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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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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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明报》开辟“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论被压,哈公第三次罢写,“哈公怪论”最后消失。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此行金庸与家人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远到新疆,到了许多他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丽的天山、辽阔的蒙古草原、黄沙弥漫的大漠……都曾出现在他小说中,但那只是纸上的神游和想象,这些地方他并没有去过。《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城,《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长大的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悠闲自得的羊群、一个个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这一切似曾相识,如梦似幻,如今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样清晰。
在金庸眼中,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二十三年前与邓见面以来,他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距离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亲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杭州和金庸见面。7月18日晚上,人们已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邓小平与他会面的镜头。兄弟姐妹在历尽沧桑之后重聚,这是多少年来查家最大的喜事。尽管“文革”期间,不少亲人受过苦,一个弟弟在工厂里被绑毒打了好几天。一个朋友的女儿13岁时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成了白痴,现在已经28岁。世事无常,重逢的喜悦弭平了一切伤痕,痛苦的往事转眼间化为云烟。弟弟查良钰这样回忆这次“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
“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占了《明报》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约通讯”栏经常刊出徐铸成等名家的文章。经高层批准,《明报》可以在中国境内限量发行,虽只限于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机构订阅,但《明报》毕竟悄悄地进入了内地,几年后发行量突破一万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评中称:“过去几年中,《明报》能有限度地不公开进口,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有机会天天看到。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胡耀邦是邓小平之外,金庸最心仪的中国领导人。三年后,胡耀邦去世时,他写下充满感情的社评《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1973年4月13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次日他发表社评《邓小平又做副总理》。1976年,邓再次下台,挨批,《明报》大量报道,阅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邓复出不久,他称誉邓,“能干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当然是不会改的”。邓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复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内地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他曾听人说,邓对批判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
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不着急。中国还有贫困地区,我们还给予补助和救济。宪法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给一定的报酬,保持较好的待遇,但劳动力不能买卖,不能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剥削问题。“生产致富”与“剥削别人劳力”是两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见到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是“天尽头”三字,另一块是“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要他题字留念。他想起当年胡耀邦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胡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正直的性格,写下这几句话:
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
金庸认为,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牛鬼蛇神气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九*九*藏*书*网
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见面时,我们都是扑向对方的,那种骨肉相见的激动,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与小阿哥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在杭州那几天,我和小阿哥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
胡耀邦透露“四人帮”还活着,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在电视上看了阅兵游行。“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她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众大笑)。她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他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胡耀邦谈到当天上午在民主党派人士会上讲的话:

一、数十年来乡愁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在‘文革’时期,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称:“周恩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若说哪一个人“无比英明”,我说言过其实。你说我们比较“开明”,可以。开明是开,开放是开,广开言路是开,开诚布公是开,开创局面也是开。英明还加上无比,就不那么合适了。
内地三十三天的行程归来,《明报月刊》记者问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湾,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一点。
我们不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的不幸变故。万一中共极左派复辟,香港人失却自由与法治,《明报》怎样? 《明报》当然停刊不出,我们办报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们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
谈及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总的说来,内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地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着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都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屋。”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称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在他听来,即使在邓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评形式发表声明《自由客观,决不改变——<明报>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诺“自由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
记者问:“你认为邓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九*九*藏*书*网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近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比较温和而婉转,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支持开明改革路线,在反对保守顽固路线。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北京,这一次安排他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与金庸会面,在座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等。胡耀邦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说:“很欢迎你到北京来!……香港的朋友们以前见过几次,个别会见谈话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将55岁的胡启立、42岁的王兆国介绍给他。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
在北京,金庸登上万里长城,炎炎夏日没有挡住他的兴致。他还去过西安、成都、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杭州,先后到过十三个城市。他曾在重庆求学,也饱尝过失学的痛苦。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一生的报业生涯,上海《大公报》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些旧游之地三十年后重来,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临水之际,他没有失去职业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与当地的人民接触,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愿望,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的期望。
果然,10月29日就传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报》在11月1日头条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离间周恩来、林彪的关系,慰问华侨时故意不提林。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有机会看到《明报》,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社评。1981年廖在北京设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间谈到:“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答,“我写社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符合谁的标准,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写出我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初次见面,胡耀邦坦率、热诚、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出国内地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内地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
1993年3月18日,金庸应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他见面时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引者注:指抗战)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临别时,江泽民送了十七本书给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与他家乡有关,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江泽民笑着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时值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谈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九_九_藏_书_网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政府一旦收回香港,会尊重港人的选择,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国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权。虽然金庸多次在《明报》评论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话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发挥《明报》的影响力,多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立场,稳定港人情绪,为将来香港回归作贡献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一份力。
这是金庸与邓小平唯一的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陶杰)说,“邓小平虽是共产党人,但却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甚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评又说,“胡耀邦的作风和主张,令他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爱戴人物”。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但外界依然议论纷纷,香港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金庸办报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产,资产大了,舍不得放弃,又害怕将来共产党收回香港后收回这些财产,故改变立场讨好某些方面,以备局势一旦有变,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驳:“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一个是三落三起、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拐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文革”,邓说:“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党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两千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金庸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这件事中,多多少少会有强迫的成分。”“党虽然有威,却未必令人敬服爱戴。最好用物质鼓励、优惠条件等来使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不过他当面没有说出来。
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问及:“海外人士担心,推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社会上不免会有矛盾。中央对此有什么考虑?”胡耀邦让胡启立做了回答之后又补充说:
金庸意识到这篇小小的报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发表社评《廖承志?中国新闻社?》: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国,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当年金庸与左派圈子交恶之后,老同事只有罗孚有胆量与他保持联系。在双方阵营视若敌国的年代里,仍维持了“人的交往”。以后,当罗家遇到困难时,他也伸出过友谊之手。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这一连串表态一度平息了舆论对他的批评,却因《明报》专栏“哈公怪论”突然腰斩而再起波澜。哈公原名许国、许子宾,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于菲律宾,1951年来香港。70年代后期开始在《明报》副刊开设“哈公怪论”专栏,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读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电视播出邓小平怒斥耿飙、黄华“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的新闻后,哈公写了一篇《八道胡说》的怪论,《明报》压下不发,于是他罢写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论”再次出问题,有媒体披露金庸有短简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论”不能再写了,而哈公称,“不是示意不能再写,而是示意要‘炒鱿鱼’。”10月4日,金庸亲自执笔,以“明报编辑部”名义在原来“哈公怪论”位置刊出《关于<哈公怪论>》逐一辩驳,哈公对此则有八处亲笔批注。《明报》副刊的“哈公怪论”从此没有恢复。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社评中辩称:九九藏书
金庸在北京见到了画家黄胄和黄永玉,本来还想见见白桦,因去了承德没见着。黄永玉在《大公报》做美编时与他同事,1953年回内地,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版画,“文革”期间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谈起分别二十八年来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地不愿便走。
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他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苦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眼见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轨,希望在今明两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从此兴旺发达,永无变乱——“变”当然是要不断地变,然而是越变越好,变而不乱。
金庸对内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报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岁》一文中说: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金庸这次内地之行第一个目的就是见见邓小平,促成会面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1966年10月,时任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到广东湛江看望归国难侨,新华社、中新社都作了报道,但香港左派报纸报道的内容却颇有不同。《大公报》10月18日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引述廖承志的话说:“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同一天,《文汇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及周恩来。《新晚报》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更蹊跷的是,第二天《文汇报》《大公报》同时刊出一则“订正启事”,称前一天的电讯稿“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进“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谈话结束,胡耀邦说:“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简单广播,后天早上可以拿到我们三中全会决议全文。欢迎你下次再来,全国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到处去看一看。”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国不再把阶级成分作为任用干部的决定性条件,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也已不再计入阶级成分的因素。“这个干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中共对此一直不作什么宣传,其实这件事重要之极。”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梦因此破碎,认为一个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终生不能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分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着,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来的路费。
1984年,他又解释: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邓小平在会谈中客气地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http://www•99lib.net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然而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与其说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功绩,因而使人爱戴,不如说由于他对开放和改革的热诚与坚持,坦率性格之可亲可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民的心。……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
他接着说,“我们开创这个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说的三条,一靠正确的政策,二靠集体,三靠有远见,有长远打算,要提拔年轻干部,关心下一代”。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涂同志’赶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从刘邓派。”10月26日“自由谈”副刊刊登《我希望刘邓派获胜》,这也是他的心愿。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
这次到北京,金庸还想看望罗孚,罗于1981年以“间谍罪”判刑,当即假释安排在北双榆树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这个要求,被婉辞推掉了。

二、敬佩邓小平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这是他笔下的天山雪莲,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二十几年后,他第一次来到天池,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捧着真的天山雪莲,他笑道:“呀,原来是这样的。”他用一元人民币买了两朵,这是干了的雪莲,远没有他小说中那样美丽。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赢得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感佩和敬仰。
金庸很钦佩邓小平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这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内心的真实想法。

三、关山万里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四、“我心里很乐观”

自60年代以来,《明报》的中国报道就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金庸与邓小平会面后,《明报》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陆的报道,并享有北京官方给予的特权,中新社每天都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消息,《明报》有选择权,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则可以“本报专讯”名义报道。这一特权,连左派《文汇报》《大公报》都没有。因此引来各方面的揣测,《明报》与北京官方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是否已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信条: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五、追念胡耀邦

他感觉到的变化,“最主要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地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圣诞音乐”。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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