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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改变主意,迅速穿上西装外套,系上领带,和我一起走向公共汽车站。我们二人抬着装有我尘世全部家当的行囊,穿过黎明前空空荡荡的耶路撒冷大街。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讲述一个个老笑话和诙谐的双关语。他谈到“基布兹”一词的哈西德教派词源,意思是“聚集”,基布兹理念与希腊的koinonia,社区思想,源于koinos,意思是“共同”,有近似之处。他指出,koinonia是希伯来语“勾结”的词源,或许音乐术语“卡农”也源于此。他和我一起登上开往海法的汽车,和我争论该坐哪个座位,再次告别,他一定忘了这不是我到特拉维夫姨妈家里过安息日,因为他祝我安息日快乐,尽管这天是星期一。下车前,他和司机开玩笑,让他开车时尤为小心,因为他带着一个大宝贝。而后,他跑去买了一张报纸,站在站台上找我,朝另一辆车挥手告别。
只有亚历山大爷爷毫不犹豫地穿过铁障,亲吻我从海法来的外婆和我妈妈两个姐妹的双颊,采用俄国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劲把我搂在他的体侧,高兴地大叫:“咳,那什么,一个迷人的孩子,不是吗?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而且非常有才华!非常非常有才华!非常!”
索妮娅姨妈在这种时候不会谴责我,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到基布兹试试看,对。要是——但愿不要这样——你在那里也不开心,只管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望母亲的姐妹哈娅和索妮娅,或者去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家里,父亲给我车费,外加几块钱,“因此你用不着跟那边任何人要钱了”,“别忘了告诉那边什么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说“请记着问问那边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屉里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让你下次带过去”。
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许多年来,我父亲生活在享有“世界声名”的伯伯的巨大阴影下。(我父亲在提到世界声名时声音里怀着虔诚的宁静。)许多年来,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梦想着追随约瑟夫·格达尔雅胡·克劳斯纳教授的脚步,克劳斯纳著有《拿撒勒的耶稣》、《从耶稣到保罗》、《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希伯来文学史》和《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我父亲在内心深处,甚至梦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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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一日继承无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学的外语并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语少,因此他夜晚蜷缩在桌子旁边,周围堆起一堆堆小卡片。当他某天开始对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绝望时,他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把火炬传给我,他会在那里观看。
尽管是在开玩笑,尽管他正出于某种发育不良的慈爱情感拿我打趣,但父亲从我很小时候起就叫我“殿下”、“阁下”。只有很多年以后,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恼怒的玩笑背后,隐藏着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于平庸,把愿望隐藏起来,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去实现某种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实现已经离他而去的目的。
因此,没有他的祝福,没有大卫和歌利亚的交锋,我在暑假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走向雅法路的中心汽车站。父亲比我早起了半个小时,我的闹钟响过之后,他已经给我做了两个厚奶酪夹西红柿三明治,连同一些削了皮的黄瓜,一个苹果和一片香肠用防油纸包好,外加一瓶水,瓶盖拧得紧紧的,这样就不会在旅途上漏水了。他在切面包时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所以我在出发前给他包扎。在门口,他犹豫着抱了我一下,接着又抱了一下,比较用力,低下头说:“要是近来我伤害了你,我请你原谅。我也过得不易啊。”
约瑟夫伯伯本人,老教授,自由党那时提名他为国家总统候选人,与中间派和左派候选人海姆·魏兹曼教授分庭抗礼,听说我要加入基布兹这一令人痛苦的打算,大为震惊。他把基布兹当成民族社会精神特质的威胁。于是他邀请我去他家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人谈话,面对面的谈话,不是在我们某次安息日朝觐时,而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在工作日中谈。我忐忑不安,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甚至匆匆写下了三四个要点。我会提醒约瑟夫伯伯,他始终声明:逆流而上。坚定的个人必须始终勇敢地维护他煞费苦心的信仰,甚至要面对来自那些最亲近之人的反对。但是约瑟夫伯伯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邀请,因为突发了紧急事件,令其义愤填膺。
关于我想去基布兹的问题,哈娅姨妈立即宣称:“当然可以。你应该和他们拉开点距离。在基布兹,你会长得又高又壮,你会慢慢地过上比较健康的生活。”
最后,九_九_藏_书_网这种挖苦转化为伤心。早餐桌旁,父亲那双忧伤、宛如狗样的棕色眼睛在我身上逗留片刻,立刻又转移视线,埋头看报。仿佛他迷失了方向,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
“她的”一词掩盖了对我母亲的记忆,如同没有碑文的纪念碑。“那边任何人”或者“那边什么人”等词表明他与母亲的家庭割断联系,那联系永远没有恢复。他们责怪他。母亲在特拉维夫的姐妹们相信,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给我母亲的生活布下了一层阴云。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对着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这一指责令父亲深为震惊,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对于我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态度就像阿拉伯国家在那个抵制拒绝的年代,对中立人士访问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不能阻拦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请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要跟我们说。好坏都不要说。不要跟他们谈起我们。我们不想听,也没兴趣知道。总之,你要保证别让你的护照上盖上不受欢迎的印章。
我母亲自杀后三个月,该为我举行成人礼了。没有举行庆祝宴会。他们为应付此事,让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凯莫尼犹太会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读上每周定期读的内容。整个穆斯曼家族从特拉维夫和克里亚特莫兹金来到此地,但是他们待在犹太会堂的一个角落,尽量远离克劳斯纳家族。两大阵营相互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茨维和布玛,我的姨父们,也许略微、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点头。我像一个晕头晕脑的小狗,在两座军营之间来回奔跑,尽量让自己装出快乐孩子的样子,模仿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父亲始终憎恨沉默,为片刻沉默而责备自己,感到有责任驱逐沉默。
我父亲有时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无关紧要的门德尔松,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松,其命运就是充当著名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和伟大的作曲家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父亲。(“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曾经自嘲地说。)
我的沉默比黏在身上的棘刺或者停学事实本身更令他惊恐。当他意识到,发火与惩罚不起作用时,他就使用小小的挖苦。他微微点了点头,咕哝着:“要是殿下你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吧。”或者“我像你这个年龄时,都快从高级中学毕业了。不是你那样带有娱乐色彩的中学,经典的高级中学!具有铁一般的军事纪律!上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课!我读欧里庇得斯、奥维德和塞内加的原作!你在干什么?仰面朝天一躺就是十二个小时读垃圾文字!低级小报!下流杂志!《侏儒》和《战俘集中营》!这种令人作呕的读物,只有人渣才读呢!想想克劳斯纳教授的侄孙最终竟成了一个二流子,小混混!”99lib•net
索妮娅姨妈搂住我的肩膀,伤心地建议说:
“基布兹,”父亲伤心地说,“也许并非不足挂齿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强体壮的体力劳动者。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无疑不一般。我不想对基布兹恶语中伤,因为基布兹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明显优势,但是你在那里得不到发展。结果,恐怕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就这样吧,商量完了。”
九年级就要结束之际(热哈维亚学校五年级),我突然放弃了童子军,基本上不再去上学。我终日穿着内衣仰面躺在自己的房间,吞噬一本本书和一堆堆糖果,那时我除了糖果几乎什么也不吃。我那时已经恋爱,遏制着泪水,没有丝毫机会,爱上了某位班花。不是像在书中读到的年轻人那种又苦又甜的爱,书中描写道,灵魂因爱情而痛苦,但仍然振奋,生机勃勃,而我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更为糟糕的是,那一阵子,我的肉体贪得无厌,猥亵地在夜晚,甚至在白天,不停地折磨我。我想摆脱,永远从肉体与灵魂这两大敌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想变成一片云,变成月球表面的一块石头。
我父亲再婚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致遭到开除学籍的警告。(我母亲死后一年多,我被从塔赫凯莫尼转到热哈维亚中学。)我父亲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勃然大怒,想尽各种办法惩罚我。逐渐,他开始觉察到,这是我发动的游击战争形式,直到迫使他让我到基布兹去,才会停止。他予以还击:我每次走进厨房,他都会起身离去,不说一句话。但是一个星期五,父亲超出常规陪我去雅法路中央的老埃格德公共汽车站。在我就要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时,他突然说:“要是你愿意,就问问他们对你想去基布兹有什么看法。不用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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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不会约束我们,不会让我们特别在意,但是这一次我不反对听听他们觉得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性。”
我母亲,在孤独与阴郁中,给我讲光怪陆离的事件、恐惧和幽灵,也许与寡妇奥斯给小培尔·金特在冬夜里讲的故事大同小异。我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亲奥斯的约翰·金特,培尔的父亲,希望他成就“大业”。
自母亲去世,他一年左右后再婚以来,我和他几乎只谈论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学发现或者伦理价值以及道德理论。(现在我们住进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号,在热哈维亚区,他多年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她的死,她的缺失,这些话题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终于,我父亲心情沉重,做出妥协。加利利斯代尼海米亚基布兹的一些朋友愿意让我到那里住上几个月,度过一个夏天,我可以亲手干农活,看看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否适合住集体宿舍。如果表明这种夏天体验让我觉得够了,我就得答应回到学校,用应有的认真态度对待学业。但要是暑假结束时,我还没有幡然醒悟,那么我们二人会再次坐下来,进行一场真正的成人谈话,尽量想出我们二人都同意的解决方案。
我每天晚上起来,走出家门,在大街上,或在城外空旷的田野里游荡两三个小时。有时,将城市一分为二的带刺铁丝网和雷区吸引着我,一次,我在黑暗中大概闯进了某个无人区,冷不丁踩到一个空罐子,罐子发出的响声犹如山崩地裂,说时迟那时快,黑暗中响了两枪,近在咫尺,我拔腿就逃。然而,第二天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夜晚,我又回到无人地带,仿佛一切已经让我厌倦。我甚至走到偏僻的干河谷,直到看不到任何亮光,只有影影绰绰的山形和稀稀落落的星星,还有无花果、橄榄树和夏日饥渴的土地散发出的气息。我十点钟www.99lib.net,十一点钟,或半夜,回到家里,不肯说出我去了哪里,也不管就寝时间,尽管父亲已经把就寝时间从九点延迟到了十点。我对父亲的埋怨不予理睬,他犹犹豫豫用让人起腻的笑话努力打破我们之间的沉寂,而我则不做回应:“如果允许,请问阁下在哪里度过这个夜晚,快半夜才回来?你去约会了吗?和某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殿下没被邀请去参加示巴女王王宫里的狂欢吗?”
在她们审度的目光下,事实开始为自己说话:我看上去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紧张不安,没有清洗得干干净净。他们那边一定是不管我,如果不是更糟。脸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他们没给你看医生吗?这件破套头衫,这是你唯一的行头?他们上次给你买内裤是什么时候?回去的路费呢?他们忘记给你了吗?没有?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兜里塞几块钱,为安全起见呢?
早在母亲去世前,从她开始生病,甚至生病之前,我住在特拉维夫的姨妈就把我父亲视为一个自私自利、也许有点专横跋扈的男人。她们确信,自从她死后,我一直饱受他的奴役,在他的压迫下痛苦呻吟,自从他再婚后,继母也在虐待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就像故意惹我姨妈们生气,在她们耳边述说父亲和他妻子的好处,他们如何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我什么也不缺,姨妈们一个字也不听,她们生气,她们发火,仿佛我正在为阿卜杜拉·纳赛尔及其政权大唱赞歌,或者是为阿拉伯游击队员辩护。我一开始大肆赞扬父亲,她们二人就会让我闭嘴。哈娅姨妈说:“够了。请不要说了。你让我心痛。他们好像给你好好洗过脑子了。”
我一到达特拉维夫,姨妈们便扑向我度周末带来的行李包,拿出衬衣、睡衣、袜子、内衣、备用手帕,无言地啧啧不已,判处这些东西要全部清洗,用开水烫,在阳台上彻底晾晒两个小时,拼命熨烫,偶尔坚决予以毁灭,好像她们正在免除瘟疫之灾,或者是把我所有的个人财产送去接受再审查。第一件事总是让我去洗澡,第二件事是坐在阳台上晒半小时的太阳,你脸色煞白得像墙壁一样,你吃串葡萄吗?吃个苹果?吃些生胡萝卜?然后我们去给你买些新内衣,或一件体面的衬衫,或一些袜子。她们都给我吃鸡肝、鳕鱼肝油、果汁和许多新鲜蔬菜,仿佛我直接从隔离区来到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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