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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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五篇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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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此时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1949年就到过香港的白先勇(1937-)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白手起家,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情、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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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初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香港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有人说他是郭靖,有人从他身上看到陈家洛,也有九*九*藏*书*网人说他是“韦小宝的化身”,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与他认识多年的沈西城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所喜欢的郭靖或者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过,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了一份狡黠……”
作为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至今仍不断引发激烈的论战。他早年坦承:“我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1956年,金庸谈到《书剑恩仇录》时,认为这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他还多次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一点他实际上做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动机,却着力刻画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侠小说之中,九*九*藏*书*网创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虚拟世界。
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寇入侵,父亲死于50年代镇压反革命大潮,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于生和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保持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整个大陆陷入反右、“文革”的灾难深渊时,他在遥远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古老的汉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脉温情,给无数海外游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作为一个报人,查良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远自美国,还是来自近邻苏联,更无论它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http://www•99lib•net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当时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
从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于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后政权可能落入别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开规定了接班人,这显然是违反毛泽东本愿的。所以如此,当然由于林彪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好像唐朝玄武门之变之后,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其可得乎?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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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预言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彪没有好下场: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风暴”,他本人还上了暗杀名单。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咀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金庸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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