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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已经怀孕,他们搬到了对面的一幢楼里,搬到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半地下室。他们唯一的孩子就在那里出世。有时,父亲用比较苍白的方式开玩笑,说那年月,世界确实不是个适合生孩子的地方。(他喜欢“确实”,也喜欢“然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无误”、“迅即”、“另一方面”、“奇耻大辱”。)在说世界不是个生孩子的地方时,他也许暗示着对我的某种责备,因为生得这么鲁莽,不负责任,与他的计划和期待相反,他确实尚未实现他所期待的人生目标,暗示出由于我的出生,他错过了一班船。或者他什么也没有暗示,只是耍聪明,用他通常的方式。我父亲经常开些这样那样的玩笑,打破沉默。他始终把沉默看成有意和自己做对。也许那是他的过错。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斯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你妈妈范妮娅在拉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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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我不知道父母怎样亲近起来,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1938年初,他们在雅法路拉宾内特楼顶上结婚。他身穿黑色白条制服,系着领带,上面的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她身穿白色长裙,更突出了苍白的皮肤和一头漂亮的乌发。范妮娅从她在泽弗奈亚大街与人合住的房间,把几件物品搬到阿摩司大街扎黑一家小套房里阿里耶的房间。
我甚至记得在那一刻,我的脑际迅速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非要去以色列土地?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吗?可是那个希腊姑娘,也许连什么是犹太人都不知道,比整个犹太民族跟我更加亲近。这个犹太民族那一刻在我眼里像汗津津的庞然大物,正在引诱我走进它的腹中,这样就可以用它的消化液把我整个吞吃。我对自己说,索妮娅,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吗?真奇怪,在罗夫诺,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被犹太人的消化液吞噬。我到这里之后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那时,在回以色列的船上的那一瞬间,希腊婴儿已经在我的腿上睡熟,透过衣服我可以感受到她,那一刻仿佛她真的是我肉中之肉,纵然她不是犹太人,纵然有敌视犹太人的暴君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
哈娅和茨维的那套房子大概离港口只有一刻钟的路。茨维是99lib•net个英雄,我的大部分行李都由他一个人拿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正在造一幢大楼,那是坐落在本-耶胡达街拐向诺尔道街的教育学院。乍看之下,我把建筑工人当成了吉卜赛人或者土耳其人,可是哈娅说他们就是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犹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犹太人,除非在图片上。接着我哭了起来……不但因为建筑工人既强壮又幸福,而且因为他们当中有些小孩子,顶多有十二岁,每个人背上都扛着木梯,梯子上放着沉重的建筑材料。此情此景让我悲喜交加,啜泣了一会儿。有点难以解释。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不是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创造了猪,不讨厌它,他们杀小猪时,小猪吱吱大叫,用遭受折磨的小孩的声音祈求,上帝看到并听到咕哝声,像怜悯人一样怜悯受罪的小猪。他对小猪的怜悯,与对遵守戒律终生崇拜他的拉比们和哈西德教徒的怜悯一模一样。
哈娅是我们三人当中最富有魅力、最令人钦佩的一位,她有趣,才华横溢,是个令人动心的人,但是对所有目光敏锐观察细致的人来说,我们三姐妹中最漂亮的要属范妮娅。我?我从来就不在被考虑之列。我只是傻里傻气的小妹妹。我想妈妈最羡慕哈娅,为她感到自豪,而爸爸几乎要把最喜欢范妮娅的真相隐藏起来。我在父母那里都不受宠,或许在爷爷埃弗莱姆那里还行。我爱他们大家,我不嫉妒,我不怨恨。或许,得到爱最少的人,只要他们不嫉妒,不痛苦,就会把自己的挚爱给予别人。你觉得呢?我对刚才说过的话不敢肯定,这也许是我在进入梦乡之际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也许大家在睡觉之前都讲故事,所以就不太恐怖了。你母亲拥抱着我说,索妮娅,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大家团圆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后有许多事情要相互帮忙,我们尤其要替父母分担。
那时,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要么就是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盖乌拉或阿哈瓦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穷学生们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范妮娅·穆斯曼和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就在那里相识。那是在1935年或者1936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住在泽弗奈亚大街42号的一个房间里,和她同住的还有来自罗夫诺的两个http://www.99lib.net朋友,伊斯塔卡·韦纳和范妮娅·魏茨曼,也是学生。我知道她有许多追求者。即便如此,我从伊斯塔卡·韦纳那里听说,她也失恋过一两次。
十一点钟,我们带着行李登上一艘小汽船,水手是个高大的乌克兰人,浑身冒汗,有点恐慌,我刚用乌克兰语友好地谢过他,想给他一枚硬币,他就大笑起来,突然用纯正的希伯来语说,美人儿,你这是怎么啦,没这个必要,干吗不亲我一下?
我无法描述,喜悦即刻涌上喉咙。忽然间我只想大声叫嚷,欢声歌唱,这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很有意思,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情感,归属感,拥有感,在家里没有,在果园里没有,在面粉厂里没有,从来没有,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平生从来没有过,不论在那天早晨以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快感:终于到家了,终于可以拉上窗帘,忘记所有的邻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在这里我用不着总是约束自己,不必为任何人感到害羞,不必担心农民们怎么看待我们,神职人员会说些什么,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感觉,我用不着努力去给非犹太人留下好印象。即便当我们在霍伦买下第一套房子,或者维斯里大街的这一套,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有自己家的感觉该有多好。那天早上七点,我望着自己从未去过的城市,那片从来没有驻足的土地,那些平生从未见过、样子滑稽可笑的小房子,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有点可笑,有点傻,对吗?
他要是看上了某位女生,就会过于殷勤地帮她工作,他会约她出去,夜晚到梅施阿里姆大街,或是桑海迪里亚小巷散步,他喜欢参加知识分子的讨论,他会感情充沛地朗诵密茨凯维奇或是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但是,显然他和多数女孩子的关系只限于严肃讨论或者是晚间散步,仿佛姑娘们只喜欢他的大脑。也许他的运气与那年月的多数男孩没什么两样。
就像我一下子就看出我姐姐哈娅在这里容光焕发一样……她生气勃勃,脸颊绯红,自信,武断……我也看出范妮娅的感觉不那么好,她面色苍白,甚至比以前更加沉默。她专程从耶路撒冷赶来接我,她为你的父亲阿里耶致歉,可他一天假也没有,她邀请我去耶路撒冷。
一天清早,我甚至可以确切告诉你某日某时……在1938年12月28日,1938年即将结九*九*藏*书*网束的前三天,哈努卡节刚过,那天天气晴朗,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暖暖和和地穿好衣服,一件毛衣,一件短大衣,我走上甲板,看着前面灰蒙蒙的云际。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只看见几只海鸥。突然,冬日从云际后面喷薄而出,云际下是特拉维夫,一排排的建筑群,粉刷得雪白的房子,不像波兰或乌克兰村庄小镇,不像罗夫诺、华沙或者的里雅斯特,但是像塔勒布特教室里的图片,像我们的老师门纳海姆给我们看的绘画和照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约莫仅仅过了一刻钟,我就发现站这么长时间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她和家里其他成员还没有告诉我,我自己就突然意识到她正经历着妊娠的痛苦……也就是说,怀的是你。她怀孕仅三个月,但是双颊似乎有点塌陷,嘴唇苍白,前额似乎蒙上了一层阴云。她的美并没有消失,相反,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直到最后她也没有能够把面纱揭开。
那是一个惬意、有点凉意的一天,记得最深的就是一股醉人而浓烈的烧焦油的味道,从冒着浓烟的焦油桶那里飘过来……他们一定是刚刚给人行横道铺过沥青……突然冒出了妈妈那张笑脸,接着是爸爸那张脸,泪水纵横,我姐姐哈娅和她的丈夫茨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从第一眼开始,就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她在这里找到的是多么出色的一个小伙子!他非常英俊,心地善良,还挺快乐的!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后,我才看见了你母亲范妮娅也在那里。她略微歪着身子站在那里,避开燃烧着的焦油,身穿长裙和一件蓝色手工编织毛衣,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在众人之后拥抱我,亲吻我。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晚上,茨维和范妮娅带我在特拉维夫转了转,也就是说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大街漫步,因为那http://www•99lib.net时的本-耶胡达大街尚未被视为真正特拉维夫的一部分。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的洁净美好。夜晚,街上的长椅、街灯以及所有的希伯来语标识,整个特拉维夫仿佛只是塔勒布特学校体育场上非常漂亮的展览。
在哈娅和茨维的小房子里,伊戈尔和照看他的邻居正等候我们到来。他大概有半岁大,是个活泼爱笑的孩子,就像他的父亲。我洗洗手,把伊戈尔抱在怀里,非常温柔,这一次我不想再哭了,我没有体验到船上那种疯狂的快乐,我只是感觉到某种安慰,发自内心深处,仿佛从水井底端,感觉到我们都到了这里,这里不是都宾斯卡大街。我也突然感受到,那个厚脸皮汗浸浸的水手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要的那一吻,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怎么会想到这些?迄今也不得而知。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因此不是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在去以色列土地的路上,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大吃大嚼熏猪肉、腌猪肉、猪肉香肠,显得不合时宜。于是我便吃很棒的白面包,面包那样精致,营养丰富。夜里我睡在甲板下面三等舱的寝室里,旁边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希腊姑娘,小孩顶多三个星期大。晚上我们二人经常把孩子放在床单里摇,这样她便止住哭声睡着了。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姑娘依依惜别。
至于我父亲,我听说他非常喜欢结交女友。他侃侃而谈,才华横溢,机智幽默,招致大家的关注甚至嘲弄。有学生称之为“活字典”。要是有人需要知道,甚或不需要知道,他总是喜欢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知道芬兰总统的名字,知道梵语“塔”怎么说,或者是《密西拿》中是否提过石油一词。
那是1938年12月末,从那时起我没有出过一次国,除非在想象中。我今后也不会出去。这并非因为以色列如此美好,而是因为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旅行都是个错误,你不会空手而返的唯一旅程就是你的心灵之旅。在我内心深处,没有疆界和海关,我可以像星星那样向着最远方行进,或者是在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旅行,拜访不再存在的人们。甚至走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待在那地方对我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我给你煎个鸡蛋吃了再走?再放些西红柿、奶酪和一片面包?或者放些鳄梨?不用?你又那么着急?至少再喝一杯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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