。他表示:“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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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当时他正在修订《倚天屠龙记》,几个月后他在后记中写下这番话: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
他一共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结缡于微时,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与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强人,美丽能干,他们生下两儿两女。也许英雄见惯亦寻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赏,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分手了。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这些传说或许无法得到确证,离婚的原因也很复杂,离婚则是事实。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林燕妮说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伟坡结婚,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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