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十一章 字条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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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十一章 字条治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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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相信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明报》有个“明窗小札”专栏,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会用“徐慧之”名义(主要是他执笔)在这里透露。
金庸自述对报社工作同人个个敬若上宾,不善于督促领导,因此《明报》内部气氛十分和谐,但不免松懈散漫,过分自由。在《明报》工作过的人确实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他平时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给人一种严肃木讷的感觉。在欧阳碧眼里,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来便带着微笑。不论他讲什么,都是一副笑眯眯的脸孔。不过,笑尽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实现。不喜欢他的人,背后称他为“笑面虎”。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国际新闻界并不陌生,称他为“查(茶)博士”,却不知这个Cha实际上要读Zha。《明报》内部,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后谈到他才会用“查老板”,除了开玩笑,不大有人当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电话回报社,也自称“查先生”。
对于《明报》的读者群,金庸深以为荣,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报庆日,恰逢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九届年会在香港开会的最后一天,他在《我们拥有“最好”的读者》社评中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并不是销数最大、广告最多、历史最久、内容最完备的报纸,但我们读者的‘平均质素最高’,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许国在《谢谢各位的掌声论》中说,“可能是哈公得天独厚,三十几年从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没有拿过”,表示不满。
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
《明报》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报馆包办员工的膳食,到楼顶的有盖露台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给《明报》翻译日本报刊的文章,不是员工,也常去沾光,从没有人说过半句闲话。①①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胡菊人任总编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了《中报月刊》,但仅一年,他们即双双离开。那三点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说之事一一都应验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陆铿以补偿费共同创办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对胡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李文庸(慕容公子)邀来挚谈,诚意拳拳。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一张字条: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欧阳碧在金庸的办公室亲眼看到,被任命为《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与他用上海话交谈,对他毕恭毕敬,无论他说什么,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对对对,是是是。”在他手下办事接近五年的吴霭仪就说:“我很怕他。”当她做《明报》督印人时,想改革高层的人事,金庸对她很不满,认为她“野心很大,想独揽《明报》”。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争论中,他们之间也有着尖锐的分歧。
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
与其他大报相比,《明报》工资低,福利薄,这是《明报》员工从编辑、记者、校对到排字房、机房工人的同感。他们对《明报》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工资加得少,连退休金都“缩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赞成报酬高的明星制度,不过他认为记者太出风头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记者,就容易给别人挖走了。
说起《明报》的成功,金庸认为,机器、纸张大家都可以买到,但能否将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较注重这方面,其他琐事、日常的业务等不需要经过他。《明报》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报纸。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评《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中回忆,十五年来,最初的校对做了《明报》经理,记者做了总编辑,港闻编辑做了出版部经理,画广告样子的职员做了晚报的经理,打杂的工友做了印刷厂厂长,“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和资格,大家从很低的职位做起,十五年来始终为《明报》服务”。沈宝新称之为“兄弟班”。金庸说:“我们的缺点是制度十分不严密,迄今为止,还像是一个大家庭式的企业,今后应当尽可能地制度化一些。优点是具备一种愉快的工作气氛。”被叫作大姐的孙淡宁说:“在办公室里开心得不得了,比在什么地方都高兴。”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一直很低,办报之初经济困难,后来经济状况好了,稿费也没提高多少。沈西城说1979年他给《东方日报》写稿,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1000元。但给《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653元,比《东方日报》少了350元。
在与各位作者联系时,只可告知我们的希望与要求,不可将我们的方针原文全部内容和盘托出,因此系本报重大业务,不能让竞争者知悉。
有人说,《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金庸说:
金庸请了董桥,从1980年第3期开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黄俊东说,“明月”换一个主编,便会出现另一种风格,“查先生除了总是给予一个月刊立场原则的锦囊之外,便任由主编发挥”。
潘粤生请农妇(孙淡宁)补“明周”专栏,被金庸发现,就在一个夜里十一二点,金庸忽然登门拜访,请农妇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农妇说:“《明报》于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环境陌生,后来我发现我不是查先生该找的人。我可以说,我对《明报》一无贡献,我感到很内疚。”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99lib.net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
见到金庸,倪匡先问王司马的漫画好不好,当金庸竖起大拇指夸王司马的漫画时,倪匡立马直入主题“应不应该加稿费”,金庸想也没想就回答:“应该!”倪匡说:“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这么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说:“一千五百元。”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谢!多谢!”倪匡马上向他致敬。原来王司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如果对她的“检查”或对本人意见有不同意见,请随时提出,胜于不闻不问,甚至不看不理。
陶杰从1992年开始在《明报》副刊写专栏,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荐的,当时陶杰还在英国广播公司任职。《无眠在世纪末》出版时,陶杰要把这本集子敬献给金庸,“感谢他当年对在异国的一个年轻人的扶掖与关怀”。

三、“很抠门的老板”

到1986年,金庸不满足《明报》已有的发行量,想在知识分子报纸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读者就像金字塔,所谓知识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边的那一层,我们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读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报》增加彩页,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个举措。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1979年《明报》二十周年时,金庸与林燕妮、张彻、倪匡等
对专栏作者在其他报纸写专栏,金庸也很在意,不愿作者用同一笔名在他报出现。《明报》工作人员要在其他媒体写专栏或做主持,都要经过他的同意。1988年,欧阳碧应《星岛晚报》之邀开专栏,向他报告,他写字条说:“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
倪匡回忆,“我在《真报》《新报》写稿,查良镛差人叫我写稿,就这样,我跟老查认识了,一交便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明报》副刊写武侠,也写杂文,用“岳川”“沙翁”的笔名,后以“卫斯理”笔名写科幻小说。他比金庸小十多岁,金庸一向称他为“倪匡兄”,而他则叫金庸为“老查”。“老查、老查,也许不习惯,日子一久,则洋溢着一种亲切的感觉。”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他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金庸的字条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
《明报》受到知识分子读者欢迎不是偶然的。
董桥说:“我追随查先生做杂志、做报纸那么多年……我在查先生处学到的最实际的东西,是他对新闻写作与评论的技巧,以及他对编采人员的专业的尊重与宽容。他常说,那也是他从实践中学习到的修养。”
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王世瑜离开《华人夜报》,加盟《新报》,另办《新夜报》,与《明报晚报》唱对台戏,还不时在报上大骂朱玫。《新夜报》打开销路后,1972年,王世瑜又离开《新夜报》,自办《今夜报》,刊载黄色小说、马经等,发行量很快超过《新夜报》。接着,《新夜报》停刊,《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赚了不少钱。1983年,他又卖掉报纸,得了70万元,准备举家移民美国。金庸对这位“报坛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担任《明报晚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后又兼《财经日报》社长,1986年还任命他为《明报》总编辑,在《明报》史上,一人而兼四个要职,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办后,金庸一度计划办《明虹日报》,任命他为总编辑兼总经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还有一道彩虹,不久却宣布:“明晚”停止发行,“明虹”暂不出版。王世瑜没有因“明虹”流产而在专栏中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经常提到老板,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饭等。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决,怕自己过了50岁没有勇气接受任何新挑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金庸举行相当隆重的欢送会,送胡菊人黄金劳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动的是临别赠言,他们在马会餐厅,金庸难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潘粤生处事总是气定神闲,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码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岁,雷伟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称他“举重若轻”,却不满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为人风趣”。他在报社人缘极好,同事有什么难题,请他代为提出,往往可以顺利解决。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新明日报》,旧同人说起他的为人一直津津乐道。没有人在他背后说过他的坏话,他也从来没说过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说:“至少,我从来没有一言半语。这是三十年的纪录,真正难得之至。”
1975年8月,金庸对外界说:“我个人对经营工商业的兴趣不很浓,主要还是喜欢看书和写作,我时常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烦恼,老是设法减轻这方面的工作。”“何况《明报》机构发展至今已上轨道,各部门的员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经理沈先生很能干,他负责经理部门全部的工作,我从不干预他的决定。……而争取较多时间来读书、写作,譬如撰写每天的‘社评’。”

二、“查氏字条”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99lib•net
张健波记得,1985年8月,金庸在湾仔海边一个酒家约他和冯成章等几个记者吃饭,邀他们加入《明报》,当时他是《信报月刊》执行编辑,说要详细考虑。没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联络他,问是否考虑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总编辑,上班第一天,查说:“具体编务,由你全权处理。”因1988年5月号刊登了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上篇,还有编者按语,被有些人指为“反共”,金庸十九个月来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给他看看,不过没提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删改,下篇在6月号照常刊出。
《明报》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苏从《明报》创刊就在副刊写短评。金庸写稿,每个字都写得很工整,由于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因此得罪了三苏。香港作家中字体最潦草的,大概是三苏和倪匡。不看惯三苏的字,可能一个字也看不懂。《明报》排字工友有过一次抗议。金庸在排字房贴了一张纸,说对三苏字体潦草一事已有所闻,将会跟他商谈,请他把字写得整齐一点。不料听在三苏耳里,大不以为然,一怒罢写。金庸立即亲自向三苏去道歉。
1986年,明报出版部发展为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是子公司,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则是金庸独立创办的,主要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明报集团并无关系),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倪匡(卫斯理)的《钻石花》,金庸、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农妇的杂文,张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诗集都出过。1987年开办的翠明假期有限公司(旅行社),专门经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旅游业务,到1991年,营业额有1.9亿港币。
也是这时,他意识到长期实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轨道,改善并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陆续成立编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等。他重用吴霭仪,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但当改革触及潘粤生、龙国云这些元老时,就进行不下去了。她从1987年12月出任《明报》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她却说:“……在明报办事,发表意见亦是肆无忌惮,从来只有得到鼓励和优待,我的‘洋脾气’怎样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查先生也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满。……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
这是《明报》专栏作家林燕妮说的。黄霜也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金庸与潘粤生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T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遥控编务,另外还给他大幅度加工资,他被称为“遥控总编辑”。有人间金庸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1985年,“哈公怪论”风波发生后,许国(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说无退休制度,也即是没有退休金。所以许国只能再“泡”下去。他们相识很早,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常给《大公报》《新晚报》写稿,后来他们在长城电影公司共事过。1975年10月许国进入《明报》,负责明报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最后一次校对(七校)是由许国逐字逐句校对的,许国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并为他的武侠小说打入台湾市场尽过力。董桥主编“明月”时,与许国在隔壁房间办公,“哈公写字画画刻图章,我经常去向他讨教,学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学问”。①①温瑞安小说的版权就是与许国谈的,“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土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
《明报》副刊的专栏地位高,香港不少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挤进《明报》副刊,代表着身份受肯定。”①①尽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给它写稿。当然,还是有人对《明报》稿费不满。林燕妮先是替简而清在《明报周刊》的专栏“顶档”而被发现,金庸称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报》开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等专栏。开始她只写散文,雷伟坡建议她也写小说,金庸从旁鼓励。当她要求增加稿费时,金庸的回答是:“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
《明报》的发行量到底有没有因此扩大,也不好说,只是金庸看起来很高兴。可是,报社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电或来信,质问《明报》为何改变编辑方针,走性感路线,等等。甚至有学校不想让学生受“精神污染”,以退订抗议。他只好对下属解释:“做报纸跟做其他生意一样,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
董桥先生:
1981年开始以“石贝”的笔名给《明报》写了十年专栏的欧阳碧也说“稿酬十分之低”。
他笑起来,双眼连成一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带着庄重含蓄的表情。有人说,“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其实,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他不擅辞令,不是那种讲话滔滔不绝的人,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与他做过多次对话的池田大作说他“质朴寡言”。倪匡说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谈会上见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
欧阳小姐系本报所聘请检查日报版面的专职人员。她检查的报告,经本人详细批阅,错误或不妥之处,经本人改正。但编辑部对此似乎极少反应,指出后的错误仍一再重复,令人失望。
金庸告诉欧阳碧:“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他在《新晚报》《大公报》就是编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亲自来抓,不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后改为“物”﹞“图”五字)、“二十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二十四字),而且手书贴在副刊编辑部。
许多人都说金庸吝啬。不过,对朋友,有时他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很深,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他就会预支版税给倪匡。这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99lib•net过十万。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倪匡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当年朋友们常在他家通宵达旦玩“沙蟹”,倪匡赌品很差,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到家还在生气,他立马来电,哄小孩一样哄,让倪匡汗颜。又一次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他立马以名牌相机相赠。不高兴时,倪匡在他面前说:“你是最够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够意思的老板。”意思说他稿费付得少,在场的温瑞安表示同感。①①
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
1973年陈若曦到香港,《尹县长》《归》等小说都在“明月”发表,中间发生了倒扣稿费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纸计酬,会计处却减去空格,视为“超支”,便在以后的稿费中扣除。为了“躲债”,他有几年没有给“明月”写稿。
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这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明报》成功的象征。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
1970年,《明报》每天出纸2.5大张,1980年5至6大张,1990年超过了10大张。对于《明报》的成功,金庸说:“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对赚钱很有兴趣,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其实,他一点也不“糊里糊涂”,而是非常精明,他对金钱非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他在《明报》内部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
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字条,早已无法统计,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给《明报》,也可以给报业史、传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资料。他以字条来管理报社事务,庞大的明报集团就是在他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1973年到1975年,内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余英时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读《明报》,认为《明报》新闻取舍得当、风格清新活泼、社评警策有力,他最欣赏的是它能坚持中国报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宠。在他看来,《明报》大体上能代表多数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与作者交流意见,他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
《明报》员工对报社有任何意见,都可直接给金庸写信,记者稿件被版面编辑删改会写信给他,编辑想要加工资会写信给他,辞职也会找他。还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背后在报馆内骂他。他很清楚,“《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
彩色粉纸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广告和生活类内容,随报夹送。有很多打工者将报纸贴在床头,每周可以换一张。明报大厦为此在六楼设了一间摄影室,请女明星来拍照。“窈窕版”(妇女版)和“消费版”的稿件和漂亮图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1965年进《明报》的漫画家王司马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沈西城《金庸与倪匡》,52页。">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0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页。">《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页。">《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0页。">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5页。">原名黄永兴(1940—1983),生于澳门,1961年到香港。">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150页。">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21—122页。">,负责监督《明报》及所属出版机构的美术工作,为《明报》画了多年漫画,表现出色,金庸很欣赏他的漫画,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指明要他设计封面和插画。金庸大部分小说的插图出自王司马手笔,他的插图常常有点写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图与其他小说插图的线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画笔法,具有“文人气息”。他的稿费却一直没有加过,一个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发了一点牢骚,倪匡答应替他去说。
就是向专栏作者约稿,金庸也喜欢写字条,李文庸就收到过金庸邀请他为《明报》副刊写一篇小说的条子。

金庸夫妇和王世瑜夫妇
《明报》变成了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细心的女编辑欧阳碧发现了信封、信笺的变化,以前是白纸黑字,印着“明报有限公司”中英文和地址,十分朴素,像个素面朝天的村姑。集团成立后,信封、信笺都改成淡黄色,纸质也比以前高级了,特别设计的《明报》标志,以红色和黄色嵌入,如一轮红日傍着一弯月亮。老板也有了专用的信封、信笺,一种在“明报集团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标志之下,印着英文LOUISCHA,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种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报》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欢金色和红色,在信封下端、信笺上端都印了金、红两色行线作装饰,他的办公室就是以这两种颜色为主色调的。
1986年4月,欧阳碧受命做《明报》的质检工作,就是检查报纸质量并比较与《东方日报》《成报》等报的差距,具体工作金庸就是通过这样的字条交代的,包括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在她递交的书面检查报告上,他也会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意见,每份“红批”过的报告,还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各版编辑,他们阅后都要签名。因为编辑部对于报纸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一段时期下来效果甚微,他不大高兴,当年8月下达了一张字条:
《明报》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因年龄关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发了一笔数万元的退休金,黄陵表示不满,一气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应该不止这个数目。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在全港报纸登启事,声明黄陵在《明报》打工,现在退休了,只得数万元退休金,由于感激你,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藏书网
他一个人说了算,好处之一是效率高,反应灵敏,编辑部下午打电话到他家里:“查先生,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我们怎么反应?”他在电话里回答:“即刻出版号外,评论与做新闻都谴责政治上的恐怖行为。”“但我们反对美国打越战啊!”“那是两回事,美国打越战,照样反对。但反对行刺肯尼迪。谁有美国签证,即刻订机票去华盛顿采访。”“好的。×××有签证。”“就派他去。叫他来听电话,我来告诉他怎样采访。”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他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
1979年12月,在主编了156期“明月”之后,胡菊人提交了辞职信。那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于是抽调资金,到香港和美国另谋发展,要在香港新办一份《中报》,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万元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更吸引他的是对方称还要办晚报、周刊、月刊,整个“非常庞大”的新事业都由他全权负责。最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些。《明报》虽好,却不是他理想中的报纸,他有鲁迅情结,想拯救一代青年,认为报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傅朝枢听了他的理想,立即答应了:“胡菊人,我就是想办这种报纸。”

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
到1979年创刊二十年时,《明报》篇幅增加了八倍,发行量扩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员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报》三十年时,金庸给员工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和金牌,获得廿五年以上奖状、金牌的除了两个创办人,还有潘粤生、汪济、雷伟坡、戴茂生、叶汉辉、龙国云、翁荣芝等二十一人,获二十年以上奖状、金牌的有黄俊东、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满五年的员工也分别获得奖金,向曾任总编辑的潘粤生、梁小中、张续良、王世瑜四人,及连续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简而清、倪匡、项庄、谢永光分别奉赠金牌一面,另具谢函,专人致送。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报月刊》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治领袖与学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读者。”

一、明报王国

1985年九十月间,“哈公怪论”起风波,许国罢写,读者函电交驰,金庸迫不得已叫潘粤生出面“挽回”,给许国加三倍稿费,因为他的稿费向来是倪匡的三分之一。潘老总承诺加到与倪匡同等待遇。①①
事后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说:“一千二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马因患恶性肿瘤去世,他闻讯流下了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他支付。出殡那天,亲自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①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①⓪也要金庸加稿费,他则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她的专栏里“骂”他,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虽然文辞尖刻,但他看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总之,说什么也不加稿费。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报》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尝到过向他要求加稿费的滋味。一次他大宴亲朋时,倪匡突然发难:“老查,你的《明报》可真越办越好哪!”他谦恭地说:“哪里,哪里,都是大家的鼎力帮忙。”倪匡说:“听说《明报》一年赚好几千万,对吗?”他答:“一点点,一点点。”倪匡哈哈大笑说:“那么,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了吧!”他连忙摆手说:“倪匡兄,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给你写信。”一听写信,最怕写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职业作家每个字都要赚稿费,而写信没有报酬,浪费笔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却偏偏特别喜欢写信。倪匡说:“老查的耐性真是好,为了稿费,他可以写三四张纸,阐述《明报》的种种困难,文辞恳切,令你觉得要他加稿费,实在是你的一大罪过。”加稿费的事自然挡了回去。①①
九○、十二、廿七
因为《明报》的印刷质量不佳,特别是图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们向德国订购了一部柯式卷筒机,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质。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社评里提到,几个月前,以50万美金订购了美国高斯厂的巨型高速柯式轮转机,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质最高的印报机。
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金庸不断地为《明报》物色人才。明报集团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经历、富有个性的重要骨干,胡菊人、董桥、吴霭仪等都是他请来的,有些人则完全是他从最基层提携的,王世瑜原是校对,林山木原是资料员。正是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报》的事业。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
操办许国丧事的朋友希望《明报》刊登的讣告能减免广告费,总编辑王世瑜表示,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不过“这张报纸不是我的,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6月23日晚,他们得知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两次四个广告本应收费共约一万多港币。①①
实际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细,连排字房的工作都要亲自过问,或许“五月风暴”时被换版的往事让他记忆犹深。《明报》副刊请专栏作者也要通过他,不仅副刊编辑,就是总编辑都无权决定,都得他来批准。约稿、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时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过作者的抗议。林燕妮回忆,“以前《明报》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选定的,副刊老总并无约稿的权力”。副刊编辑只不过扮演催稿、清大样和校对的角色,不会删改作者的稿子,也不愿主动与作者联系,相当于高级校对。1966年进入《明报》、长期担任副刊编辑的诗人蔡炎培因此被戏称为“蔡校书”。倪匡说:“查良镛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称的吴霭仪,每周在《南华早报》写英文政论,引起金庸的注意。他们同是廉政公署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金庸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觉得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吴霭仪1984年被他请到《明报》工作,1985年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86年7月又应他力邀重回《明报》任副总编辑,1987年9月,她又离开三个月,继续剑桥的学业,《明报》不仅为她保留职位,还一直给她发工资。
1986年,香港新闻署的读者调查结果,《明报》发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万人口中,《明报》读者达42.3万人,占总人数的9%。每天出报11大张,40多个版面,套色印刷,每个星期天加送一大张《周日彩报》,还用卫星传真美洲版。1988年统计,在香港43家日报(其中41家中文报纸,2家英文报纸)中,《明报》的读者人数、发行量、广告收入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东方日报》《成报》),《明报周刊》发行量、广告收入稳居十大周刊榜首。香港人口从两百多万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万人,《明报》发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报》在这里十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纸”,70年代正是香港大众化报纸走俏时,《明报》却是香港严肃报纸的代表。1975年,金庸说起《明报》与别的报纸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明报》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我们的内容均朝着这个方面读者的兴趣走”。《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相继问世,《明报》系统在“五月风暴”前后的四年间迅速成长,成为一家有实力的报业集团,不仅雄踞香港、东南亚新闻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领域,逐步发展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http://www.99lib•net
在为《明报》工作过六年的欧阳碧眼中,金庸是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辞职前往美国读书,辞职信交给了总编辑董桥,金庸请她到七楼办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说:“这样吧,你在副刊上的专栏,我为你保留下来,一直到你回来,每个月的稿费还可以帮补你在那边的生活。”最后还说了一句令她感动的话:“你到了美国之后,在那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你随时回来,《明报》随时欢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后就要卖掉《明报》。金庸说: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欧阳碧在他七楼的办公室目睹王世瑜对金庸毕恭毕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却笑眯眯地说:“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粤生)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要用他这样的人。”欧阳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来检查报纸,是因为她进报社不久,没人认识她,可以“背对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让他来改革报纸。她感叹老板是下围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无奈处,他虽然公布王世瑜为《明报》总编辑,却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潘不再是总编辑。九楼编辑部的总编办公桌坐的还是创业功臣潘粤生,王没有办法取而代之,各版编辑依然按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过目,潘跟以前一样处理版样,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既然九楼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楼找个地方办公,开始编星期天的“明虹版”。
据说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艺高明。《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玩“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业务蒸蒸日上,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逢年过节,他在家里招待员工,牌局是必有的娱乐,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做庄,一开始必定让员工通赢。这个惯例保持了多年,《明报》员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兴奋。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说,金庸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他牌技好,他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①①《明报》员工有急需,也会向他和沈宝新借钱,经理部的人向沈借,编辑部的向他借,一般他们都会爽快地答应。①①倪匡曾问过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条,如何处理?”他回答:“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①①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视为不得外传的秘诀。1988年10月20日,他给编辑部所有编辑写字条,“唯副刊依赖外稿,不完全受编辑控制”,重申“生动活泼、吸引力强”的方针,同时要他们注意:
金庸说,副刊的定期作者,个个是他的好朋友。有时他和董千里、倪匡、亦舒等朋友(他们都在《明报》写专栏)吃饭,经常会问外面有一些什么人写东西写得比较特别。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黄子程,把名字写给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黄写两篇文章给他看一下,以后黄子程就在《明报》开了专栏。
雷伟坡在《明报》编娱乐版时,金庸给他打过六次电话,请他再做采访部主任,他和五个同事力抗各大报十多二十人的采访部,胜多负少,有三个月起纸两万的纪录。他自称“举轻若重”,事事紧张,龙国云背后叫他“希治阁”(希区柯克),孙淡宁长期坐在他对面,怕他影响健康,善意劝他:“你这样紧张干什么,‘明周’又不是《时代周刊》!”他当时笑笑算了,其实,他心里在说:“在我心目中,‘明周’远比《时代周刊》重要,《时代周刊》有什么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编的,它的得失成败关我什么事!”他说:“我把‘明周’当作自己的事业去办的,虽然我只是个打工仔。”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
1986年11月,许国与金钟、许行筹办政论刊物《解放月报》。1987年1月8日,《解放月报》正式创刊前夕,金庸看到许国拟的创刊广告,有一句“遗失大批水货”,赶紧请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事后,许国告诉朋友,退休金已解决,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服务了十一年的《明报》。当年5月,许国突然病倒,住入广华医院,金庸第一个送去花篮。许国第二次紧急住院时,有人告诉金庸,他派许国在《明报》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吴曾几次打电话向金钟询问病情。6月15日,许国病逝,当金钟、许行去《明报》找吴志标时,吴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由避而不见。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他表示可以“考虑”。6月16日下午,在《明报》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费用也不宜出,许国走时已给了一笔钱。他一表态,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明报》中高层人员纷纷退缩。除了“明月”总编辑张健波,只有《明报》中国消息版编辑李谷城留下,他是许国的同乡。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但他终于没有来,只送了花圈。
他自称:“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明报》是他的“一言堂”,他说一不二,几十年来他的合伙人、老同学沈宝新都是听他的。“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么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
但金庸给漫画家尊子保留了一个“特区”,尊子可以对他有关香港前途的观点进行讽刺、批评。
1969年5月20日,在文华酒店的报庆酒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告诉金庸,最近到欧洲、美国出席学术会议,已记不起有多少学者、留学生问起《明报》《明报月刊》。金庸在《明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欣慰地说:“随着报份的增加,我们的读者面也不断扩大。目前《明报》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近年来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国或到外国留学的颇多,其中一部分是《明报》读者,他们到了外国之后仍旧是《明报》的读者。”但他表示一点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满,反而很担心,怕他们的能力和配备当不起这种种眷顾。
这事最后以金庸给黄陵补钱而了结。
1979年底,胡菊人辞职,金庸四处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写过稿的董桥。当时董桥在香港中文大学有教职,薪资丰厚,不想放弃。金庸答应给予同样的待遇,请到董桥。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号《编者的话》中介绍,董桥是知名散文家,对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都有精到见解,从事编译多年,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制作和新闻广播工作,对世界大势尤其中国现状甚为熟悉。“董先生弹得一手好钢琴,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各方面有广泛知识,是伦敦大学博士候选人。他曾为本刊撰稿,和《明报月刊》颇有渊源,由他来担任总编辑,真是深庆得人。”3月号起就交给董桥编了。
金庸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上,《明报》其他社评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一致,但必须照顾他的立场,《明报》主要只能体现他的立场,因为他是老板。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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