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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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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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不管怎样,金庸对台湾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湾拘捕三名“立委”》中说,“我们一方面慨叹台湾政界贪污风气之盛,一方面却也觉得,每一件贪污案的揭发和惩办,总有助于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径。”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不保,岛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评中说:“外交上的劣势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动所能逆转。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其竭力争取外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不如民主开明,善待百姓,以争取国人的归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评就说过,台湾是否能维持现状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台湾是否政治清明、经济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六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18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45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50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金庸认为金门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99lib•net,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他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中立立场,就事论事,既不向着大陆,也不向着台湾。“中立”不是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就是独立、客观、公正。1963年12月27日,针对蒋介石说宪法是台湾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评《台湾的“犀利武器”》中尖锐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狱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说,单是这件事,便足以说明宪法的本质。”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评《总统向小民致训词》中批评蒋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在今日世界中,每个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总统、主席、总理、将军,不过是担任一种公共职务,我做文员、卖货员、工人、农民,也各尽自己的责任。你有什么资格来向我训话?”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台湾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蒋氏一家集权)制度”,“我们绝不赞成蒋介石再参加竞选……本报专栏中有人主张他继续当下去,这并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我们向来以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义,是容忍异己。报纸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他对终身制也有尖锐的批评。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九_九_藏_书_网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大陆或台湾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种轻视之心。我们虽不认为“大陆就是天堂”,或“在台湾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梦死”,但我们承认,生活在大陆或台湾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坚强,极大多数是堂堂的中国人。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报》社评《民族·民权·民生》中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对于蒋介石应不应该连任,事实上不很关心。我们很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他生前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如果能得到重视,那么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台湾想反攻大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陆要想攻取台湾,短时期内也难以办到。”他呼吁,“双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点上力求进步。哪一面的做法对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后必定胜利”。3月3日,他又在《明报》社评中说: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这次访问标志着他和台湾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九*九*藏*书*网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他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那时以来,一直注意台湾的情况。他的《明报》社评对台湾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两岸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两个中国”,更反对“台湾独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评《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中说:“中国人不论左派右派,均反对‘台湾独立’,决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出现。”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1972年3月19日,他发表题为《台湾住的也是中国同胞》的社评。

四、同业和朋友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高中以来的经历都让金庸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却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他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国民党的腐败令金庸刻骨铭心,他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因此相信陈伯达对“四大家族”的指控,认为他们“猛刮龙”,不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一个政权长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枪杆子,这政权还是维持不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失却大陆,便是最近的例子。”蒋介石去世,金庸的评价是,蒋一生有功有过,“大功是领导中国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在内)坚持抗日,大过是在大陆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所以,1949年政权转换之时,金庸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直呼“国民党反动派”。九_九_藏_书_网这一立场以后慢慢有了变化。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这样的礼貌中有一种温暖的亲切。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自然感到陌生、不习惯。
然而,好友周榆瑞当年在《新晚报》写《金陵旧事》《侍卫官杂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极尽讽刺之能事,几乎不留余地,金庸则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国后,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说,“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6月9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些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三、解禁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严家淦做到“副总统”,主要是因为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他们在“总统府”见面,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毯一直到会客室,两边卫兵持枪敬礼,严肃之至,听严氏谈话却感觉是在听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经济理论。严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听说了,并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尾,严只谈台湾经济上的缺点,而不谈优点,如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有些工业品质量还不很好,等等。严家淦谈到军事费用负担很重,不无担忧,“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严还说起,有一次他去美国遇到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一见到他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严九*九*藏*书*网家淦心平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1959年7月3日,《明报》创刊不久,金庸即在《蒋介石是否连任》社评中说,“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他是否连任。我们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但最最反对的,是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代劳”。7月6日,他在社评《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说:“我们根本反对中国人自己打来打去……大陆与台湾问题最后终于要统一,作为中国人,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日子越早来越好,最好是用君子办法,俗语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严家淦回答:“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最高效用。”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已有很多进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参观,看到一座原子炉。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五、两岸统一梦

台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自1965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一直维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实际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1972年的增长率是11%,国民平均收入超过370美元,在亚洲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于发展经济,因此被称为“经济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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